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28章

为了维持联盟在南中国海、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军事存在，联盟位于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每年的运营费用是苏联海军远东舰队总预算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对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每年超过二十亿卢布——而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给苏联带来任何战略收益，反而让苏联在东南亚国家联盟面前背上了支持侵略者的骂名。

而改善关系的收益就好多了，减少远东方向的军事压力可以释放出至少十到十五个师的兵力用于其他方向；中苏贸易的潜力巨大，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急需工业设备和技术，这些恰好是苏联能提供的。

更重要的是在战略三角中苏联目前处于最不利的一打二位置——美中联手对付苏联——如果能把中国从美国那边拉过来哪怕只拉到中间位置，苏联面对的战略压力就会减轻一半。

但报告写到越南的部分他停了很久。

越南是整个问题里最棘手的一块，因为它牵扯到苏联在东南亚的全部战略存在。

金兰湾不只是一个海军基地，它是苏联在西太平洋投射力量的支点，从那里出发苏联的军舰和潜艇可以监控从马六甲海峡到南海的整个航线，在战时可以威胁美国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的基地和日本的海上补给线。放弃越南在军事上等于放弃了苏联在太平洋上的半只手，这个代价太大了！

但换一个角度想——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每年往里面填二十亿卢布的援助，换来的是什么？

是东盟国家的集体敌意，是中国在南方边境上保持高度战备——而且自从1979年越南和中国发生冲突后，现在边境还在进行着军事摩擦，联合国大会上这事苏联年年被投票谴责。

越南拿了苏联的钱和武器去打柬埔寨，打完了又反过来在中越边境上跟中国对峙，苏联还被迫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来“保护”越南这个盟友——整个逻辑是一个资源黑洞，进去的多出来的少，而且越陷越深。

斯拉瓦在报告里写了一段他知道安德罗波夫不一定爱听但必须说的话：

“联盟不一定需要放弃越南。但联盟可以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是中方‘三大障碍’中相对容易解决的一个。

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本质上是一场消耗战，波尔布特政权被颠覆后越南并未鸣金收兵，而是选择继续占领面对越来越多的游击部队。

河内自己也未必愿意无限期地维持，如果莫斯科明确表示不再为这场战争提供无条件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河内会自己算清楚账的。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核心关切得到了回应而苏越关系的框架不需要破裂；第二便是省下来的援助经费可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第三，东盟国家的敌意会减轻，联盟在东南亚的外交空间反而会扩大。”

他还加了一句他觉得安德罗波夫能听进去的注脚：“邓希贤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的核心目的是联盟不要继续支持越南在中国的后院搞事——当然，如果我们彻底放弃越南他更高兴。

我相信给他这个台阶他会接住的。”

报告写完之后斯拉瓦又让年导看了一遍——年导对中苏关系的细节不如他了解但她对政治文件的措辞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度，能嗅出哪些话安德罗波夫看了会皱眉哪些话他看了会点头。

年导在几处地方做了修改，把一些过于直白的判断替换成了更委婉的表述，但核心观点一个字没动。

“说真的，老弟你还得练，你这份报告如果让葛罗米柯看到他会把你吃了，”年导把改完的稿子递回来，“外交部的那帮傻叉还在用六十年代的话术跟中国人打嘴仗呢，你直接就说‘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等于是在说他们过去二十年的东南亚政策全是错的。”

“政治话术嘛，我懂。”

“你要是以后写评论能做到完全表述意思但不扇人耳光，那么你就是个合格的党内官僚了。”

“那我可能永远当不了官员了，我的目标是当领导，所有人应该根据舵手的方向调整。”斯拉瓦还在嘴硬。

“还搁这口嗨！赶紧改吧你！”年导掐了斯拉瓦的脖子几下，顺便帮他按了按脖颈。

——

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率领的代表团在八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这是自1979年中苏谈判因阿富汗战争中断以来，双方首次恢复工作层级的正式接触——虽然级别不高，一个司长对一个司长，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穿着深色西装提着公文包走进苏联外交部大楼的中国人背后站着邓希贤。

而邓在今年三月份已经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演讲做出了回应。

当时外交部发言人表态坚决拒绝演讲中对中国的攻击，但同时也说：“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联盟如果不拿出点诚意来是不行滴！

