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98章

自曹德旺事件被报道出来到现在仅仅过了三天，斯拉瓦和苏共就已经被群情激愤的西方媒体骂的狗血淋头，一时间“小斯大林”、“红色沙皇”、“独裁者”、“斯拉夫野蛮人”、“控制狂”等一堆帽子全扣在他头上了。

而面对西方的指责和讽刺，塔斯社则选择引用了1987年总书记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兼十月革命70周年阅兵时的讲话：

“...同志们，美国怕的从来不是苏联的核武器，不是苏联的坦克、核潜艇。

苏联的陆军力量能威胁到的只有欧洲，而美国的核力量并不弱于苏联。美国人恐惧苏联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苏联拥有一个足以彻底摧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是苏联的核心竞争力。”

苏联外交部对北约针对此事件的一切反应都可以用波波的名言来总结：敌人越是反对我，越说明我做对了。

总之，苏联这幅“老子就是这样做了你能拿我咋样”的态度更是让西方感到恐慌，连西方谴责都不怕了，必须出重——等等好像打不过——必须更加猛烈地谴责！

戈尔巴乔夫是真的在乎西方怎么评价他，给他颁个诺贝尔和平奖都能让他乐半天，伊万诺夫是真尼玛不要脸！

————

1995年5月1日 国际劳动节。

每年的五一劳动节苏联都会在红场举行盛大的游行和庆祝活动，这一年也不例外。工人方队、学生方队、军事方队从红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巨大的标语和横幅在人群上方飘着。

可这一年的五一有几条标语不同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分国籍!”“保卫劳动者权益！”

“苏维埃是工人的盾牌!”

这条让西方驻莫斯科的记者们多看了几眼。在纳霍德卡事件之后，“苏维埃”这个词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重新焕发了活力。论坛上开始出现大量讨论工人自组织权利的帖子，有许多西方世界的工人都开始在自己的工厂里提议成立苏维埃。

这些标语其实年年都有，但今年不一样了，工人的阶级意识——那种几十年来被认为已经变成了空洞仪式的东西——似乎在纳霍德卡事件之后变得真实了。

一个工人在苏联的工厂里真的有权组建苏维埃，真的有权跟资本家对着干而且赢了！

这件事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

是，西方工人只要还没跌落斩杀线他们的待遇并不差，只要苏联还没有放弃意识形态、苏维埃政权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都是有保障的。

但这些工人还是想去做，因为苏联工人让他们觉得原来他们真的有权利这么做。至于结果嘛...自然是少不了资本主义铁拳，国家都已经给你们工会了你们为啥还要搞什么苏维埃？工会不是已经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了吗？

还真有胆子肥的记者在劳动节游行的时候去采访伊万诺夫总书记，那记者开始念稿子，细数斯拉瓦这些年改革的成果和在西方视角看来的坏处，又提到了最近这段时间的曹德旺事件，问斯拉瓦苏联是不是打算借着工人权力问题干涉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要对全球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把侵略和战争从巴尔干扩散至西欧。

没等记者念一半斯拉瓦就开始走神，突然他看到克里姆林宫里养的小猫路过，一把把猫抱到腿上然后捂住小猫的耳朵。

“总书记先生，请问您是——？”记者有些疑惑地看着总书记把这只黑猫抱起来。

这只黑猫的上唇两侧有两撇浓密且末端微微下垂的白色斑纹，看起来有点像某个历史人物。

“哦，它叫喵瑟夫?斯大林（Meow-seph Stalin），我捂住它的耳朵是为了让它不要听到你的荒谬言论。”斯拉瓦耸耸肩，两个特勤立马走出来把这名记者请出了克里姆林宫。

后来互联网上很多网民都说这是大林觉得熊哥干的好，专门找导师托关系投胎到克里姆林宫来探望后辈。

————

此时的北京正在处理曹德旺惹出来的大麻烦。

曹德旺被挂在路灯上的照片最终还是从外交部送上了江怀民总书记的桌子，这烂摊子闹得全世界都知道，自然就不是外交部单独可以决策解决的事了。

还好，至少在1995年4月的老钟，官方还是可以有效封锁消息的。西方报纸进不来，能和外界沟通的设施除了电话就是互联网，此时老钟能上网的人大概只有几万——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的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普通人基本不上网。

“...因劳资纠纷，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苏联远东特区遭到苏联工人和我方工人的袭击，没有出现流血死亡事件。事件已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苏联政府目前态度倾向支持工人一方，请求中央指示。”

