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了，之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现在保守派的势力已经被大大削弱，太老的老登要么已经去世要么被清退，剩下的保守派干部则一部分被新斯大林主义者吸纳，一部分受斯拉瓦经济改革成功的影响加入了温和改革派。
斯拉瓦已经成功向党内证明，在保持着政治稳定以及计划经济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温和改革派可以做到提升民生福祉。
这就给了相当一部分保守派干部加入温和改革派的理由。
戈尔巴乔夫没有理由在经济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再横插一手，在斯拉瓦的改革下工人收入涨了、物资调配效率提升、反非劳动收入法令被叫停。在加速发展那套以经济效率为衡量标准的逻辑里,温和改革派才是赢家！
他只能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弯道超车。
这正是斯拉瓦担心的，戈尔巴乔夫这些激进改革派就像是在黑夜的夜隧道里骑摩托一样，弯道灵车漂移这一块。
八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攻势展开。
8月14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合发布了第991号决议,打破了对外贸易部长达五十八年的垄断,把直接进出口权下放给了二十多个产业部委和七十多家大型联合企业。
同时，戈尔巴乔夫还设立了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用来分散雷日科夫作为总理的权力的，主席地位等同于副总理，首任主席卡缅采夫是自己人，他是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时期的旧识。
在原本历史上，随着时间流逝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矛盾激化，重大的经济决策逐渐被他通过他自己的顾问团队、通过外经委执行，直接绕开了部长会议的正常程序。
“这是阳谋。”
斯拉瓦知道，开放对外贸易这件事本身是对的,谁反对谁就是反对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做的每一件削弱他们的事,单拎出来都是政治正确的，他没法反对。
他立刻开始准备新一轮反制，这次他打算将目光放在东方。
戈地图紧接着开始了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
整个夏天,雅科夫列夫在中央委员会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对各加盟共和国报刊的管控一点点地去中心化。
审查的闸门被大大放开,以前碰都不能碰的敏感话题开始出现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刊物上。一大批自由派和改革派学者获得了从前不敢想象的发声空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频繁举办公开讲座,讨论那些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会让人丢掉工作的题目。
比如贝利亚案件，比如斯大林，比如赫鲁晓夫....
很快，报纸上开始出现暗示利加乔夫“思想保守”“阻碍改革”的文章,而利加乔夫在过去一年里真正做的那些事——暂停反非劳动收入法令、在党纲里守住底线、为温和派保留干部空间...
一篇报道都没有！
在一个由雅科夫列夫掌握闸门的舆论场里,温和改革派天然地处于下风。
作为对抗，斯拉瓦和雷日科夫开始在工厂、联合体发布宣传材料，这些生产单位里的党支部虽然名义上受中央宣传部管理，但是他们的工资可不是宣传部发！
这才是卡对手脖子的核心技术。
八月下旬,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的分歧在政治局内部彻底公开化了。
导火索是宣传的审查尺度，利加乔夫认为媒体否定历史的速度太快、触碰的禁区太多,这样下去会把党的全部合法性根基都掏空。
而雅科夫列夫则坚持开弓没有回头箭,真相说得越彻底越好。
两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各执一词，所有人都在等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当然站在雅科夫列夫一边！
利加乔夫是第二书记,名义上主管意识形态和干部工作，党的意识形态本该是他的领地！
戈尔巴乔夫公开支持雅科夫列夫,等于当着整个政治局的面告诉所有人:在意识形态这件事上,说了算的不再是第二书记,而是雅科夫列夫。
事态正在变得严重，斯拉瓦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应该不会再给他下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他立刻把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年导约到了一起。
8月23日，莫斯科郊外，在一处连美国卫星都找不到的神秘招待所里，便是斯拉瓦所在了。
“请伊万诺夫同志先讲讲吧。”雷日科夫咳了咳嗓子。
一年前，他们还分散在各自的战线上各打各的仗,现在他们必须坐到同一张桌子前。
斯拉瓦开门见山:“戈尔巴乔夫在各个击破,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他用外经委和顾问团队架空部长会议;
对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他用雅科夫列夫接管意识形态;
对我,他把重建抬到加速战略之上,让经济成果显得不够看。
诸位，我们必须得行动起来了。”
利加乔夫的脸色不太好看。他这辈子信奉的是堂堂正正的党内斗争，有意见就在会上提,投票见高低，而不是拿国家大事当儿戏！
戈地图这样折腾下去联盟就完蛋了！
“我从托木斯克到莫斯科干了一辈子党务,没见过这么搞的！我宁愿他是斯大林同志，至少斯大林同志不会为了打击政敌而选择毁掉这个联盟。”
政治斗争不是这样的！你应该先在政治局多跟我虚与委蛇隐藏真实目的，然后提升我的好感度，偶尔在中央全会上夸我两句，然后在某个下着大雨的夜晚叫我不带武器去开会，最后在某个永远不会公开的党代会中向我提出政治分歧，我被迫同意在大会跟你公开辩论啊？
你怎么直接上来就让雅科夫列夫接管意识形态？政治斗争根本不是这样，我不接受！
“我们该怎么办?”雷日科夫问了那个所有人都在想的问题,“我们总不能反对公开性，反对对外开放吧？
那正好落进他的圈套,坐实了头顶的帽子。”
这正是温和改革派的困境。戈尔巴乔夫占据的每一个阵地，什么公开性什么民主化什么对外开放，在道义上都是不可攻击的。
一旦反对,就等于自己跳进反改革的坑里。
年导听了半天才开口:“我先抛砖引玉吧。硬顶，死路一条！
戈尔巴乔夫在舆论场上确实比我们强,因为那些地方比的是话语,而话语可以无中生有。
但我们手里有一样他造不出来的东西——真实的成果。
他要搞公开性,我们不反对——我们要大力支持！但我们要把公开两个字往我们的方向引。
他想公开的是历史问题，是政治分歧，我们就推动公开经济数据、公开企业账目、公开干部的财产...
