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他几乎每周都在路上，坐火车、坐飞机、偶尔坐那种在农村公路上颠得人内脏移位的吉普车——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到明斯克到斯摩棱斯克到基辅到第比利斯，在每一个新建或在建的信息化节点之间来回穿梭。
第一批五十个公共计算中心的选址和设备方案已经报上来了，他需要亲眼看看每一个点位的实际情况：
场地够不够大？电力供应稳不稳定？通信线路接到了没有？有没有训练好的操作员...
这些问题在报告里永远是模糊的“基本具备条件”，到了现场往往变成了另一种面目。
基本执行，基本成功，基本稳定，基本领导...到最后就变就成基本解体了！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比信息化建设更令人不安的问题。
————
起因是5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第4719-XI号法令——《关于加强反对获取非劳动收入的斗争》。
这份法令的上面还有两层配套文件，5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未公开发布，但作为政策框架性指令向各级党组织下发，传达会议精神。
但凡是个公务员都知道所谓的“传达会议精神”一定不能只接收精神，还得执行。
还有同日产出的部长会议第401号决议，这是行政执行层面的，动员了内务部、税务系统、贸易部和农业部。
三层文件就是一套组合拳，从党、政府和法律三个方向同时砸向了同一个目标——苏联的“非劳动收入”。
法令定于7月1日起正式生效。但消息早在五月中旬就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内部传达扩散到了基层。
根据传播学，“内部传达”、“小道消息”的速度永远快于官方公报，因为每一个听到消息的干部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赶紧收手别被抓。
到斯拉瓦六月初开始下乡的时候，这份法令虽然还没有正式生效，但它的阴影已经覆盖了整个苏联的基层经济。
6月1日，斯摩棱斯克州。
斯拉瓦来这里的目的是视察新建的农业产研联合体信息化节点，这是他在乌克兰搞了一年的模式向俄罗斯本土的第一批推广试点之一。
节点设在联合体下属的一所农业技术学校里，两台从电子工业部调拨来的大型计算机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联调测试。
机房的空调比机器本身运行得更早，工业风扇暴力吹出的凉风让许多工人都待在机房乘凉。
斯拉瓦上午看了眼信息化节点，进度符合预期，但通信线路还没接通，现场督察施工情况的克格勃说要等邮电部的人下周来拉线。
斯拉瓦又打电话问邮电部现在在干啥，那边又说正在维护更新其它几个产研联合体的线路。
得，没招了，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于是他决定去联合体下属的一个农业养殖点看看，这里曾经是集体农庄，但现在集体农庄已经被合并到了农业产研联合体里了。
他从这几年的经验中知道一个道理：政策的好坏最终要看它服务的那些人过得怎么样，如果人民的日子在变差，那再漂亮的数据报表也没有意义。
他的初心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没有人会被遗忘，他坚信这一点。
农业养殖点在联合体所在镇的外围，一个大厂房挂着牌子，一看就知道是集体养殖户，厂房外的草地上还有一大群牛在吃草。
在厂房外就是村子了，由于自营地政策，每一间房后或多或少都有农业工人们的自家菜地/牲畜圈。
斯拉瓦先去看了看集体养殖场，和厂长聊了聊，又去看了看牛牛和猪猪们的状况。
这间厂房还没有连上终端，在他的试点州组建的什么工人委员会更是无稽之谈，但纳入产研联合体后至少保证了原材料不断供，生产可以正常维持。
于是他来到了村子里，只见一排低矮的砖砌猪舍散布在一片泥泞的空地上，空气中弥漫着猪粪和青贮饲料混合的味道。
在村书记的陪同下，斯拉瓦走进了农户的家里，在参观猪舍的时候他突然注意到陪同他的农户脸上的表情不太对。
“不，不对。”
基层干部迎接上级视察时的脸和农户们的脸色完全不同。
他又往猪圈里看了看——几头半大的猪在食槽旁边拱着，食槽里混着玉米渣和切碎的草料，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他注意到食槽边缘的泥地上散落着几块白色的碎屑——形状不太规则，但质地明显不同于周围的泥土和饲料残渣。
面包渣？！
身后陪同的村书记还有农户的脸色都变得很紧张，显然，这对于这个村子里的人来说并非秘密。
“这是什么？”斯拉瓦皱着眉。
他蹲下来仔细看了看，然后站起来走到另一个食槽前——这个食槽上面盖着一层稻草，看起来像是在给食槽保温。
“哗——”
斯拉瓦从旁边拿起一柄草叉把稻草掀开——食槽里铺着一层被撕成小块的黑面包。
有些面包块已经被猪拱散了混进了饲料里，有些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斯拉瓦太熟悉了，那深褐色的国营面包厂每天生产几百万个的标准黑面包块。
斯拉瓦盯着那些面包看了几秒。
“你们怎么能用面包喂猪？！难道说我还没睡醒，一觉醒来联盟已经物质极大丰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