江怀民对此非常头疼，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这一年的中国并不太平。

自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去后，中央的政策开始逐渐趋于保守，陈云、李鹏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治理整顿”，实质上是收缩改革目前的步伐。苏联如今跟电表倒转一样的发展速度和美好前景更是加剧了党内“继续走市场不如去摸着老大哥的腿过河”的思潮。

当时的舆论氛围是“姓社姓资”的争论甚嚣尘上，很多地方干部不敢再搞市场经济实验，怕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希贤本人虽然在1989年之后已经退出大部分正式职务，但他眼看改革势头可能被彻底逆转，所以在1992年选择以视察南方的方式重新为改革定调。

邓希贤南巡的核心信息很明确：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

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前车之鉴大家都可以看到，撒切尔先往前拉一通，工党又回退，现在新首相又往前拉，导致的后果就是英国经济持续衰退。

邓希贤认为中国绝不能像英国那样在改革的道路上摇摆，这个有着九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是一辆惯性巨大的战车，一旦出现摇摆，很容易散架！

此时的中国经济水平非常糟糕，思想摇摆混乱，社会治安度下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不断下降。

在80年代，地方经济势力不断壮大，毕竟“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让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财政包干制“分灶吃饭”从1980年开始实施，各省与中央谈判确定上缴比例，剩余部分留归地方。

这导致在9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了所谓“诸侯经济”的现象——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经济快速增长，地方政府有了相当大的财政自主权，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各省之间设置贸易壁垒等问题。

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背景下，1992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始继续前进，很快新一轮经济过热出现，1994年中央统计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4.2%，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

PS：没错，1988年前老钟价格闯关失败那会的通胀都没1994年高。

通胀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南巡释放改革信号后鼓励了地方的经济冲动，1992到1993年地方政府通过地方银行和信用社大量放贷、变相扩张信用，海南、广东等地在1993年还搞出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乱象，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大量发行了各种“代币券”、“代金券”、购物券等准货币工具。

除了这些券上没印毛主席，它已经和人民币没太大区别了。

在地方经济扩张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到1993年前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跌到不足30%，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江怀民认为这样搞下去中国真的要TM完蛋了，于是在1994年由央行行长朱镕基推动分税制改革，要把财权向中央集中。

于是在94年，中央开始通过分税制和金融整顿重新收权，终于在1995年初将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

在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通过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希望为此时已经过热的经济实现“软着陆”。但屋漏偏逢连夜雨，1995年是国企改革年。当时部分国企被解散后出现了大规模下岗潮。

仅在1995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就已经有了464万下岗者，预计接下来至少120万富余职工将面临失业风险。

同时，农业也开始被认为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城乡、工农及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产品供求矛盾突出，进一步加剧了通胀压力。

除了经济议题，腐败现象、社会治安也是当时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焦点。

在这风雪交加的时候又遇上这种麻烦事，直接和苏联撕破脸？不，不可能，苏联此时已经是拯救老钟经济的重要因素了，苏联和中国的贸易比例非常大，苏联去年还签订劳务派遣合约帮中国消化下岗潮，在1992年美苏联合收割日本时苏联还给老钟留了口汤喝。

更何况现在还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还在持续，美国那边巴不得老钟和苏联闹翻最好双方打一架，老钟如果替曹德旺出头就等于在全世界面前反对社会主义叙事、反对工人团结、反对无产阶级联合！

老钟好歹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CPC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于情于理江怀民都不会因为曹德旺这个资本家和苏联闹别扭！

死一个曹德旺事小，损害了目前的经济发展事大，要是没有照片，曹德旺就算被工人吊死在路灯上游街老钟外交部都要说是曹德旺自己脚滑不小心把头套到绳子里，可问题就是这照片传的太广了，老钟既要考虑社会主义团结又要考虑外资。

是，苏联能在西方媒体前那么硬气说什么“爱来就来不来就滚”是因为苏联已经不依赖外资，可老钟搞市场化改革太需要外资投入了！

此时老钟和苏联的贸易已经达到了一个短期的瓶颈，暂时无法更进一步——除非老钟可以产业升级一波搞出更能吸引苏联的产品，不然就只能依靠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吸引西方资本建厂拯救就业和经济。

这下一根筋两头堵了。

支持苏联？中国在苏联的投资不止曹德旺一家。远东特区里有几十家中国企业，这些企业的用工模式很多都跟曹德旺类似:带中国工人过去，用中国的管理方式管理，工资和待遇低于苏联标准。

支持苏联的代价就是中国企业在苏联的用工成本会大幅上升，企业不一定乐意去，外资担心老钟也开始学苏联不敢进来。

而且苏联用更好的待遇吸引中国工人留下来短期是好事，长期是坏事——

毕竟，如果中国工人在苏联体验过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回到中国之后还愿意回到老钟的血汗工厂里去吗?

