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0章

“最好别用上，”男人说，“但以防万一。”

然后他教了他们怎么使用电报机，怎么用电报机自带的小工具加密和解密信息，然后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还有一件事，”他在门口停下脚步，向二人敬了个礼，“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同志让我转告你们：情况比预想的复杂，但你们做得很好。继续干。”

门关上了。斯拉瓦看着桌上的电报机和那两支手枪沉默了很久。

年导走过来，拿起另一支枪，熟练地检查了一下弹匣。

“嚯，看来我们真的捅了马蜂窝。”她说。

“是啊，”斯拉瓦把枪收好，“咱们俩就像棋盘上那过了河的卒子，只进不退。”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远处有几盏灯火，近处一片漆黑。乌兹比克的夜晚很安静，但他知道在这安静之下有很多人正在谋划着什么。

拉希多夫，内务部，那些想要收买他们或者干掉他们的人。

还有莫城，安德烈耶维奇，以及那场迟早要来的清算。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但他知道一件事：他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在网上键政的人了。

他现在也开始了他的实践。不管前面有什么在考验着他的理想和决心，他现在都要走下去。

年导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老弟想什么呢？”

“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办？只有杀！”年导笑笑，把枪插进腰间，“该干嘛干嘛，该查的继续查，该写的继续写。他们想收买咱们，咱们不吃那一套！

他们想吓唬咱们，咱们也不怕。大不了就是个死，还能咋的？那句话咋说的——

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

斯拉瓦看着她，笑着戳戳年导的腰子：“你有那器官吗你就说这话？”

“那咋了，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撅了？”年导拿着手枪晃了晃，威胁斯拉瓦。

随后她走到桌边开始摆弄那台电报机。

“行了别发呆了。来，我们一起练练怎么用这玩意儿——万一你挂了，我还得一个人把消息送出去呢。”

斯拉瓦走过去，开始和她一起练习这台特殊的电报机。

窗外，费尔干纳的夜风吹过棉花田，发出沙沙的声响。

这就是1980年的那个盛夏。

一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第8章 烈焰升腾

自那以后的一个月局势急转而下。

九月的费尔干纳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白天气温能飙到四十五度，地面上的热气能把人的鞋底烫软。斯拉瓦和年导已经换了三个住处了，从招待所搬到一个克格勃的安全屋，又从安全屋转移到另一个联络点。

他们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自那以后，走在街上年导总是能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有时候是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有时候是一辆灰色的拉达，不远不近地吊在后面。

他们已经辗转好几百公里了，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乔装打扮一番然后偷偷展开调查收集证据，城市里KGB的一些情报站也都会配合他们工作，提供相应的补给和一些情报。

旅店是无法去住的了，在联盟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下拉希多夫和他的党羽可以让正规旅店必须核验身份证明进行登记——还好这个时代互联网还没普及，不然两人估计连城都进不去。

官方场所反正是没法进去了，两人只能慢慢在各个城市、村子打听消息。安德罗波夫允许他们用那两万卢布的赃款来“为乌兹别克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上点润滑油”——当然，原本那些钱肯定是上交了，为了避免拉希多夫通过钱币的票号查人，两人用的都是当地情报站里的储备资金，全是毛票和旧纸币，保证查不出问题。

但是只要两人行动就不可避免会和周围的人事关系产生交集，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经营那么多年早就把这里打造成他这条地头蛇的牢不可破的堡垒，势力横跨黑白两道的他必然会让手下搜寻这二人的踪迹，年导和斯拉瓦二人没办法只能没过几天就转移阵地。

“操，又来了，”年导从窗帘缝里往外看，“今天是辆摩托车，两个人，拉希多夫那个狗东西已经急了。”

“我们现在就走，”斯拉瓦把手里的文件收进包里，“今天得去东边那个点。”

他们现在的装扮和刚来时完全不一样了。斯拉瓦留了一圈络腮胡，穿着白袜，戴上一副圆框眼镜，穿着当地农民常见的那种旧衬衫和布裤子。年导则把银白色的长发染成黑色的，换上一身乌兹别克妇女的传统长裙，穿着黑色的罩袍和面巾，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中亚穆斯林女人，往人群里一站根本看不出来她是谁。

还得是伊斯兰打法，穆罕默德上千年的智慧果然是有说法的

“你这打扮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斯拉瓦看着她，“就是眼睛颜色太扎眼了。”

“有墨镜。”年导掏出一副大框墨镜戴上，“走吧，别磨蹭了——热死我了，她们是怎么能忍受这种衣服的？”

他们从后门出去穿过一条小巷，拐了几个弯，确认没有尾巴之后才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经过一个多月高强度的提心吊胆的实战训练，两人也勉强算是个KGB了。

