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61章

啤酒适度管控，但不做极端限制。

同时延续之前利加乔夫的配套决定，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兴建更多的娱乐设施，体育馆、游泳馆、公园、电影院...用更健康的爱好来取代饮酒。

联盟必将战胜酒精！

雷日科夫第一个表态支持，这个方案保住了酒类财政收入的大头，同时砍掉了问题最大的品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政治局里能卖出去的方案。

利加乔夫的态度更加犹豫。他的道德告诉他任何对酒精的容忍都是在向堕落妥协，但斯拉瓦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证确实触动了他作为一个联盟主义者的神经。

最终说服他的是斯拉瓦给他发来的来自乌克兰的一份报告：

5月21日，哈尔科夫州当地干部在执行铲除葡萄园的过程中碰到了农民的激烈反抗，5月22日，外喀尔巴阡州已经发生了几起农民用身体挡在推土机前面的事件，克里米亚的马桑德拉酒厂的酿酒师据说为了保住地下酒窖里沙皇时代的藏酒正在组织游行！

这还了得？如果这些事件被西方媒体拍到，说什么“苏联用推土机碾压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那宣传效果一场顶教皇保罗二世一万场反苏宣传！

于是利加乔夫在和索洛缅采夫商量之后同意在政治局提出修改方案。

5月25日，苏共中央下发通知，暂停执行反酗酒运动决议。

次日，苏共中央最高政治局召开了关于反酗酒运动实施细则的补充会议。

28日，修改后的方案通过，基本采纳了斯拉瓦和雷日科夫的建议：烈酒严控、波尔莫图哈禁产、天然葡萄酒保留并鼓励发展、啤酒适度管控。

已经被铲除的葡萄园将根据情况考虑恢复种植，但为了响应莫斯科减少酒精生产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更多地是以经济补偿和更换作物作为补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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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瓦把这个政策调整的功劳在乌克兰当地做了充分的宣传。

外喀尔巴阡州、克里米亚、赫尔松州的葡萄种植户们很快就知道了一件事——是那个在推土机前面的矮个子莫斯科干部替他们打了一通电话把葡萄园保住了！

大好人啊！一定是导师在天有灵，派我们的‘伟大荣耀’同志来服务人民了！

在基层，这种为民做主的故事比任何文件和讲话都有效。

它不需要翻译成任何语言就能被每一个人理解，从匈牙利族的葡萄农，到乌克兰族的集体农庄庄员，到俄罗斯族的工厂工人...事情越传越开。

这种基层影响力虽说在短期内不能转化为政治局的投票，但如果有一天需要在乌克兰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话，它的价值将是谢尔比茨基用十三年编织的自上而下网络无法比拟的。

当人民团结起来，这股力量将远超所有人想象。

反酗酒运动的风波暂时平息后，斯拉瓦便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农业信息化在乌克兰的推广。

雷日科夫在四月全会上争取到的国民经济信息化专项已经正式纳入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框架。

现在，斯拉瓦的信息化项目已经从一个“农业书记的个人爱好”变成了一个有国家预算支撑的正式计划。

专项的覆盖范围不限于农业——它的目标是把农业信息化的框架推广到工业领域，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数据交换协议，为未来的OGAS奠定基础设施层面的基础。

在乌克兰，斯拉瓦选择了三个条件成熟的州作为信息化试点：

波尔塔瓦州、文尼察州和基洛沃格勒州。

这三个州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它们都是乌克兰的粮食主产区，第二它们的州委书记都不是谢尔比茨基的铁杆嫡系，第三它们已有的ACY系统规格相对统一整合起来难度较小。

雷日科夫从工业口为斯拉瓦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几批从电子工业部优先排产的终端设备和通信接口被调拨到了乌克兰的试点州，同时雷日科夫还派了几个来自乌拉尔工业联合体的技术专家到乌克兰协助斯拉瓦的团队进行系统部署。

这些技术专家和斯拉瓦的农业信息化团队之间的合作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化学反应：

工业出身的人带来了在工厂环境中积累的数据管理经验，农业出身的人带来了在分散化的农村环境中解决通信和数据采集问题的土办法，两者结合之后，系统的稳定性和覆盖效率都比以前的纯农业试点有了显著提升！

