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十五年时间超过美国，能做到吗？大家都心里没底。
这个加速方案在温和改革派看来还可以接受，因为这个方案的核心是通过投资拉动技术升级，而非通过市场化改变经济体制。
这和斯拉瓦主张的“信息化+轻工业”方向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不矛盾。
在改革派的推动下全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扩大对华贸易的决议——苏联将在1986年把对中国的出口规模提升到二十五亿卢布以上，主要商品是能源和工业设备，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则以轻工业品和农产品为主。
斯拉瓦在事后得知此讲话后松了口气。
加速至少不是公开。只要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力还放在经济上而不是政治上，他们就还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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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上旬，两件事同时发生。
第一件是华沙条约组织在华沙召开了政治协商委员会峰会。
这份1955年签订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即将到期需要续签。这次峰会在苏联外交日程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仅涉及条约的延续，更涉及苏联与东欧盟国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
年导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随苏联代表团前往华沙参加了这次峰会。
但她真正的工作不是在会场里，戈尔巴乔夫在峰会上发表了一篇释放和解信号的讲话，强调苏联“主张减缓两个军事政治联盟之间的激烈对抗”。
戈尔巴乔夫还表示：“如果北约同意解散，苏联也愿意对等解散华约。”
这话说得漂亮，但年导知道北约肯定不会解散，所以这只是一张永远不会被兑现的支票。
一天后，年导从会场消失了。
她去了东欧。
这次的身份是克格勃干员。
安德罗波夫在世的时候曾多次派她到东欧各国的克格勃分局进行交流访问，那些分局的负责人们都见过她、知道她代表谁的意志、也知道她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莫斯科的话。
安德罗波夫虽然走了，但安德罗波夫的遗产还在，这张关系网还有用！
人际关系的半衰期比政治权力的半衰期长得多。
在东欧的行程表上，年导写的是“出席华约峰会后对各成员国外交机构进行回访”，实际上她在每到一个国家都会抽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去当地的克格勃分局。
这些分局挂着各种掩护名称，有的叫协会联络处，有的叫文化中心....年导和那里的人喝茶、聊天、了解当地的政治空气和干部心态。
将来某一天，她的这些行动也许会非常关键。
她正在编织一张覆盖东欧六国的人脉网络。
年导知道如果历史的大方向没有被彻底改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会波及东欧，莫斯科改革派对付地方保守派采用了粗暴的政变方式，那些被苏联控制了四十年的国家会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剧烈震荡。
1989年，柏林墙倒塌、波兰团结工会上台、罗马尼亚革命、捷克天鹅绒革命...整个东欧集团在几个月之内土崩瓦解！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苏联需要在东欧保持某种影响力，年导现在编织的这张网就是保险索。
她和斯拉瓦都清楚东欧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她要确保变革发生的时候是可控的，别一把玩脱了直接把政治坐标掉头了！
但在她的东欧之行开始之前，她先去了一趟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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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克格勃第一总局。
年导去那里的正式理由是“为外交部国际合作事务挑选具有外语专长的年轻干部”。
外交部确实需要从克格勃的情报培训系统中借调一些有外语能力的人。
克格勃第一总局是苏联情报系统中最精锐的部门，这里培养出来的人外语好、反应快、在海外工作经验丰富，是外交部最喜欢挖墙脚的人才池。
她在第一总局的人事档案室里翻了大半天的卷宗，从几十份候选人的档案中筛选出了五六个符合要求的人选。在这些档案中有一份引起了她的注意：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三十二岁，是个年轻的克格勃少校。
1975年，普京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克格勃，先在列宁格勒分局工作了九年，1984年被选送至莫斯科的克格勃红旗学院（对外情报学院的前身）深造，专攻德语国家方向。
档案上的照片显示一个面容清瘦、眼神锐利的年轻男人，嘴唇微微抿着。
