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94章

中国工人的宿舍在合同改了之后从八人间变成了六人间。可苏联工人自己住的是国家分配的工人公寓——四人一间有独立卫浴，还有空调和暖气。对比之下，六人间的上下铺看起来就像...

中国工人的伙食也不行，玻璃厂算是重体力劳动，工厂食堂每天必须供应三顿饭管饱，但品种单调。苏联工人的食堂有汤有肉有面包沙拉，午休和下班时还提供茶水。

最让苏联工人震惊的一件事是这间玻璃厂的党委和工会。

福耀在中国是民营企业,按中国的规定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要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福耀（远东）自然也有，可实际上形同虚设。

这间玻璃厂的工会主席是曹德旺的连襟，同时也是福耀共产党委员会的第一书记。这种工会在美国劳动法里被称为“公司工会”（company union），其功能不是代表工人利益，而是配合管理层。

这就是华工有事不找党委和工会的原因——找了也没用，他们不替工人说话,不干预管理层的决策,不监督用工条件，它就是一块牌子！

苏联这边工会和党委都是有实权的，它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它直接受工厂苏维埃的制约，它必须维护工人的基本权利！

虽然不是每个企业都做得好，有的也是走过场,但至少制度上它是被赋予了权力的。

而在这家工厂——一个挂着共产党牌子的党委居然在一群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面前什么都不做！

一个苏联老工人私下跟同事说道:

“都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看着这些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胞我很难想象美国那边的无产阶级同胞过着怎样地狱般的生活。”

在1995年1月，苏联工人很快组建了工厂苏维埃。

不需要请求和申请，他们直接做了，这是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力。

在苏联的制度里,任何一个有二十名以上工人的生产单位工人都有权组建苏维埃，组建完然后给管理层报备,管理层必须承认它的合法性。

苏联工人用了三天完成了全部程序——

第一天：在工人食堂召开全体苏联工人大会,宣布成立福耀（远东）工厂苏维埃，934名苏联工人全票通过。

第二天：在工厂的广场上，大家先举办升旗仪式，把列宁像和鲜红的镰刀锤子国徽放在桌上，进行苏维埃内部选举。

大家按车间和工种分区举行选举，浮法车间选8个代表,切割车间选8个代表,退火车间选8个代表,包装和物流选4个代表,行政后勤选4个代表——总共32个代表组成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苏联工会法的程序来。

在此期间，许多华工都好奇地看着这些俄国佬的行为，一些老职工眼里还闪过一丝回忆，本能地想在墙壁上寻找教员的画像。

但他没有看到教员，墙壁上只有一尊和列宁并列的神像，象征着中苏友谊。

第三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工厂管理层递交了正式通知：

“根据苏联劳动法和工会法,福耀（远东）工厂苏维埃正式成立,以下为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苏维埃将代表全体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和决策。”

这种组织效率曹德旺真没见过，那已经是很久远的记忆了。他又不能拿苏联工人怎么办，一方面是外交上过不去，另一方面是苏联人的民兵有枪。

PS：苏联工厂设立的民兵都是有配枪的，70、80年代的民兵都拿的是老库存，一些人还在用莫辛纳甘，另一些则是用手枪或者SKS半自动。只有一些重要的军工企业或者国企民兵队伍才会有AK。

苏维埃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管理层更换。

苏联管理层中那些由管委会指派的人被苏维埃认为“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工厂苏维埃要求:

“苏联方面的管理岗位应该由苏维埃选出的各车间、各工种的代表来担任,而不是由上面指派的人来坐。”

这在苏联的一些大型企业里并不罕见，老钟当年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也被苏联吸收进来了，工人代表进入管理层参与决策是苏联企业治理的一个特点。

管委会那边犹豫了一下,但最终同意了——因为苏维埃的要求在法理上站得住。

于是苏联方面的管理层被替换了。替换上来的是苏维埃选出的代表，都是那些在车间里跟工人一起干活的被工人信任的人。他们进了管理层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

要求透明化！上OGAS！上终端！工人必须要知道自己一天生产了多少价值，企业的价值流通必须透明！

“我们要求工厂像苏联其他生产单位一样对内公开生产数据和财务数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管理层会议上说。

“具体来说，每个季度工厂都要公布总产值是多少、总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利润中有多少归集体用于工人福利、设备更新、公共设施，有多少被分配给管理层、给股东、给合资方。所有一线生产者都应该知道自己产出了多少价值。”

这在苏联的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企业里是标准操作。OGAS系统让数据透明化变得很容易——每一吨玻璃的生产成本、每一批订单的利润、每一个车间的产出...系统里全有。