但信息化在乌克兰面对的政治阻力比在阿穆尔和沃罗涅日大得多。

谢尔比茨基虽然没有公开反对这个项目，但他通过自己的网络在每一个可能的环节设了绊子：

审批慢、物资调配拖延、本地干部对外来技术团队“不信任不配合”。

怎么办？只有杀！

斯拉瓦毫不留情，该怀柔的时候他不介意花精力去搞怀柔，但该用雷霆手段的时候他从不介意当斯大林。

俄罗斯可以容忍暴君，但是俄罗斯不能容忍懦夫。

斯拉瓦在试点州更换了关键岗位上的大量干部，换上了年轻的实干派，每次更换都要和谢尔比茨基进行对抗。

这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每一个回合的胜负都微小到外人几乎察觉不到，但对局中人来说，每一步都关系到下一步能不能走通。

在推进信息化的同时雷日科夫和斯拉瓦之间的合作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工业国企改革。

雷日科夫在担任总理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头疼问题就是国企效率。

苏联的工业产出在过去十年里增速持续下降，设备老化严重，新技术引进滞后，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他的本能反应是从管理层面入手：

“如果给厂长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强的激励，生产效率应该能提上来。”

他把这个想法在一次和斯拉瓦的工作午餐上提了出来——一个关于厂长负责制的初步方案。

斯拉瓦在听到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画面是老钟。

他在河北和山东参观乡镇企业的时候亲眼看到了类似模式的运行：

厂长拥有相当大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的利润在上缴一部分之后大部分留在厂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发放奖金。那些乡镇企业确实充满活力、效率比国营工厂高得多...吗？

别逗你新自由主义头子笑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厂长负责制我不是没想过，但这个东西有几个致命的坑你必须提前看到。”

他用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把他能想到的所有风险一一摆了出来。

“首先是第一个坑，内部控制。

你把权力给了厂长，但产权还是全民所有，这意味着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在盯着他。

厂长会怎么做？低价把厂里的设备卖给‘亲戚开的集体企业’，然后高价从那个所谓的‘集体企业’采购原料，利润就在体外循环了。”

雷日科夫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自己就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过厂长，他知道这种操作方式很有可行性。

而且还有更狠的玩法，厂长在任的时候可以尽可能侵吞倒卖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资产，等卖的差不多了拍拍屁股走人，国企破产清算，然后厂长摇身一变成为当地新的龙头企业。

至于工人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历史上老钟80年代末到90年代国企的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么流出去的。苏联90年代私有化前夜的“自发私有化”更夸张，厂长直接把企业核心资产转到自己控制的合作社名下。

如果搞这种制度，OGAS在这个问题上起不到任何效果，它理论上可以实时监控物资流向，但前提是数据上报是真实的！

可厂长正是数据上报的最终责任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是同一个人，这怎么玩？

“第二个坑是短期化，这一点南斯拉夫搞什么‘工人自治’的时候已经替我们踩过了。

厂长任期三到五年，但工业投资回报周期常常十年以上。如果你用当期利润来考核厂长，他就会少做研发、推迟设备大修、把折旧准备金挪去发奖金。

任期内数字漂亮，但工厂的实际价值在缩水。

我们的工业设备本来就老化严重，你再给厂长一个不做长期投资的激励，那几年之后工厂就只剩一副空壳了。”

“第三个坑——工人怎么办？

我们是工人国家——好吧，至少我们名义上是工人国家。

厂长权力一大，党委、工会、职工代表会议全部边缘化，然后厂长开始裁‘冗员’。厂里有失业救济体系吗？没有。有再就业培训吗？没有。被裁掉的工人去哪里？上街。

上街之后干什么？喝伏特加——你看这就又回到酗酒问题上了。”

PS：当年东北的酗酒问题同样严重，家里有长辈的可以问一问。

雷日科夫的铅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着。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对斯拉瓦列举的每一个风险他都能在自己的工厂管理经验中找到对应的案例。

“第四个坑，软预算约束。

亏损的企业会不会破产？如果会，那一切都好说，市场信号就有意义；

如果不会，出于就业、政治、城市稳定的考虑——那厂长面对的就是‘赢了归我输了归国家’的不对称激励。

他必然会搞高风险扩张，因为反正亏了有国家兜底。

苏联有多少一厂一城的单一企业城市？那些厂垮了整个城市就死了，政治上不可能让它破产。”

在苏联，这个问题比老钟更难解决。

老钟80年代的国企所在城市还有乡镇企业、外资、民营吸纳就业，苏联一个工业城市常常就是一两个大厂，所以现在如果去俄罗斯西伯利亚旅游经常可以看到死城，那些城市大多都是工业城市，在苏联解体国企解散后，这些城市就死了。