她翻了翻他的培训成绩和业务评估——德语优秀、格斗和射击在同期学员中名列前茅、组织纪律性评价为极强、唯一的不足是“在团队协作方面偶尔表现出过强的个人主见”。
在克格勃的评价体系中这不是个贬义词，但也绝对不是褒义词。
它意味着这个人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会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执行的方式和力度，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照章操作。
在平时这种人会让上级头疼，但在真正需要临场决断的危急时刻，这种人往往比那些循规蹈矩的优秀执行者更可靠！
她把普京的档案从那摞文件中抽了出来放在了最上面，然后去找了第一总局的人事处长安排了一次面谈。
面谈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会议室里进行。
普京准时到达，穿着一身整洁的便装（克格勃军官在非执勤时间不穿军装），坐姿笔直，目光在年导的发间和瞳孔快速扫了一下，然后安静地等着对方先开口。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同志，我是外交部的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伊万诺娃，在克格勃系统中是你的上级，你可以叫我伊万诺娃同志。”
年导开门见山。
她对和克格勃的人打交道的方式就是不废话，这些人都受过识别谎言和套话的训练，跟他们绕弯子等于在侮辱他们的智商。
“你的德语方向培训什么时候结束？”
“今年夏天。”
“结束之后有明确的派遣意向吗？”
“第一总局的计划是派我去东德，具体城市还没有确定。”
“嗯，我猜是德累斯顿？”
年导说出了个城市名——这是她从档案中看到的初步意向，尚未正式确认。
普京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这样吧，我有一个提议，算是我的一个邀请。”
年导把档案合上放在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
那个姿势加上她的墨镜让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在审讯而不是在谈话的人。
“你去东德的行程照常，但你的汇报线加一条——除了向第一总局的常规渠道汇报之外，你同时向我这边通报你在东德观察到的政治动向，尤其是当地干部和民众对莫斯科改革路线的态度。
这不影响你的正常工作，也不与第一总局的指令冲突，只是多一条信息通道。”
普京想了想。
“您的权限够做这个安排吗？”
“够不够你不需要担心，我和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主席都是安德罗波夫提点上来的，我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你现在只需要决定你愿不愿意。”
切布里科夫这位新任克格勃主席也不简单，这人在原本历史里1987年肘叶利钦有说法的，可惜没肘死他，88年被戈地图赶下台了。
“可以。”普京最终回答道。
“好，你的妻子和女儿随你一起去东德的手续我会帮你协调。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那就这样。”
...
五月初，反酗酒运动的大锤落了下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与酗酒的斗争和建立烈性酒精饮料贸易秩序”的决议。
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对烈性酒的销售进行严格限制：
缩短营业时间、大幅提高伏特加价格、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全面禁酒、对私酿酒加大打击力度。
决议的发起者是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
利加乔夫在托木斯克当了十八年州委书记，期间成功地把那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模范的“低酒精区”。
他深信酗酒是苏联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把俄罗斯人从伏特加瓶子里拉出来，劳动生产率立刻就能提高百分之二十！
索洛缅采夫作为安德罗波夫时代的反腐干将，对任何形式的“堕落行为”都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反感。
PS：索洛缅采夫在整顿党内纪律方面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安德罗波夫再世了，这人是真言行一致，苦修士这一块，对自己狠对同僚也狠。
决议本身在文字上针对的是烈性酒——比如伏特加、白兰地，而非所有酒类。它甚至还提到了“为自由休闲创造更好的条件”，计划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扩大电影院、体育场和图书馆的建设。
从莫斯科的办公室里看，这份决议温和又合理，甚至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
但当这份决议从莫斯科传达到各加盟共和国再从共和国传达到各州再从州传达到各区的过程中，它就要被下属干部层层加码了。
每一级地方干部为了表明自己在认真执行中央精神，都会把上一级的要求往更严格的方向推一点点：
中央说限制烈酒销售，州里就理解为减少所有酒类销售，区里就理解为关闭一切酒类零售点，到了最基层就变成了把葡萄园都铲了！
...