车上很挤，全是下班回家的工人和带着菜篮子的妇女。空气里弥漫着汗味、洋葱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香料味道。斯拉瓦被挤在角落里，一只手抓着扶手，另一只手护着胸前的包。包里装着这两天收集的资料：账本照片、证据照片、采访记录，还有几封举报信的副本。

举报信是最让他震惊的东西。那是在一个克格勃的情报站里看到的。站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特工，姓伊萨耶夫，在乌兹别克干了二十多年，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你们想看什么？”他把斯拉瓦和年导带进一个地下室，打开一排铁柜，“拉希多夫的材料？多了去了。”

柜子里塞满了文件夹，按年份排列从六十年代一直到现在。

“这些都是什么？”斯拉瓦问。

“举报信呗，”伊萨耶夫说，“这些年寄到莫斯科的举报信、被拦截下来的那些、还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收集的情报——收集这些黑材料是上面给的任务。”

至于为什么只收集不暴雷？别问，问就是干部任命制，再问就是勋宗安排的人。

斯拉瓦随手抽出一个文件夹，翻开看了看：第一封信是1974年的，一个集体农庄的会计写的，举报农庄主席虚报产量、贪污公款。信写得很详细，数字、日期、人名都有。

信的右上角有一个红色的印章：已处理。

“处理了？”斯拉瓦问，“怎么处理的？”

“写信的人被开除了，”伊萨耶夫的声音很平淡，“后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了，而那个农庄的领导后来就被调离了。”

斯拉瓦翻到下一封信：1976年，一个州检察院的检察官写的，举报当地内务部门包庇犯罪、收受贿赂。信的结尾写着：“我知道这封信可能永远到不了莫斯科，但我必须写下来，至少让真相有一个记录。”

这封信的右上角也有那个印章：“已处理”

“这个检察官呢？”

“退休了，没顶住压力。”伊萨耶夫说。

斯拉瓦继续翻。1978年，一个医生写的，举报当地一个恶霸强占土地、殴打维权者，有人被打成重伤，有人失踪。医生在信里说他亲眼看到了伤者，有照片为证。

“这个医生？”

“还能咋办？人微言轻的小市民哪能斗得过黑帮？”伊萨耶夫说，“收了点钱在黑帮的威胁下了事了。”

“妈的...这些信有多少封？”

“就这一个柜子，”伊萨耶夫指了指，“大概有三四百封。这还只是被我们截获的，还有更多直接在市一级就被销毁了，连副本都没留下。”

“你们收集了那么久黑材料就是为了放着吗？”年导深吸一口气，合着他们俩忙里忙外一个月调查的东西人家早就知道了？

伊萨耶夫看了她一眼：“上报给谁？拉希多夫是勃列日涅夫的人。我们特勤在乌兹别克的负责人也有拉希多夫那一派的——干了这么多年情报工作，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些人没什么区别，就算把材料送了，你觉得这些材料能送到哪里去？检察院？勃列日涅夫同志要查他自己吗？”

伊萨耶夫靠在柜子上，给斯拉瓦点了一根烟。

“整个乌兹别克，”他说，“从农庄到共和国，从警察到法官，从商人到记者。他经营了二十多年，早就把这里变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他吐出一口烟，看着烟雾慢慢散开。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能维持这么久吗？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贪官。他贪，但他也做事。这些年乌兹别克修了多少学校、多少医院、多少公路？都是他主导的。老百姓说起他，有人骂，但也有人夸。”

“所以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咋办？你能拿他怎么样？你没的选。”伊萨耶夫把烟头掐灭，“你想告他？告到州里，州委书记是他的人。告到共和国，共和国书记是他自己。告到莫斯科，他背后站着勃列日涅夫。你能告到哪儿去？”

斯拉瓦沉默了。

“那些举报的人呢？”他问，“那些被开除的、被流放的、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

“他们？”伊萨耶夫点点头，“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但勇士在这个体制里，往往没有好下场。”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斯拉瓦一眼：“你们也一样，年轻人。你们在做的事情迟早会超出拉希多夫的忍耐极限。到时候，你们觉得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斯拉瓦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整个系统，一个盘根错节、上下勾连、几乎无懈可击的系统。

但他没有退缩。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和年导像两只鼠鼠一样在乌兹别克穿梭。白天走访农庄、工厂、机关，晚上在克格勃的安全屋里整理资料、发送电报。同时通过这些情报记下那些可能对他们有用的潜在盟友。