“那你的替代方案是什么？”雷日科夫直截了当地问。

斯拉瓦说道：

“我看集体决策加多元监督更有搞头。厂长有日常经营权——采购、排产、人员调配...但重大决策比如投资、定价、利润分配、大额资产处置，这需要一个苏维埃。

这个机构里面要有职工代表、上级派出的监事、银行代表、技术总师。不是现在的那些橡皮图章，是有实际否决权的那种。”

雷日科夫沉默了许久。

苏维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代表会议或委员会。

苏维埃是列宁于俄国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它是一种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

他的祖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苏维埃早已死去，现在活着的只是个披着红皮的红色帝国。

导师的理想天天被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挂在嘴上，但有多少人真的去做了？

一股热流在他的胸腔中涌动。

雷日科夫看向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的那尊神像，导师的目光一直凝望着远方，望向那曾短暂到达过的未来。

“是啊，苏维埃。”他看向列宁的眼睛，胸口挂着的镰刀锤子章滚烫得厉害。

“苏维埃，我们是苏维埃联盟。”他再次咀嚼了一遍这个词。

“对，这就是重拾苏维埃民主的本意——工人参与管理、集体决策、多方制衡，列宁在1917年构想的就是这个东西，只不过后来被改了，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曾短暂到达过未来。

决心在雷日科夫的心中涌动着：

“嗯，这个框架对我们的体制冲击比厂长负责制小得多，它保留了集体领导的形式，党组织可以通过职工代表或监事继续参与企业管理，而不是被一个拥有大权的厂长架空。”

斯拉瓦提醒道：“还有，如果全苏联的国企厂长都变成了小希特勒，他们经济上独立了，政治上就会有自己的诉求——这帮人联合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党管干部的原则怎么办？”

最后这一点让雷日科夫沉默了。

他是一个对党的组织原则有深厚感情的人，虽然他在经济问题上很务实，但党管干部这四个字在他心里的分量不轻。

PS：当时联盟体制的腐败是计划-分配体系内的（搞批条、走关系）。厂长负责制下的腐败会升级为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回扣、销售回扣、招标围标、关联交易、土地和厂房处置中的利益输送。

这种腐败的金额量级比旧体制大得多，而且更难查——因为它发生在合法的经营自主权边界内。老钟90年代和俄罗斯90年代的国企管理层都经历过这一波，俄罗斯的结果是寡头化，中国靠后来的反腐和国资委体系部分压住了。

“你说的有道理。”他仔细想了想，“但集体决策加多元监督到底怎么落地、职工代表怎么选、监事的权限边界在哪里、和现有的党委工会系统怎么衔接...这些细节不搞清楚就是一张废纸。”

“那就搞清楚。我们先在几个试点企业里试，和信息化试点同步推进，用OGAS的数据系统来支撑监督功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企业的真实经营数据。

信息透明是多元监督的前提，如果工厂里苏维埃的成员看不到真实的财务报表，那监督就是空话。”

雷日科夫心中冒出了许多方案，他现在恨不得立刻和自己的心腹们分析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我回去让经济部门的人研究一下可行性。但伊万诺夫，这种事情急不得，在政治局里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措辞，别用‘苏维埃民主’这种词！

这个词戈尔巴乔夫在用，你再用就成了和他抢旗帜，你现在得低调点，我们可都在等你回来呢。”

不是，哥们？

“那用什么词？”

“就说完善企业管理的集体决策机制，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没毛病。”

斯拉瓦笑着挂断了雷日科夫的电话。

第51章 完成列宁未竟的事业（1w）

雷日科夫作为总理虽然日理万机，但他仍然抽出了大把精力完善他的国企改革方案。

三个星期后，这份国企改革方案递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

《关于完善国营企业管理集体决策机制的试点方案》

整个方案的措辞谁也挑不出毛病，核心内容没变，就是斯拉瓦和雷日科夫讨论出来的框架：

厂长保留日常经营权，但重大决策由一个合议机构通过，机构成员包括职工代表、上级派出的监事、技术总师，配套OGAS信息系统实现财务和经营数据的透明化。

戈尔巴乔夫在看完方案之后的反应和斯拉瓦预料的一样，他正愁找不到一份合适的改革方案呢。

“好啊！雷日科夫同志搞得这个企业改革方案非常符合我的心意，不愧是党的好干部，我这就组建个委员会详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