斯拉瓦又惊又怒，哪怕是在他穿越前的后世，对用面包喂牲口也是极大的浪费！
“此时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因为没有食物被饿死？联盟的粮食自给率可没有到达百分之一百，几年前我们甚至要用黄金储备来进口外国粮食！联盟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浪费的吗？嗯？”
面包是苏联文化中最基本的尊严象征，面包和盐是欢迎客人的最高礼节，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125克面包的配给量是活着和死了之间的区别。
跟在身后的联合体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穿着干部装束的男人，他立刻从慌乱中恢复了过来，用一种在基层干部中非常典型的“上级在的时候表现积极”的方式冲着农户开始训斥：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浪费国家粮食！
国家补贴的面包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猪吃的！新法令马上就要生效了，用面粉制品喂牲畜初犯罚款屡犯没收牲畜追究刑事责任！你们——”
“停！我说停停！”
斯拉瓦本来还有些震惊，以为这是个例，但他这两年下基层太多次了，他太清楚这种话术了！
这村书记一开口他就明白用面包喂猪至少在这个村子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斯拉瓦的理智迅速回归，如果是个例，那么还能惩罚，但如果是群体性事件，那么就应该反思一下原因了。
“这肯定不是个例，”斯拉瓦的声音恢复了平静，“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追根究底找到原因，实事求是，才能阻止这种现象。
如果只是依靠法令发现现象就制止现象，这是只治标不治本，搞一刀切政策。去年中央颁布那个什么禁酒的法令不就是这样吗？”
他看着联合体书记，后者的脸上的积极表演因为被打断而凝固，像是一个正在念台词的演员突然被告知剧本改了一样。
看来这里的干部并不能习惯这个实事求是的领导。
“调查研究是治理基层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共产党人千万不能脱离群众。”
斯拉瓦转向了那几个脸色已经白了的农户，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给他们吃了颗定心丸：
“放心，同志们别紧张，我不是来罚款的也不是来抓人的，我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你们告诉我——为什么用面包喂猪？
面包比饲料贵这个道理你们不可能不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你们觉得买面包比买饲料更划算，是不是？”
农户的眼神从躲闪慢慢变成了犹豫，没有开口。
在他们的基层经验中，一个中央来的干部突然说“你们说实话”，往往意味着“你们说完实话我就知道该怎么罚你们了”！
所以农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继续沉默。
但斯拉瓦有一种让人放松的本事，他一米六五的身高、有些圆的脸、说话时偶尔冒出来的那种不太像大官的随意语气...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来串门的远房亲戚，而不是一个在视察的部长级官员。
“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是谁，前段时间那个中央的禁酒令大家明白吧？第一版很糟糕，但是没过几天就改了——没错，我负责的！
所以请同志们放心，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
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农妇最先开口了。也许是因为女人在这种场合比男人更敢说话，也许是因为她真的忍不住了：
“部长同志，我们不是不知道面包不该喂猪，但您先听我们说——”
她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她的儿子阿列克谢才三十出头，高中毕业后在城里学了门手艺——修电器。
苏联市场上的家用电器是个什么质量大家心里都有数：国营工厂生产的电风扇转不了一年，洗衣机的排水管接头漏水是标配，电视机的显像管寿命像总书记的平均执政年限一样越来越短。
所以她儿子的生意挺红火，左邻右舍都找他修东西，他还自学了做家具，木工活干得漂亮，订单排了一个多月。
斯拉瓦还时不时插科打诨放松气氛：
“还真是，说到电风扇这个我太有共鸣了！我刚来莫斯科那年，排了半小时的队买了一台国产电风扇，放了一个冬天第二年夏天一开就冒火星子，吓得我差点把它扔出窗户！
最后还是伊万诺娃同志——就是我那个搭档，她在欧洲出差时帮我买了一台西德的电风扇，到现在用了快两年了，一点毛病没有，我一个卢布都不用给修理师傅！”
众人一听这个大官居然也有这种经历，紧绷的气氛松动了不少，七嘴八舌地接上了话茬。
有人说自己家的电冰箱压缩机比拖拉机还响，有人说缝纫机的踏板几个月就踩断了，有人说他们村里只有一部电话...