可这对曹德旺来说这无异于把他的账本打开给工人看。

企业的财务数据是老板的秘密。工人不需要知道工厂赚了多少钱、利润分了多少，工人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你这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想都别想！”曹德旺说。

————

冲突就此爆发。

苏维埃提出了透明化的要求随后被曹德旺拒绝，于是苏维埃把这个要求以正式决议的形式提交给工厂管理层：

按苏联劳动法,涉及工人权益的重大决策,苏维埃有权通过投票形成决议,管理层和党委必须给予正式书面回应。

可管理层不全是苏联人——百分之四十是苏联人,百分之六十是中国人。中国管理层在曹德旺的指示下全员投了反对票。

第一次苏维埃投票就这样没通过。

苏方代表看着投票结果沉默了许久。

我们遵守法律是因为我们知道法律是维护劳动者的，因此我们决定尊重法律流程给它一个面子。

可如果法律已经不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呢？那么劳动者作为国家的主人，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拨乱反正。

“既然管理层否决了苏维埃的合法决议,那么苏维埃就宣布罢工，让党委和工会开启谈判吧。”

罢工的第一天，除了维持秩序的民兵，900多名苏联工人停止了工作，他们走出车间在工厂大门口集合，600多名中国工人还在车间里。

曹德旺的应对很快——他做了一件他在中国的工厂里干过很多次的事:给中国工人加了一点钱。

不多，每人多加100元工资。

“就让苏联人闹他们的，”曹德旺对中国的工头们说,“你们继续干活，年底还有奖金，要是能做到恢复生产秩序，我给你们管理层发500元奖金！”

中国工人犹豫了。100人民币不多，可对那些家里有老婆孩子等着他们寄钱回去的人来说这确实很多。

所有中国工人继续留在了车间里，苏联工人在工厂大门口看到了这一幕。

“看，这就是资本家在分化工人。我们教科书上都写过，给一部分工人多发一点钱,让他们跟另一部分工人对立。这样全体工人就团结不起来了。

马克思一百年前就说过的东西,这个丑陋的资本家今天还在用！他手底下的工贼和反动派会竭力腐化我们劳动者，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觉醒！”

苏联工人派了代表去找中国工人。

“同志们,”苏方代表说,“他给你们多了100人民币，你们想过没有——这钱是从哪来的?是从工厂的利润里来的！工厂一年的利润是可不止几百万人民币，他给你们六百个人每人多100,加起来才6万。才6万元就把你们给买了?”

“你们每天干十小时以上,赚的比苏联工人少一半还多。可你们生产的玻璃跟苏联工人生产的是同一块，同样的质量同样的价格卖出去，区别只是你们拿的少。

我们要同劳同酬！记住，这个邪恶反动腐朽的资本家不是因为爱你们才给你们钱，他没有良心，他现在给钱是因为怕你们也跟我们一起罢工！”

中国工人听完了，随后则是沉默。

中国工人有他们的难处。

小陈在苏联代表离开之后跟几个中国工友坐在宿舍里低声讨论。

“他们说得对不对?”一个工友问。

“对。”小陈说,“可对不解决问题。”

问题是什么?

他们签的是海外劳务派遣合同——跟福耀在中国的子公司签的。合同里有一条:如果工人违反工厂纪律、参与罢工或其他扰乱生产秩序的行为,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安排遣返。

1982年的新宪法已经取消了他们的罢工自由，说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职工与国家、企业的根本利益一致，罢工不利于生产和社会稳定。

遣返就得被送回中国。这意味着失业，意味着他们来苏联之前预支的那笔安家费要退回去(合同里写了的)，意味着回到江西或福建的农村,一年能挣的钱还不到在这里的三分之一。

他们的家人在中国。妻子、孩子、父母等着他们每个月寄钱回去。这笔钱虽然不多，但也是那些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如果他们罢工、被解雇、被遣返....他们的家人怎么办?

他们都有软肋，这便是曹德旺能拿捏他们的原因之一。

“苏联人可以罢工是因为苏联的法律保护他们。可我们不是苏联工人，我们是中国的劳务派遣，苏联的劳动法保护不了我们的合同——那份合同是在中国签的。”

苏联工人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开始换一种方式说话。苏维埃主席带着翻译在工厂外面的一棵白桦树下跟中方工人里的温和派领袖小陈聊了一次。

“你们的难处我理解。”主席说,“你们怕被开除、怕被遣返。这是你们的软肋，那个资本家知道你们的软肋,所以他给你们100人民币就买得动你们，你们怕失去更多。”

小陈没有说话。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苏联方面可以解决你们的这些软肋呢?”

