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49章

他说这话的时候以为翻译正在忙着转译他给的那份俄语文件，毕竟那份关于阿穆尔农业产研联合体的报告确实有不少专业术语需要对照词典才能看懂。

但他没想到那个年轻的翻译还会读唇语，那句话立刻被翻译记在了心里，后来出现在了他写给上级的一份汇报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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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十天里，斯拉瓦看到了一个他在莫斯科的报告和克格勃的情报简报中从未看到过的中国。

第一站是河北的一个普通县城和它下辖的几个村庄。

县城不大，主街上铺着柏油路，但旁边的巷子还是土路，扬起的灰尘落在路边小摊贩的商品上需要用布遮着。

街上的交通工具以自行车为主，偶尔有一辆卡车轰隆隆地开过去留下一股柴油烟。

国营百货商店的货架上摆着搪瓷脸盆、热水瓶、布匹和罐头，品种比阿穆尔那边的国营商店丰富些，但和洛杉矶的超市比起来仍然寒酸得让人不忍细看。

村庄给他的印象更深。

包产到户六年后的农村确实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这里的村子虽然穷，但有一股活气。

街上扫的很干净，路边有新盖的砖瓦房正在垒墙，有人在自家院子里养着鸡鸭鹅和猪，有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田间小路上飞过去，后座上好像还绑着一袋什么东西——也许是拿到集市上去卖的蔬菜或者是从镇上买回来的化肥吧。

斯拉瓦在一个村子里和几个农民聊了天——他的中文在这个场合派上了大用场，陪同的当地村干部显然对一个能用地道的普通话和农民拉家常的毛子感到既惊讶又不安。

他还采访了村干部给他推荐的一户农民家庭。

“以前在生产队干活嘛，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都磨洋工。现在地分到各家了，多打一担粮食就是自己的，你看谁还偷懒？我家去年光卖余粮就挣了六百多块钱——搁以前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分不了一百块。”

1984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是三百五十元左右，这家的收入已经高于平均水平了。

斯拉瓦在脑子里把这个数字和阿穆尔州的瓦西里做了对比。瓦西里在自留地上一年挣2000卢布，在集体田上一年挣1600卢布，两者加起来大约3600卢布。按照官方汇率换算差距悬殊，但如果按照购买力来比的话...好像也填补不了差距？

因为现在在阿穆尔的几个农业产研联合体区域内的社员过的日子确实也比以前好。

联盟的农业产量也在提高，从研发、生产到加工、运输，再到国家收购，一条龙全包了，如果工业部委能把轻工业搞起来，说不定联盟完全可以不逊色于美国。

斯拉瓦不知道的是，他只看见了成果，代价都被掩盖在了暗中。1980年的农村经历了一段秩序重组期，自从人民公社解体后，基层治理出现了很大的权力真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让农民获得了经济自主权，但与此同时，原来由公社承担的社会管理功能弱化了。在部分地区，宗族势力回潮、地方恶势力抬头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以前公社在的时候生产设备、化肥可不需要农民自己买，现在得自力更生了。

集体经济的弱化也意味着农村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的保障体系出现了真空，大量农村被解放的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日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雏形。

失业带来的人口流动增加、贫富分化加剧、通货膨胀，加上法治体系尚不健全，刑事犯罪率开始大量上升。

1983年的全社会严打正是对这一社会治安形势的回应。在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管控的相对松动和传统信仰的断裂，各种气功热、伪科学和民间宗教也开始滋生，再加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下岗潮...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总之，家丑不可外扬，斯拉瓦反正是不太可能通过外事访问这种形式看到真相的。

...

行程的最后一站是黑龙江。

斯拉瓦特意要求去黑河市看看——那个他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阳台上隔着黑龙江看了九个月的地方。

当他站在黑河市的黑龙江江边向对岸望去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那个从反方向看过来的风景——

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在六月的阳光下显得灰扑扑的，几栋赫鲁晓夫楼从树丛中露出来，屋顶的铁皮反着光。

而他脚下站着的黑河市——这个中国东北边境上的小城——虽然也谈不上繁华，但生机在涌动：

江边新修的防洪堤上铺着水泥步道，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沿着堤坝飞驰而过，远处能听到一个建筑工地的打桩机在咚咚作响，一栋四五层的楼房正在拔地而起。

正是在黑河市斯拉瓦发现了一样让他心情复杂的东西。

他和年导在逛街的时候路过了一家国营商店旁边的一个小门脸，就是那种在边境城市随处可见的、半合法半灰色的贸易商店，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招牌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中苏友好贸易商店”。

对于年导和斯拉瓦来说看到这种灰色小商店简直就跟回家了一样熟悉。

他们都经历过在黑市买稀缺物质的时代。

店里卖的东西五花八门——苏联产的伏特加、罐头、军用手表、望远镜、甚至还有几件皮毛大衣——这些东西在苏联的国营商店里按照国定价格出售是一个价钱，被倒卖到中国这边之后标的价格翻了三到五倍。