斯拉瓦没有参加正式的谈判会议，他的级别和身份都不够格出现在苏联外交部的会议桌旁边——一个克格勃的文职人员跑去外交部的双边磋商上露面，葛罗米柯的人非得跳起来不可。

但安德罗波夫把他的报告看后通过自己的渠道向中方代表团的随行人员暗示，说他身边有一个“对中国事务有深入了解的顾问”，如果中方有兴趣可以在非正式场合安排一次接触。

如果这个暗示发生在两年前和放屁没啥区别，但现在安总已经调任中央书记处了，距离总书记宝座也只差临门一脚了，那这个暗示的分量自然不必多说。

正式谈判进行了五天，结果和斯拉瓦预料的完全一致：双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各说各话毫无进展。

苏方的首席代表、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卡皮察是一个在中苏关系领域浸泡了三十年的老外交官，他对中国的了解不可谓不深，但他还停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方立场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联盟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改善双边关系”“涉及第三方的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联盟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是应阿富汗政府合法请求做出的国际主义义务”

每一句都是正确的废话，中方代表团的人听完之后脸上的表情说明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于洪亮在第三天的会议上把中方的立场重申了一遍：三大障碍不解决，关系正常化无从谈起。但他的措辞比过去温和了不少——至少没有再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六十年代的骂人话了。

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伟大领袖曾引领的巨舰还远没有结束。

现在，于洪亮说：“我们希望看到苏联方面的积极行动。”

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说明北京确实想谈只是需要一个台阶。

但台阶在正式桌面上找不到，因为正式桌面上的规矩是双方各念一遍稿子然后握手拍照吃饭散场下次再来。真正有意义的对话得在桌面底下进行。

——

安德罗波夫安排的那场酒会在谈判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举行，地点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政府招待所。

招待所不大，就是个乡间小别墅，周围是白桦林和修剪过的草坪，门口有几个便装的安保人员。

但参会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才是最关键的谈判。

酒会的名义是“苏中友好协会非正式欢迎晚宴”，出席的人不多，苏方这边除了友好协会的几个老面孔之外主要是安德罗波夫核心圈子里的人。

戈尔巴乔夫也在，不过戈尔巴乔夫和斯拉瓦的任务不一样，前者是要喝酒的，后者负责谈事。

中方则是于洪亮带着代表团中的几个成员。安德罗波夫本人不会出席——他的身份太敏感了，还没正式接班就跑来参加中苏友好活动会让克里姆林宫里那些保守派炸了锅。

从市区到招待所的车程大约四十分钟，车队一共五辆车。安德罗波夫的安排很巧妙——他让谢洛夫坐第一辆车先行出发，中方代表团坐中间三辆，斯拉瓦和年导被安排开最后一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年导开车斯拉瓦坐副驾驶。

但在出发前十分钟发生了一个“意外”：中方代表团中间那辆车的发动机出了问题打不着火——后来斯拉瓦从谢洛夫那里得知这个“故障”是他们提前安排好的。

于是那辆车上的三个中国客人需要分散到其他车上。谢洛夫“热情地”建议其中两位坐到前面的车上去，而于洪亮司长本人则被“非常抱歉地”安排到了最后那辆车上。

“于司长，伊万诺夫同志的车里还有空位，希望您不介意。”

于洪亮是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身材中等偏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那个年代中国外交官标配的深色中山装。

“这是伊万诺夫同志，这位是伊万诺娃。”谢洛夫给于洪亮介绍了一下斯拉瓦和年导，随后朝他俩眨眨眼。

“二位同志下午好，我是于洪亮，东欧司司长。”

“司长同志下午好。”X2

于洪亮在苏联东欧事务上浸泡了大半辈子，俄语说得比大多数苏联人还标准。他上车的时候先是礼貌地和斯拉瓦和年导说了声谢谢，然后安安静静地坐在后座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显然在等着看这个“安德罗波夫身边懂中国的顾问”到底是什么来路。

看来于洪亮也大致猜出来了苏联那边估计是故意的。

年导把车发动，跟在前面的车队后面驶出了苏联外交部的大院。莫斯科八月的傍晚天色还很亮，阳光透过白桦树的枝叶在公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车窗半开着，带着树叶和泥土气味的暖风灌进来让人犯困。

斯拉瓦在副驾驶上坐了大约五分钟没说话，他在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和中国的外交官打交道不能太急也不能太装——太急了对方会觉得你有目的性太强，太装了对方会觉得你没有诚意。中国人的谈话习惯是先聊闲的再聊正事，在闲聊中互相摸底探路，等到双方都觉得摸得差不多了正事才自然地浮出来。