斯拉瓦在乌克兰的头三周里根本不知道这场运动已经在莫斯科启动了。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怎么在谢尔比茨基的地盘上站稳脚跟。他的第一步和在阿穆尔州一样——下乡。
他要求陪同人员把行程安排得和外交部的VIP参观完全不同：
不去模范农庄、不去城市展览馆、不坐在宾馆里听当地干部念报告，他要去那些不在参观路线上的地方。
普通的集体农庄、镇上的集贸市场、工厂食堂、以及从基辅往西走几百公里之后那些说乌克兰语多于说俄语的村庄。
乌克兰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词：割裂。
东部和南部的工业城市——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这些城市和莫斯科的气质很像。
灰色的苏式楼房、俄语是街头的主导语言、国营工厂的烟囱在天际线上画着浓重的灰白色条纹。
这些城市是谢尔比茨基权力网络的核心节点，每一个工厂的厂长、每一个区委的书记都是他的人或者他的人的人。
但往西走、往乡下走画面就完全不同了。
西乌克兰的农村保留着一种东部城市里已经看不到的东西，那是乌克兰的民族记忆。
农舍的门框上有彩色的绣花装饰，村口的教堂虽然在国家无神论运动中被关闭了，但建筑本身还在，老人们在家里偷偷保存着希腊礼天主教的圣像，年轻人也说乌克兰语。
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推行了十三年的俄语化政策。
学校里乌克兰语课时被压缩、城市的公共标识全部改为俄语、干部考核中俄语能力是个重要指标。
但政策能改变标识牌上的文字，却改变不了厨房里说的语言和墙上挂的绣品。
斯拉瓦在一个西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里和一群农民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细节：
这个农庄的自留地面积只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五左右，但自留地上产出的肉、蛋、奶几乎占了全庄总产量的五分之二！
农民们在集体田里磨洋工，然后在自家的那几分地上拼了命地干——这和他在阿穆尔州看到的景象如出一辙，差别只在于他农业产研联合体的大手还没伸到谢尔比茨基的地盘里。
他很快就通过工业部委扩展影响力。
几天后，在雷日科夫的帮助下，他的信息化方案已经开始在几个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引起了地方中层干部的注意。
他还成功地利用利加乔夫主管干部人事的权力，在乌克兰的几个农业大州更换了几个信息化试点项目的负责人，把一批年轻的、对改革持开放态度的干部提拔到了关键岗位上。
然后推土机来了。
那是五月中旬的一天，斯拉瓦正在外喀尔巴阡州的一个葡萄园里参观。
这个葡萄园属于一个集体农庄，但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代！
山坡上那些扭曲的老藤据当地人说有些已经生长了超过一百年，它们的根系深深地扎进了喀尔巴阡山脉南麓的火山土壤中，产出的葡萄酿出的酒在沙皇时代就已经享有盛名！
农庄主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匈牙利裔乌克兰人。
外喀尔巴阡州有大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少数民族，他操着一口带匈牙利口音的俄语热情地给斯拉瓦介绍每一个品种的特点：
“书记您看，这一排是奥罗拉，酿出来的白葡萄酒入口有蜂蜜的香味；那一排是沙罗什帕塔克，是从匈牙利托卡伊地区引进的品种，我们家族种了六代人了；
最上面山坡上那一片是黑品诺，一百年前奥匈帝国的时候从阿尔萨斯引进的...”
他说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
一台推土机从山坡下面的土路上慢慢爬上来，后面跟着一辆卡车和两个穿着工装的人。农庄主席的脸色在看到那台拖拉机的一瞬间就变了。
“他们来了！”他脸色煞白，“他们真的来了！”
“谁来了？”斯拉瓦问。
“区里的人！说是莫斯科的命令，要把葡萄园铲掉！
上个星期隔壁村的园子已经铲了三分之一了——三十年的老藤，一下午就推平了，伊什特万坐在地里哭了一个晚上！”
斯拉瓦站在那里看着那台拖拉机越来越近，它粗笨的履带在山坡的碎石路上碾出两道深深的泥痕，发动机的黑烟在五月的蓝天下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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