逐火之蛾的我正在星铁复兴文明 第182章

作者:奇点行者

  如果系统证明了它,它就变成假的,如果系统证明不了它,它又似乎是真的。

  于是,古典逻辑陷入僵局,后来人们指出,这是涉及“自指”问题的结果,并且力图通过元判断层和判断层的分层来处理这个问题。

  传统上,人们把这种现象视为形式系统的边界,视为理性大厦尽头的一道裂缝。

  但无独有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数学家们遇到了。

  在哲学界,这同样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发展线索,对理性上帝的反思和质疑,让现代人们看到了所谓“空洞的大他者”。

  上帝以及一切位于同样位置上的“最终解释者”,不管它叫科学也好,叫市场也好,都无法通过任何形式系统来担保自己的可靠性。

  人类的精神活动,追根究底到最后,是一种最终信念的纵身一跃,它不是真理,而仅仅是让思考得以进行、延展,最终反观自己。

  这个“纵身一跃”,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伦决断,在明知道绝对正确不存在之后,依然敢于决断,让某个信念成为自己一切观念的基石。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存在是向死而生的,对死亡这一终极命运的理解,赋予了存在以生的意义。

  但在这里,这是一种“向知而生”,是对自己过往无知状态的总清算,于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便在这个决断的瞬间诞生了。

  数学和哲学,两条不同的形而上学路径,在这里达成了一种惊人的一致性,在理性的裂缝处,我们窥看到了支撑起理性的非理性。

第四十四章 认识论的大变革

  那么现在回归更实际一点的话题,在实际计算中,类似的僵局经常表现为另一种更朴素的困境——

  如果一台机器开始计算某个问题,但它迟迟不给出结果,那么,它究竟是在认真计算,只是算得很慢?还是说,它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在这个框架里得出结论?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这两种情况常常难以区分。

  在这里,机器其实也可以换成人,这毕竟只是一种比喻修辞,借助计算语言来阐述清楚“巨构社会”的逻辑基础。

  在旧时代的观念里,很容易倾向于把这种僵局看成失败,如果一个理论不能给出非真即假的真值判断,就意味着它还没有抵达真正的知识。

  但天琴座船团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他们认为,不应该继续追逐一个永恒、封闭、绝对完备的真理系统,文明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号称可以回答一切问题的神谕机器,而是能够针对具体问题,生成具体判断环境的认知机关。

  也就是说,对于科学共同体来说,提问的方式应该更加自觉——

  在当前给定RTS(计算资源、行为风险、存储空间)的限制下,我们应该构造一个怎样的相对真理系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哥德尔现象可以成为计算的资源,未知和矛盾,都是必须诚实地进行公开管理的认知状态。

  这就是双重思维的第一条原则:

  在真、假之外,承认“矛盾”和“不知道”是有意义的判断。

  在双重思维的起点,我们只承认两种最原始的事实。

  第一,存在一种可构造的方式来支持某个命题。

  第二,存在一种可构造的方式来反对某个命题。

  换句话说,一个命题首先是一个被如此询问的对象——

  有没有理由支持它?有没有理由反对它?

  这两个问题之间彼此独立,也就是说,支持和反对可以同时成立,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矛盾”。

  旧逻辑往往默认,支持与反对不能同时成立,这是排中律在起作用,可双重思维并不把这种排斥关系当作先验真理加以接受。

  假使支持与反对确实不能同时成立,那也应该是系统运行之后得到的结果,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写进世界底层的公理。

  换言之,比起古典逻辑,这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否定排中律的构造性逻辑。

  于是,任何命题都会落入四种基本状态。

  第一种状态,是只有支持,没有反对,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真”。

  第二种状态,是只有反对,没有支持,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假”。

  第三种状态,是既有支持,也有反对,这是系统内部已经构造出冲突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进一步研究导向。

  第四种状态,是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它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我不知道”。

  至此,过去被隐藏在理论边界上的两个幽灵,被直接拉进了认知机器的工作台。

  不完备与矛盾,这两种存在不再是位于系统视野之外的灾难,而是系统内部可以报告和传递的认知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推理规则,控制局部矛盾的传播性,防止它瞬间摧毁整个相对真理系统。