“你们什么意思?”

“如果苏联的工会可以给你们一个保障:即使曹德旺解雇你们,你们不会被遣返。苏联可以给你们在远东特区的临时居留权，你们可以在特区的其他工厂找到工作——远东现在到处缺工人！你们的家人在中国的生活费工会可以先替你们垫付,等你们在新工厂上了班再还。”

小陈看着他有些不敢置信：“你能做到这些?你有这个权力吗？”

“我是工厂苏维埃选举出来的代表，我当然可以代表我们工人的意见！工会不帮助工人那还是工会吗？我们都可以先给你们把钱垫上。

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上报到了政府。苏联方面不希望这个工厂停产——OGAS的订单不能断。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在苏联的土地上有工人被像牲口一样对待。管委会在找一个平衡——让工厂继续运转,同时让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如果政府同意了,如果你们的软肋被解决了——你们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罢工?”

小陈想了很久。

“我先回去跟大家商量一下。”他说。

————

消息在中国工人中间悄悄传开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有的人说“别闹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干一年合同就到期了”，有的人说“苏联人说的好听,真到了那一步,他们保得住我们?”。

可那些年轻一些胆子大一些、在苏联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觉得“也许事情可以不一样”的人，他们在考虑。

曹德旺不是傻子，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从未体现在镇压工人运动这一方面。

他在中国工人里安插了自己的人，工头们很快察觉到了苏联工人在做的事——他们在拉拢中国工人。

消息被报到了曹德旺那里，曹德旺当即决定先反告一状！

他给苏联远东特区管委会写了一份投诉:苏联工人擅自组建苏维埃、干扰工厂正常生产秩序、煽动中国劳务工人违反劳务合同。他要求管委会介入制止苏联工人的“非法行为”。

在曹德旺的认知里这跟在老家告状是一样的——找政府让政府来压。

地方政府官员保护本地大企业家、在涉外纠纷中偏袒本国资本，这在他的老家比比皆是。

可他不知道的是工厂那边也有人在传递消息。

中国工人里也有亲苏派，有人在工头跟曹德旺汇报的时候碰巧在隔壁的房间里听到了工头说的话，这人在当天晚上找到了苏联苏维埃的代表。

“曹老板要告你们。”他通过翻译说道。

“他说中方官员必然会偏向他，你们会不会也被镇压？”

苏维埃主席听完没有慌张，他看了一眼手表。

“不慌，只要我们的政府没下发通知阻止我们，我们就继续做下去！我们工人阶级最有力量！放在几十年前，这种人已经被我们吊在路灯上了！”

当天夜里工厂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

苏维埃代表们在宿舍区的一间杂物间里开了会，杂物间里灯光很暗,只有一盏裸灯泡。

主席站起来。

“同志们,情况是这样的...”他把曹德旺的投诉计划通报了。

“如果他先告了状,管委会那边可能会犹豫——毕竟曹德旺是投资方,管委会不想得罪投资方，我们必须抢在他前面行动。”

他看着众人。

“第一，我们要立刻成立工厂临时党支部。”

在苏联的制度里,党支部的权力高于苏维埃。

苏维埃是工人的自治组织,党支部是党对基层的领导。

成立了党支部并获得批准,那苏维埃的行动就有了党的背书——管委会如果要否定苏维埃就等于要否定党支部,而否定基层党支部在苏联的政治生态里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

“第二，成立罢工指挥部。从明天早上开始,全面罢工。不只是苏联工人，我们要争取中国工人也参加，至少争取一部分。”

“第三，在罢工开始的同时向管委会和远东特区工会总部发出正式通报:

工厂苏维埃依据苏联劳动法和工会法,合法组织罢工行动,原因是管理层拒绝执行苏维埃的合法决议。请管委会派人来仲裁。”

他看着窗外。

纳霍德卡的深夜很安静，海风从日本海吹过来,带着咸味和炙热的决心。

“我们抢在他前面。明天早上天一亮我们就行动。要是这个资本家打算先下手，我们就先把电话线切掉，派人想办法拦住他们的车——让民兵同志把那个资本家的车胎扎了，门锁里面灌上胶水！”

“要是那个资本家打算武力破坏机器要对我们的同志动手怎么办？”

“怕啥？不让我们用批判的武器我们不是还有武器的批判吗？”“还真是。”

一众苏维埃代表看了看彼此，然后一个一个地点了头。

在这间黑暗堆满了废旧零件的小屋子里,一个临时党支部和一个罢工指挥部就这样成立了。

没有任命书，没有公章，没有红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