80年代初许多大陆人逃往香港或西方国家，老钟还有一套现成的叙事框架来消化：这些人“被资本主义的物质诱惑所迷惑”，是“意志薄弱的个体”，是“被敌对势力利用”。这套话语在老钟政治文化中已经运转了几十年，老百姓听了虽然未必全信，但至少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制度怀疑——毕竟资本主义确实有物质上的吸引力，这一点老钟自己也在1992南巡讲话后默认了。

但大量工人拖家带口往苏联跑就有大问题了。老钟没办法说一个工人“被社会主义的糖衣炮弹蛊惑”——那就等于承认别人的社会主义比自己的好，也没办法说他“意志薄弱”——他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跑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恰恰是曾经承诺过但没有兑现的东西：工人当家作主、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动者权力。

这在意识形态上非常非常严重，会严重打击党执政的合法性。

1995年的CPC靠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实现现代化，即经济绩效合法性；另一条是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意识形态合法性。两条腿都不能断。

那支持西方呢？中苏贸易在这关键时刻可不能停，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绝不能因为一个傻逼资本家而动摇，中苏无论是技术、军用还是经济上的合作已经非常密切，中国目前无法承受第二次中苏决裂的代价。

咋办？

这朵乌云悬在江怀民头上，令他夜不能寐。

————

中南海的内部讨论持续了两天。

最终大家认为首先应该低调处理，曹德旺被制裁是他活该，这事就过去吧，外国记者问起来就糊弄过去，多强调强调老钟欢迎外资保护劳动者权益就行。

其次就是封锁消息。

不能让广大老钟的普通工人知道这件事的全貌。他们可以知道“人民企业家在苏联遇到了麻烦”，这无所谓，但他们不能知道“苏联工人联合华工组建苏维埃对抗资本家而且赢了”，本来现在就处于改革的阵痛、黎明前的最后一丝黑暗，真的不能再乱了。

而且，这次事件也让大家都明白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为了大家都好，还是建一堵墙吧。

————

1995年5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措辞温和的声明:

“...中方关注到在苏联远东特区发生的涉及中国公民的事件。中方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已就此事向苏方提出了交涉。中方希望苏方依法妥善处理此事，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中方要求在苏联经营的中国企业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这份声明在国际上被解读为:中国默认了苏联的处理方式，且中国不会因为这件事影响中苏关系大局。远东特区的中国企业会被要求整改遵守苏联劳动法，中国的劳务派遣合同会做调整，不再包含“被企业解除合同即遣返”的条款。

作为交换，苏方则在这件事上没有做太多公开宣传，莫斯科不在官方媒体上大张旗鼓，但国际互联网上人们自发的讨论他们管不了。

在解决了外交问题后，接下来就是整理国内的烂摊子、整顿一下国内互联网了。

中国大学的互联网已经有了很多有了论坛，比如水木清华、南大小百合、北大未名，他们都用的是苏联的卫星浏览器，不仅可以访问北约互联网，还可以随时进华约互联网，许多外国IP都把代理挂在中国来访问“敌对阵营互联网”。

1995年5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北京挂牌成立，主要负责管理国内互联网产业。同月，金盾工程上线，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出口的几个骨干节点上都部署了过滤和监控设备，所有进出中国的互联网流量都必须经过这些节点，就像海关检查每个数据包裹一样。

许多包含特定敏感词汇的网页和通信将会被自动拦截，北约和华约的互联网全被封锁，那些访问被封锁网站的国内用户的IP地址会被自动记录。

只有官方成立的针对学术机构的VPN可以被使用，适用范围也仅限于主流学术网站。

看样子奥地利和瑞士IP又能在不远的未来获得几何级的增长了。

就在所有事情暂时告一段落，江怀民将继续驾驶着这艘巨舰冲出风暴迎接21世纪时，一个新的大事件突然出现：

1995年5月23日，困守小岛的台独总统李登辉成功访问美国。

第三次台海危机拉开了序幕。

第139章 勿谓言之不预也

1995年5月23日 美国 纽约州 伊萨卡。

李登辉站在康奈尔大学的讲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装，戴着眼镜，七十二岁的他面对台下的师生和校友精神矍铄得像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