“于司长，这是您第一次来莫斯科吗？”他用俄语问了第一句话，语气随意得像是出租车司机跟乘客搭讪。

“不是，七十年代末来过一次，”于洪亮的回答同样随意，“那时候是跟着代表团来参加一个什么文化交流活动的，具体是什么我都记不太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你们国营商店的列巴真大，跟枕头似的。”

斯拉瓦笑了一声，他忽然切换成了中文，带着一点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俄国口音。

“那您现在再看看？虽然商店的列巴小了点，但排队的人比那时候更多了，哈哈。”

后座安静了两秒钟。于洪亮推了推眼镜，重新打量了一下坐在副驾驶上的这个矮子。

“你的中文说的很好。”于洪亮也切换成了中文，那副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多了几分审视的意味。

“算是吧，”斯拉瓦把椅背往后靠了靠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能侧过身来跟后座说话，“说来话长就不说了，总之我在对你们两边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

年导在驾驶座上面无表情地开着车。她知道现在是斯拉瓦和于洪亮之间的试探阶段，不需要她插话。

“安德罗波夫同志让你来的？”于洪亮问，这一句他没有绕弯子。

“是他安排的这次见面，具体聊什么他没规定，”斯拉瓦的回答也很直接。

他是来“聊天”的，这在外交中是最安全也最有效的身份。

“我知道这五天的正式磋商没什么进展，三大障碍嘛，两边都清楚，该说的都说过了。”

“你既然知道就应该明白，不解决这三个问题，后面的路很难走。”

斯拉瓦点了点头，他把目光转向窗外看了看，车队正在驶出莫斯科市区进入郊外的公路，两侧是连绵的白桦林和偶尔闪过的木头房子，一个老头牵着一头奶牛在路边慢悠悠地走着，奶牛的尾巴在夕阳里一甩一甩的。

“于司长，三大障碍里面，您觉得哪个最有可能先动？”

如果是在正式场合，任何一个外交官都会用一句“三个问题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来挡回去。但这不是正式场合，这是一辆行驶在莫斯科郊外公路上的伏尔加的后座，说话的人是安德罗波夫身边的顾问。

于洪亮沉默了许久。

他必须判断面前这个人值不值得他说真话。双方一直保持着耐心，车窗外的白桦林在暮色中变成了一片金绿色的模糊光带，公路的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

“柬埔寨。”他说。

斯拉瓦在心里记了一笔。三大障碍里阿富汗是苏联的核心利益直接相关，短期内不可能动；蒙古驻军涉及苏联的远东军事部署牵扯太大；只有越南在柬埔寨的问题相对而言有操作空间，因为这本质上是越南的行为而不是苏联的行为，苏联可以通过调整对越南的支持力度来间接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不必自己直接做出让步。

“嗯，如果莫斯科能在柬埔寨问题上释放一些积极信号，”斯拉瓦斟酌着措辞，“比如在联合国的相关投票中调整立场，或者在双边渠道中向河内传达某种信息——不需要公开施压，甚至不需要明确表态，只是让河内知道莫斯科对他们在柬埔寨的行动的支持不是无条件和无限期的——你觉得这种程度的信号北京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于洪亮的回答很干脆，“但作为一个开始来说肯定够了。”

“那从贸易入手呢？”斯拉瓦紧接着问，趁着对方刚才的坦诚还没凉，“三大障碍是政治问题需要时间，但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可以先走一步的——

你们现在搞改革开放需要工业设备和技术，联盟在重工业方面的优势在很多领域是西方短期内替代不了的，尤其是能源装备、化工成套设备、冶金技术这些。

如果双方能在这些领域先建立起合作，即使政治谈判一时半会谈不拢，至少关系的基本面是在改善的，双方的保守派也比较难挡——毕竟谁也不好意思说‘我反对跟邻居做生意’。”

于洪亮在后座上调整了一下坐姿，把公文包从膝盖上移到了旁边的座位上。

“贸易可以谈，”于洪亮说，“但你要知道，北京的立场是先解决政治障碍再谈其他。如果莫斯科想用经贸合作来绕过三大障碍，那是行不通的——邓主任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明确。”

“理解，我完全理解。但请于司长注意一点——我说的不是用贸易绕过障碍，而是在解决障碍的同时推进贸易。

两条腿走路，政治归政治、贸易归贸易，同时进行但互不挂钩。这样即使政治谈判进展慢——而且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会慢——双边关系也不至于完全停在原地。