斯拉瓦甚至还看到了一些只有军队内部才会配发的小玩意。

他敢说如果政策允许，等苏联解体后中苏边境的居民甚至可以用一卡车百货和食品换一辆崭新的T72回来。

而从中国流向苏联方向的商品——主要是衣服、鞋子、日用百货和食品——同样存在巨大的价差。

目前正在实行的双轨制让一些“有门路”的人可以用计划价拿到大批商品，然后按市场价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苏联人，利润丰厚到让任何一个正当经营的企业都望尘莫及。

斯拉瓦在那个小店里站了大约十分钟，看着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人和苏联商人——大概是从对岸过来的——在柜台前用计算器和手势讨价还价，最终以一个让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的价格成交了一箱伏特加和两打军用手表。

“妈的，官倒，等这人回国了我必须要展示一下我的神秘小红本了。”年导在旁边压低声音用俄语说道。

两人的克格勃身份可还没吊销呢。

“不只是官倒，”斯拉瓦同样用俄语回答，“这是双轨制的必然产物。

只要两套价格并存，只要有人能用低价拿到东西然后用高价卖出去，这种倒卖就不可能消失——不管你怎么打击都没用。”

但这已经足够斯拉瓦去思考联盟未来的改革了。

如果联盟将来真的引入某种形式的双轨制来过渡到市场经济，这种大规模的寻租和倒卖会不会把整个改革的信誉毁掉？

老钟正在承受这个代价，而且承受得下去——因为他们的经济在高速增长，增长带来的收益大于寻租带来的损失，所以老百姓虽然骂骂咧咧但总体上还能接受。

但联盟的经济....还是看看远处的T80吧家人们。

如果在一个经济增长迟缓的环境里引入双轨制，寻租的损失绝不会被增长的收益所冲消，那结果就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一部分人先腐起来”！

老百姓的愤怒将不会指向旧体制，而是指向改革本身。

这个认识让他在离开黑河市的路上沉默了很久，长到年导都忍不住问他怎么了。

“我在想，”他说，“也许我们在引入价格机制的时候不应该照搬双轨制，也许我们需要找到一种不一样的方式——一种不会制造出大规模寻租空间的方式。”

“有这种方式吗？”

“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现在知道了一种在我们这里绝对行不通的方式，这本身就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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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末斯拉瓦和年导从北京飞回了莫斯科。

在他们离开后，中方对这次访问进行了一轮内部评估。

按照标准程序，每一个重要的外国来访者在离开后都会被从头到脚地分析一遍。

评估报告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牵头起草，综合了陪同人员的观察记录、翻译的补充材料、以及各地接待单位的反馈。

报告很快送到了总参那边：

第一，伊万诺夫在意识形态上属于苏共党内的务实改革派而非自由派。

他在参观改革成果时表现出了真实的兴趣和赞赏，但没有流露出全盘西化或否定共产主义的倾向，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怎么让现有的制度更有效率”而不是“换一套制度”。

第二，伊万诺夫不太可能在经济上推动苏联大搞开放或全面市场化——他在黑河市对双轨制弊端的关注、以及他在参观乡镇企业时对私有经济成分表现出的审慎态度都表明他会选择一条比中国更渐进也更保守的改革路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报告认为伊万诺夫在务实和实事求是方面和邓主任有很多共同语言。

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也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是一个先试试再说的人，也许接下来的中苏合作可以多和他谈谈。

毕业答辩，请个假

如题，准备答辩，请假一天

第42章 夏秋之交的政治风波

斯拉瓦和年导从北平回莫斯科的时候正在经历一场热浪。

七月末的气温窜到了三十度以上，克里姆林宫里那些被设计来抵御严冬的厚墙此刻反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蓄热罐，走廊里的空调虽然还开着，但穿着西装的官员们一个个都汗流浃背。

因为苏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斯拉瓦在出差的这六个多星期里错过了很多事情，他在老钟到处跑的同时，莫斯科的权力棋盘正因为契尔年科健康的进一步恶化而产生新的变动。

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之间的对抗已经随着契尔年科在病房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进入了公开角力的阶段。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六十一岁，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国防工业。

这个人的名字斯拉瓦在莫斯科的科三年半里听到过无数次，但没有太放在心上，可能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军方改革派都认为他是自己人的缘故吧。

罗曼诺夫在安德罗波夫时代是一个重要但不算最核心的角色，他在列宁格勒当了十三年州委书记。1983年，他被安德罗波夫调入莫斯科主管军工，在政治局里的位次排在戈尔巴乔夫后面。

安德罗波夫在世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竞争被总书记的权威压住了，谁也不敢公开和对方叫板，因为安德罗波夫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的前途和退路。

但现在安德罗波夫走了，而坐在总书记椅子上的契尔年科连自己都管不了，更别说管他们两个了！

这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在过去几个月里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到了几乎无法理政的程度，好几次政治局会议不得不在他住院的病房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坐在病床边的折叠椅上讨论国家大事，而总书记本人躺在床上听，偶尔点一下头算是表态，大部分时间连点头的力气都省了。