几百人坐在礼堂里，还有几十台摄像机和上百个记者。

不仅是美国那边的记者来了，日本记者也赶来凑热闹，李登辉演讲的标题叫《民之所欲，长在我心》。

名义上这是一次校友回访母校——李登辉1968年在康奈尔拿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个校友回母校讲讲话在任何国家都是正常的事。

可李登辉这次窜访是政治性的，他在演讲中多次使用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措辞，暗示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一个独立与大陆无关的政治实体。

在全世界的摄像机面前，李登辉成功进行了一次政治宣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台湾！

北京听到了，全世界都听到了。

————

可李登辉是怎么进入美国的?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比他的演讲更精彩。

按照正常程序，一个外国领导人(或者一个北京不承认其领导人身份的人)要访问美国，需要美国国务院批准签证。

美国国务院最初是拒绝的，格普哈特总统不希望搅和这事，国务卿贝克也支持总统的想法。

这俩人都相对务实，格普哈特是一直是民主党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旗手，代表的是制造业工人的利益。

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像保罗·尼采或者亨利·基辛格那样的外交鹰派，他只是在贸易和经济议题上表现得极其强硬，他只对“美国工人被外国抢饭碗”这个叙事有天然的亲和力。

格普哈特从1989年开始当总统一直到现在已经要两个任期了，他的执政基础一直是民主党内的工会、蓝领、制造业利益集团。他这些年的外交风格不走另一条世界线里老布什的多边主义精英路线，他的选择是经济民族主义+选择性强硬。

他愿意和苏联合作收割日本，因为这符合他保护美国制造业的核心议程；他愿意吞下英国金融，因为这扩大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他不太受意识形态驱动——对他来说，外交是为经济服务的。

可美国不是他格普哈特一个人的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而美国政坛还有共和党，共和党小将特朗普比他年轻，比他更有煽动力，比他更强硬更鹰派，格普哈特几乎可以断定如果让特朗普上来美国几乎一定会成为孤家寡人！

美国国会不缺聪明人，国会里那些从60年代起从政、经历过冷战最激烈竞争的老牌政治家比这俩民粹小将看得更远。

他们知道，无论是民主党的格普哈特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的外交路线基本都是靠吸盟友的血拯救美国，这种政策就是一剂肾上腺素，短时间救急可以，长时间是要出事的！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在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中都是要依靠各自的小弟互相斗的，哪怕是苏联要解体都是小弟们先倒下，更何况美国呢？

照这样下去美国迟早有一天要众叛亲离，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还好现在美国缓过来劲了，自1987年大萧条以来，美国先是把盟友们都吸了一遍，在海湾战争中割了一波中东小弟，1992年又和苏联联手把日本干了，在1993年格普哈特还联合国内的索罗斯财团做空英镑，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给英国来了一次“黑色星期三”。

这么一通操作下来，美国现在终于有了重新出牌的资本，不再是大萧条后那个被动防守的状态了。

国会内外相当多的势力都认为接下来是时候找个机会重新整合分裂的北约，带着小弟们割几个倒霉蛋大家和平分赃，自己吃肉盟友喝汤一起赢！

至于前些年美国怎么对小弟那么坏？那都是前总统格普哈特干的，和我下任总统什么关系？前总统都下台了你还打算怎么样，难道要我美国给你道个歉？

所以此时尽管格普哈特本人对台湾问题没那么在意、意台北到底是升五星红旗还是青天白日旗对美国国内的工人来说毫无意义，但他身边的许多冷战非建制派——国务院、国防部、军工复合体、CIA里那些职业官僚...他们对台湾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计算。

而这些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老钟并不十分了解，此时老钟还在自我回血呢，对外的情报工作也因经费和国内思潮的摇摆而受到挫折。

老钟那边清楚的是李登辉先申请访问美国，国务卿贝克亲自向中国外长钱其琛做出了承诺: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以任何身份访问美国。

这个承诺双方都觉得比较有分量，因为中方认为白宫不会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北京。中美关系虽然谈不上好，但格普哈特政府正在跟中国谈几笔小额贸易协议，为了台湾搞砸中美关系白宫应该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