他们还用钱贿赂了一些人，想要获得更多信息，但效果很差。9月10日一个棉花加工厂的车间主任收了一千卢布，说可以带他们去看真正的账本，结果把他们带到一个偏僻的仓库，里面等着的是三个拿着铁棍的壮汉。

那次多亏年导反应快，先发制人放倒了一个，又和斯拉瓦配合拿下了另外两人，接着她拉着斯拉瓦赶紧逃亡，在棉花田里跑了半个小时才甩掉追兵。

“真尼玛该死，”斯拉瓦趴在地上喘气，棉花絮粘了一身，“这帮人是真想弄死我们。”

“你以为呢？”年导也在喘，但脸上居然还带着笑，“连两万卢布都不要的人，留着干嘛？等着给他们添麻烦？”

“那我们怎么办？”

“继续干呗，咱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年导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怕也没用。”

他们之前面对黑恶势力确实报过警——当时拉希多夫还只是盯梢和骚扰，还没到真正撕破脸的地步。当地的民警态度很好，记录了他们的陈述说会认真调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周过去，两周过去，什么消息都没有。

后来他们就不再求助民警了，转而更多地利用克格勃情报网里的信息去联系那些对拉希多夫及其党羽不满的人——这正是安德罗波夫想要看到的。

这两个年轻人正在慢慢懂得什么是政治。

在9月21日晚上，斯拉瓦在安全屋里发了很长一封电报给莫斯科。他把这两个月的遭遇都写了进去：被跟踪、被威胁、被设圈套、报警无果、贿赂无果。还有那些举报信，那些被处理的举报人，那个通天的腐败网络。

电报发出去之后他坐在窗边发呆。年导走过来，递给他一杯茶。

“想什么呢？”

斯拉瓦接过茶杯：“我们能赢吗？”

“赢什么？”

“赢这场仗。”他看着窗外的夜色，“拉希多夫经营了二十多年，我们两个人能把他怎么样？”

年导在他旁边坐下，也看着窗外。

“你知道蚂蚁怎么吃大象吗？”

“一口一口吃？”

“对，”年导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口一口吃。每收集一份证据，大象就少一块肉。等肉少到一定程度，大象就站不住了，就急了，到那个时候它就会展现出破绽。”

“但我们可能在吃完之前就被踩死了。”

“那就看谁更快了。”

斯拉瓦看着她，轻轻锤了她的肩膀一下，笑了笑。

“你还真是乐观。”

“这不是你教我的嘛，想得开，挺得住！”年导耸耸肩，“我才不怕什么拉希多夫，我一听有黑恶势力我就高兴！这算什么压力？无非是什么混混帮派下三滥的威胁罢了！八一九政变那才叫压力，双方好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坦克轰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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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来了。费尔干纳的天气开始转凉，棉花田里的棉絮被一车一车地运走送往加工厂，斯拉瓦和年导的调查也进入了收尾阶段。

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跑了三十多个农庄、十几个加工厂、六个州级机关，采访了上百人，收集了一大堆资料：账本复印件、照片、录音带、举报信副本、内部报告...

所有的东西都被整理好装进密封袋里，通过克格勃的秘密线路一批一批地运回莫斯科。

“这是最后一批了，”伊萨耶夫把一个包裹交给一个年轻的特工，“小心点，别出岔子。”

年轻特工点点头，拿着包裹出了门。斯拉瓦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总算是差不多了，”他说，“接下来就是等莫斯科那边的消息了。”

“别高兴太早，”伊萨耶夫的表情很严肃，“拉希多夫不是傻子。你们在他的地盘上折腾了两个多月，他不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

“我们一直很小心。”

“小心也没用，”伊萨耶夫摇摇头，“我们特勤在乌兹别克的人有一部分是被拉希多夫渗透的。你们的一举一动，他可能早就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们最好赶紧回莫斯科，”伊萨耶夫看着他，“我怕你们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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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耶夫的警告在三天后应验了。那天早上，斯拉瓦和年导正准备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屋，突然收到了一个消息：昨晚运送资料的那个年轻特工失踪了。

“失踪？”斯拉瓦的脸色变了，“怎么失踪的？”

“不知道，”传递消息的人说，“他应该是走陆路去撒马尔罕，从那里转机去莫斯科。但他没有出现在撒马尔罕的接应点。我们的人找了一夜，没有任何线索。”

“资料呢？”

“也没了。”

斯拉瓦和年导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完蛋了。

那批资料是他们这个月调查的精华，里面有最关键的证据——账目造假的铁证、举报信的副本、还有几张拉希多夫与莫斯科官员的合影。如果这些东西落到拉希多夫手里...

“走，”年导说，“现在就走！”

但已经来不及了。当天下午，乌兹别克内务部发布了一份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