在这种权力真空中，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之间的较量失去了仲裁者，现在，是赢者通吃败者食尘的时代。

罗曼诺夫并非简单的保守派。

斯拉瓦在仔细研究了他的履历和政策主张之后不得不承认。他在列宁格勒推行的“列宁格勒模式”实际上是一种颇具效率的工业管理改良方案：

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强化管理，推进技术升级和信息化应用来激活产能，同时还保持党的全面领导。

难怪罗曼诺夫在之前一直不对斯拉瓦动手，因为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1975年，罗曼诺夫还把全国各地的第一书记请到列宁格勒开了一场经验交流会，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当年也出席了那次会议，并在会上汇报了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州推广列宁格勒模式的尝试。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曼诺夫代表的是在体制内搞技术现代化的路线：

不触动计划经济的根本框架，不放松党的控制，但通过工业升级和军事技术进步来维持苏联的大国地位。

这条路线和奥加尔科夫推动的军事信息化改革有很大的交集，也和安德罗波夫在六月全会上提出的“在不动摇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完善经济管理机制”的方针不矛盾。

军方——尤其是军工复合体天然地倾向于支持罗曼诺夫，因为他的路线意味着国防工业将继续享有资源配置的优先地位。

先前斯拉瓦搞军事改革，建立新时代信息化军队的时候军工复合体还没那么担心，但随着斯拉瓦大力推动阿富汗撤军、大量减少中苏边境驻军、减少对越军事援助这些政策，就碰了军工复合体的蛋糕了。

军方建制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也逐渐明朗起来。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代表的则是另一条改革路线。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问题不是管理效率低下那么简单，而是整个体制的运行出了大问题，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某些领域容许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存在。

这条路线意味着重新分配资源，从军工转民用、从中央转地方、从计划转市场...而每一个“转向”都会动到一大批人的蛋糕。

正是因为斯拉瓦明白在经济改革没有起色时强行去动蛋糕必然会出大问题，所以他才不认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政见。

在这几个月，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被迅速放大，双方都没有得到最高层的明确支持或否决，只能自行其是地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主张然后在交叉地带发生碰撞。

到了七月末斯拉瓦回国的时候，碰撞已经变成了正面冲突——在干部任用、预算分配、外交方向等几乎所有关键领域里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的人马都在互相较劲，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会议有时候开着开着就变成了两派之间的辩论会！

气氛之紧张让那些试图两不得罪的中间派干部们如坐针毡，一个个恨不得把自己缩小到能钻进文件夹里藏起来，许多不愿参加争斗的偏向改革派的干部都将目光投向了刚回国的韦利科斯拉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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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瓦刚回莫斯科屁股还没捂热就被卷进了这场风暴的漩涡中心。

事情的起因是农业。

在他出差期间，戈尔巴乔夫对联盟许多地区的农业产研联合体试点进行了一轮加码推进，力度之大超出了斯拉瓦当初设计方案时的预期。

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联合体的自主定价权从原来批文规定的“上浮不超过百分之十五”扩大到了“上浮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且将适用范围从超额产出扩展到了全部产出的百分之二十，还企图在生产方面引入双轨制；

第二，允许联合体在内部实行“全额利润留成”，条件是留成的利润必须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劳动者奖金，事实证明这些利润绝大部分都没有去它该去的地方；

第三，也是最让斯拉瓦不安的一条——授权联合体“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前提下自行决定非计划产品的生产品种和数量”。

这三条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联合体正在从“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有一点自主权的生产单元”变成拥有独立定价权、独立利润支配权和独立生产决策权的准市场主体！

这还了得？在计划经济的肌体上长出了一个个拥有自己的新陈代谢系统的独立器官，这些器官如果继续长下去迟早会和宿主的计划体制发生排异反应！

到时候就是你死我活的内斗了。

也许戈尔巴乔夫要的就是发生内斗，但斯拉瓦肯定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他面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这么做，但他已经在“南斯拉夫”看过结局了，当一个生产单元同时面对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时候，它会把最好的资源和产出导向利润更高的市场渠道而不是利润更低的计划渠道！

这是人性，这是资本，没有任何制度可以控制住它！

斯拉瓦敢打包票，这样搞下去国家收购的粮食质量和数量很快就会下降，市场化的那部分会越来越肥。

更危险的是自行决定非计划产品的生产品种和数量，一个拥有几万公顷耕地和上千名劳动力的大型联合体如果能自主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那它在地方经济中的影响力就会迅速膨胀到可以和地方党委分庭抗礼的程度，到时候你说它是一个农业企业还是一个“国中之国”？

现在敢决定自己种什么，明天就敢决定对抗国家定价，后天就敢发行自己的货币，大后天就敢红旗落地苏联解体！

斯拉瓦在回莫斯科的第三天就找了戈尔巴乔夫。

两人之间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