  于是,双重思维的第二条原则便出现了——

  “矛盾”之处应当处于受到重视和视而不见的双重状态,前者是为了突破认知圆圈,后者是为了维护日常生活。

  在旧时代,很多计算系统只会给出两种答案:成功,或者失败。

  可真正复杂的世界从来不是这样运转的,许多时候,最负责任的回答是明确告诉你:

  “我找到了支持证据,也找到了反对证据。”

  或者:

  “在当前条件下,我两边都找不到。”

  这看起来只是多了两个回答,但它背后的意义却极其巨大。

  因为机器一旦能够直接报告矛盾与未知,它就不必再把无法判断的问题伪装成可判断的问题。

  既不必假装自己还在努力,也不必用沉默遮掩僵局——这正是“千载星辰”所需要的计算观念。

  作为一个文明级的科研巨构,千载星辰要同时管理亿万条理论路径,亿万组观测数据,亿万种尚未成熟的假说。

  在这种尺度上,最危险的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把“没有答案”伪装成“答案”本身,把局部的真理伪装成全局的真理,把还没有被构造出来的知识伪装成已经完成构造的结论。

  因此,双重思维要求认知机器学会四种基本报告:

  “当前支持成立。”

  “当前反对成立。”

  “当前支持与反对同时成立。”

  “当前支持与反对都尚未成立。”

  这四种报告,使知识生产不再被迫挤进二值判断的狭窄通道,它允许一个理论在尚未成熟时被保存,允许一个矛盾在尚未解决时被隔离,允许一个未知在尚未突破时被明确标记。

  这对文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科学史上大量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完整形式出现,而是常常以异常与失败的形式出现,甚至是以被主流打压而不得不孤身突破的形式出现。

  旧时代的科学共同体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它们受制于论文、经费和学术产权,一个结果若不能被包装成足够明确的结论,就很难获得足够稳定的社会承认。

  这正是私有制下的科学研究的最大桎梏,明面上的学术自由,背地里则是对什么算作“学术成果”做了剪裁,一些成果即使有价值也无法获得社会影响,一些成果即便是胡说八道,也可以包装成真理。

  “千载星辰”要做的,正是粉碎这一切。

  承认失败才是研究的常态,承认成功里运气是关键因素,承认那些失败的研究者也在进行同等的、有尊严的、应当获得社会承认的科学劳动……

  一句话,真正地在社会层面上承认“失败乃成功之母”。

第四十五章 尚未升起的星辰

  为了真正地实现这种理念,伊德莉拉设计了一种非常朴素的机器结构。

  面对一个具体问题,系统不会只派出一个孤独的推理者去寻找答案,它会同时派出三种搜寻者。

  第一种搜寻者,专门寻找支持,它的任务是回答:

  “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命题成立?”

  第二种搜寻者,专门寻找反对,它的任务是回答:

  “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命题不成立?”

  第三种搜寻者,专门寻找矛盾,它的任务是判断:

  “这个命题是否存在某种可识别的特征,可以直接猜出其具备某种性质?”

  这三种搜寻者是三条不同的认知通道,支持通道寻找正面构造,反对通道寻找反面构造,矛盾通道寻找冲突结构。

  一旦矛盾通道确认已经发现冲突结构,协调主机就不再等待其他通道慢慢完成,它会立刻报告“此处存在矛盾”。

  同样,如果支持通道和反对通道先后都找到了自己的证据,即使专门的矛盾通道尚未完成,协调主机也可以直接认定“此处存在矛盾”。

  这就构成了一种竞速机制。

  如果已经知道同一个命题在当前系统内同时拥有支持与反对,那么继续假装它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真假问题,就是对认知资源的浪费。