而且这样对双方的领导来说都有交代，政治上在谈着没放弃，经济上已经开始有实质合作了进展可见。”

年导在前面专心开车一句话没说，但她从后视镜里满意地看了斯拉瓦一眼，一股“你小子可以啊”的意味。

于洪亮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景色已经从白桦林变成了更开阔的草地，远处能看到招待所的轮廓了——一栋两层的木结构建筑，门口亮着暖黄色的灯，前面的几辆车已经陆续到了，有人从车上下来在草坪上站着聊天。

“你这个思路，”于洪亮那种外交部训练出来的官腔褪去了不少，露出了一个做了几十年中苏关系工作的老外交官自己的判断。

“在原则上不矛盾。两条腿走路嘛，中央其实也有这个意思——不然为什么在政治谈判恢复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边贸方面松口了？黑河那边和满洲里那边的小额贸易去年就已经在慢慢恢复了，虽然规模不大但方向是对的。”

他停顿了一下。

“但关键问题还是诚意。莫斯科得让北京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哪怕是很小的变化。

勃列日涅夫同志三月份在塔什干的讲话是一个好信号，但讲话之后呢？中蒙边境的苏军有减少一个营吗？对越南的军事援助有削减一个卢布吗？阿富汗的情况就更不用提了。北京重视的是行动，邓主任说得很清楚——看你怎么做，不看你怎么说。”

斯拉瓦点了点头，他知道于洪亮说的全是实情，而且这些话他在自己的报告里也写过类似的判断。问题在于安德罗波夫现在还不是总书记，他能推动的行动是有限的——他只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释放善意，而不能替勃列日涅夫做出减少边境驻军或者削减对越援助这种重大战略决定。

“于司长，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你说。”

“如果——我说如果——莫斯科方面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发生了一些变化，领导层面的变化，那么新的领导人如果在上任后比较早的时间内就柬埔寨问题释放了某种积极信号——不是公开声明那种而是通过可靠渠道传递的、可验证的信号——北京会怎么反应？”

斯拉瓦这波零帧起手真把于洪亮给镇住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还没死呢现在就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吗？

虽然想不明白斯拉夫抽象大区的日常操作，但于洪亮还是推了推他那副黑框眼镜，透过镜片看着斯拉瓦。

一个在中苏关系领域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外交官不可能听不出“领导层变化”这句话的含义！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全世界都知道，继任者的人选虽然还没有公开但各国的外交和情报系统都在做自己的评估。安德罗波夫是最热门的人选之一——而现在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坐在他面前，用中文跟他聊着苏联领导层更迭之后的对华政策可能走向。

那联盟这波是很有诚意了。

于洪亮在回答之前又往窗外看了一眼，招待所已经很近了，前面的车正在门口的环形车道上减速。他知道下了车之后就是酒会，酒会上有谢洛夫有苏方的其他官员，再说这种话就不合适了。

“那么北京会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这种信号，”他用了重复了一遍，加重语气说道，“如果它是真的话。”

“我们也希望如此。”斯拉瓦说。

车队驶过招待所门口那排修剪整齐的冬青树篱，在环形车道上依次停下来。前面几辆车的人已经下来了，谢洛夫正站在招待所门口的台阶上跟一个苏中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说着什么，草坪上有几个服务员在摆放鸡尾酒桌，暖黄色的灯光从招待所的窗户里洒出来照在门前的石子路上。

年导把车稳稳地停在最后一个车位上熄了火，回头看了一眼后座的于洪亮然后看了看斯拉瓦。

“到了。”

于洪亮拿起包打开车门，一只脚踩到了地上之后他又停了一下，回过头看着斯拉瓦。

“你有中文名字吗？”

斯拉瓦愣了一下。

他已经两年多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了，在苏联他是韦利科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是斯拉瓦，是安德罗波夫的顾问、年导的牢弟。

但他还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属于未来，属于那个在格子间里敲代码的程序员，属于那个在穿越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坐在莫斯科跟大官讨论地缘政治的普通人。

“罗，”他突然本能地说出了自己的姓，“我的中文名叫罗南。”

于洪亮点了点头，和斯拉瓦握了握手，随后下车关上门整了整领口，朝着招待所的方向走去。

斯拉瓦在车里又坐了一会儿。年导在旁边关了发动机，车内安静下来。

“有时候挺感慨的，一想到咱俩刚来莫斯科那会你那个屌样，再看看现在——哼，总算有点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