基层特有的在抱怨中带着自嘲的生活气息在猪舍的泥地上蔓延开来。
农妇继续说，法令一出，她儿子做的那些事什么修电器、做家具、搞木工活...全都落在了“擅自从事个体劳动”的打击范围里。
按照1976年部长会议的限制清单，个体劳动只能从事裁缝、修鞋、刻章这几类，而且必须持证——她儿子既没有证书，也不在许可的品类里。
“警察来过三次了！每次来就罚款，第一次罚了二十五卢布，第二次罚了五十，第三次说再不停业就要立案投机倒把罪，最高五年！
我儿子一个修电器的跟投机倒把有什么关系？他赚的每一个卢布都是自己的手艺换来的！怎么就不是他劳动所得了？”
她儿子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只能回农村帮家里往城里的集体农庄市场卖农产品：自留地上种的黄瓜、西红柿、一些土豆。
但这两天问题又来了——市场上开始有人清查，要求每个摊主当场证明所售产品是“自己土地上种的”。
“我儿子明明卖的是我们家自留地上的东西！
这块地从苏维埃政权建立那年就是我们家在种！可是警察说我们得有证明文件，什么证明文件？集体农庄开的证明！
可会计说我们家虽然是集体农庄的社员，但我们卖的东西是个体户范畴，他们不管我们的事。
现在推来推去谁都不管，最后我儿子在市场上被定了个非劳动收入，cyka blyat！又被那群蓝皮狗罚了款！”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斯拉瓦一边叹着气一边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
“那面包喂猪的事——”斯拉瓦把话题引回来。
“就是因为这个啊！”农妇的丈夫接过了话头，“我们家这几头猪是个体养殖的，联合体的饲料是公家的，只能给集体养殖户。以前我们还能从联合体那边‘拿’一点——”
他说话的声音明显小了一点，这是所有人都在做但所有人都知道不该说出来的灰色操作。
“现在法令一出查得严了，不敢拿了，要自费买饲料。但饲料多贵啊——一公斤混合饲料三十五戈比，买面包呢？国营商店的黑面包一个才十六戈比！面包比饲料便宜一半！”
斯拉瓦在那一刻完全理解了。
联盟对面包这种生活必需品实行了几十年的巨额补贴，使其零售价远低于生产成本，目的是确保每一个苏联公民都吃得起面包。
这个善意的政策在正常情况下运转得还行，但在反非劳动收入法令把个体户的其他收入渠道堵死之后——农户买不起市场价的饲料、“拿”不到公家的饲料、又需要把猪养肥了卖给联合体换现金...
国家补贴的廉价面包就变成了唯一买得起的替代饲料。
国家花了几十亿卢布补贴面包是为了让人民吃饱，结果这笔补贴的一部分通过面包-猪食槽-猪肉-个体户现金收入这条链路变成了个体养殖户的变相饲料补贴。
法令想禁止的“非劳动收入”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国家更难监控也更荒诞的形式继续存在。
斯拉瓦在告别农户之前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好，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了。这不是你们的错，同志们，没有人应该因想养活自己的家而被罚款。这个法令的问题我会带回莫斯科去反映，在那之前你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
他想了想加了一句：
“——面包喂猪这个事就别干了，面包毕竟是人吃的东西。如果能想到别的饲料替代方案的话...联合体能不能给个体户开放一部分饲料配额？给点补贴我觉得也可以，我让人去查一下。”
....
从斯摩棱斯克回来之后斯拉瓦没有直接回莫斯科，他改变了行程临时去了列宁格勒、基辅和第比利斯。
在这三个城市里他看到的情况比斯摩棱斯克的猪圈更让他愤怒。
在列宁格勒的市场，六月初的一个上午，内务部的便衣和穿制服的民警正在逐个摊位地进行清查，每一个卖水果、卖蔬菜、卖鲜花的摊主都被要求当场出示证明文件证明所售商品是“本人土地上的产出”。
一个格鲁吉亚中年人在他的花摊前被两个便衣围着，他面前铺着几百枝包好的康乃馨，颜色从深红到浅粉排列得赏心悦目。便衣要求他出示这些花的“产地证明”。
格鲁吉亚人磕磕巴巴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解释着：“这些花是我家在巴统种的，我们家种花已经三代了，冬天南高加索的花运到北方城市卖这是我们的传统——”
“传统不是证明，你有集体农庄开的产地证明吗？”
“我不是集体农庄的人我是个体户——”
“个体户没有产地证明就是非法投机，既然不是自己种的，那就是从别人那里买来转卖的。”
“我说了是我自己种的！”
“你的证明材料呢？”
这些个体户要证明花是自己种的，但他们不是集体农庄的人，集体农庄不给开证明，于是没有证明就被推定为转售，转售又等于投机倒把。
自证清白的举证责任被放在了被告身上——而自证清白的唯一方式是一份他在制度上不可能获得的文件。
上一篇：碧蓝航线：我有体质增强系统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