  只有在矛盾没有出现时,系统才继续等待。

  如果最终只找到支持,就报告真,如果最终只找到反对,就报告假,如果两边都没有找到,就报告“未知”。

  由此,双重思维把过去隐藏在“死循环”里的东西,变成了机器可以直接输出的结果类型。

  这就是双重思维的第三条原则——

  计算或者说认知,不是单纯地追求答案,而是动态地管理确定性、矛盾性与未知性之间的转换过程。

  从这里开始,“千载星辰”的真正意图才显露出来。

  天琴座船团并不打算建造一座宣称掌握绝对真理的科学神殿,恰恰相反,它要建造的,是一个能够持续生成“相对真理系统”的认知机关。

  旧时代的人们常常把这一点视为对真理的削弱,仿佛只要承认真理有条件,真理就不再可靠。

  但人之领恰恰认为,拒绝说明前提条件的真理才是不可靠的,因为那等于把一个临时性的判断,伪装成完备性本身。

  “千载星辰”要做的,是为每一个重大问题生成一个适配的推理内核,这样一来,科学研究就变成了对互相冲突的相对真理的管理。

  一个文明真正强大的地方,不在于它宣称自己拥有多少永恒答案,而在于它能够为不断变化的问题,生成多少可靠的判断。

  这与人之领的社会结构完全一致。

  因此,“千载星辰”最重要的变革,不在机器内部,而在围绕这一机器产生的社会关系。

  旧科学共同体依赖名誉和产权制度维持运转。

  这种制度曾经有效,在生产力尚未充分解放、科研资源高度稀缺、知识传播速度有限的年代,它确实能够激励人们投入创造。

  但到了人之领这个阶段,它已经越来越像一套旧时代的枷锁。

  在千载星辰的科研模式之下,三个不同任务组的竞速共同构成了对一个课题的探索,而这个课题可能还是一个更大课题的一部分,也可能拆分成更多的小课题。

  在这里,任何一项科研成果,事实上都不完全属于个体的天才灵感,一个人被分配到哪个小组去,而这个问题会在哪个分枝上取得突破,这都是未知的,最终的成果,来源于千载星辰对各个分枝结论的整合推理。

  那么,一个新发现难道还能再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冠名吗?一条新定律还能冠以某个人的名字吗?

  一个研究者的每一步,都依赖公共基础设施,甚至连他提出问题的方式,都来自整个文明长久积累下来的历史矩阵。

  既然如此,继续将最终结果切割为少数人的私有名誉,就会造成一种严重的劳动遮蔽。

  它让真正支撑科学活动的公共认知劳动变得不可见,它让无数托举起了最终认知突破的人们从知识的历史中消失——这和劳动的不可见没有本质区别。

  劳动被使用,却不被承认为劳动,知识被消费,生产它的整个链条却被隐去存在。

  “千载星辰”正是对这种状况的革命。

  科研成果不再以“个人所有物”的形式登记,而是以“文明认知过程”的形式归档。

  每一个参与者都会被记录,但记录的目的不再是确立所有权,而是承认他们参与了成果的生产。

  谁提出了问题,谁提供了材料,谁修正了模型……这一切都被视为真正的科学劳动。

  没有它们,一切知识就无法成立!

  这样一来,人之领的科学共同体,便第一次真正摆脱了旧时代的幻觉。

  千载星辰的社会化科研,将科研共同体本身以计算机式的纪律组织起来,成规模地搜索解空间——它不再需要把文明的集体认知能力,视作少数天才的私人奇迹。

  这才是真正的科研巨构!

  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奇迹,而是一个文明组织自己的纪律奇迹!是战胜了私有制的伟大文明才能做到的智识奇迹!

  有些问题,三十年得不到答案,有些矛盾,三百年都无法消解。

  有些空白,需要等到另一个星域的观测结果传回,才可能被填补。

  有些认知矛盾,甚至会在数个世代之后,成为新理论诞生的入口。

  旧时代的科研制度承受不了这种时间尺度,但千载星辰可以!

  因为人之领不再把知识生产理解为私人竞争,而是理解为文明维持自身感知能力的方式。

  就像眼睛不必为看见光而索取光的产权,耳朵不必为听见声音而申请声音的署名。

  千载星辰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某个人拥有某个真理,而是为了让所有人拥有他们需要的那部分真理!

  它是人之领伸向宇宙的认知器官,是一个文明所能拥有的最伟大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