同样是公开性,他的公开制造的是争吵,我们的公开解决的是问题！
让老百姓自己去比较！比一比！看看哪种公开对他们的日子更有用！”
“至于团结,”她看了一圈在座的几人，“从今天起我们必须是一个整体，我们现在要拉拢其它部长，如果觉得可信任，那就试着旁敲侧击部长们的看法。”
自从斯拉瓦从乌克兰重回中央后，温和改革派们的主心骨终于来了，现在许多人都很想知道斯拉瓦是否有那个决心，即使要流血。
斯拉瓦坚决地说道：“大家可以放心，我决不束手就擒。这群虫豸只会毁掉导师的遗产，只有我们才能真正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带领党走向正确的方向！
如果可以在党代会上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去，那再好不过，如果事情糟糕到要使用武力叫戈尔巴乔夫来开会，我也不介意。
但如果事情到了最坏的结果...”
斯拉瓦深吸一口气，看着每一个人。
“所有事情都是我干的，你们把水全泼我身上都行，大不了我先大家一步去找导师罢了！至于我走后怎么办...我们的理想就只能交给剩下的人完成了。”
斯拉瓦起身，抱拳，向所有人包括墙上的导师说道：“同志们，咱们开弓没有回头箭，我韦利科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先走一步，先走一步了！”
从那天起,这个此前一直以松散同盟形式存在的安德罗波夫遗孤集团,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攻守约定。
历史将会证明,这次会面是温和改革派从忍让走向全面对抗的转折点。
而与此同时,在这场高层博弈完全感知不到的地方,在大学的宿舍里、在工厂的车间里、在深夜的机房里,千千万万个普通苏联人正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感受着这两条改革路线带来的变化。
他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高层已经分裂了。在他们眼里,戈尔巴乔夫和伊万诺夫是国家的两架马车,一架管政治,一架管经济,并驾齐驱地拉着这个庞大的国家驶向一个更好的明天。
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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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立大学，7月的一个傍晚。
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安德烈·索科洛夫和他的三个好兄弟挤在宿舍里。
这间房间住了四个人，但此刻挤了八个，另外四个是从隔壁历史系和新闻系串过来的。桌上放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星火》杂志和几张从图书馆复印来的报纸文章。
“你们看了这期《星火》没有？科罗季奇这次胆子太大了！他居然发了一篇讨论三十年代大清洗的文章，虽然没有点大林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在说什么！”
安德烈是一个二十二岁的莫斯科人，父亲是国防部的中级军官、母亲是中学教师。在1985年前，他和所有苏联大学生一样把政治课当作必须忍受的无聊仪式，考试前突击背诵教材上的标准答案，然后在考完的同一天把一切都忘掉。
但从1986年开始，情况变了。宣传部的审查闸门在松开，足以让一些以前被严格禁止的话题出现。《星火》杂志在主编科罗季奇的手下变成了一本敢于触碰历史禁区的刊物，《莫斯科新闻》也开始发表让保守派气晕的文章。
“你觉得戈尔巴乔夫是认真的吗？”一个历史系的女生问。
“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安德烈用说，“你看他在伏尔加汽车厂说了什么重建，这意味着他承认了现有的体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而不只是修修补补，伊万诺夫那套没用。”
“可重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有说过具体要怎么改吗？”新闻系的另一个男生维克多追问道。
“没有，不过我想公开性本身就是开始。”安德烈耸耸肩。
“我认为雅科夫列夫的作用很大，”另一个同学补充，“我叔叔的同事的父亲听说他正在推动成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委员会来取代利加乔夫管的那套旧体系。”
在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中间，利加乔夫已经被标记为保守派的象征，一个阻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
他们不知道利加乔夫在过去一年里做了什么，他们只知道报纸上说利加乔夫同志思想保守而叶利钦同志敢于改革。
这些媒体正在塑造着一代年轻人对苏联政治的认知。
安德烈在那个傍晚回到自己的床铺上之后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戈尔巴乔夫代表着苏联最好的可能性，他是一个愿意直面自己国家问题的领导人。
公开性也许只是第一步，但它是通向公民自由的第一步，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见证这个开始。”
二十二岁的安德烈·索科洛夫不知道他见证的开始会通向什么样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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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亚蒂 伏尔加汽车厂
总装车间的工人谢苗·彼得洛维奇在午休结束后的工间会拿了一张从信息终端上打印出来的表格。
表格上列着他们班组上周的生产数据和绩效核算，每一个工人的产出量、合格率、出勤率，以及按照新的绩效方案计算出来的个人收入。
“你们看，我上个月的合格率是97，按照合格率奖金我多拿了20卢布，老瓦西里那里少拿了5卢布。”
“公平啊！我合格率高我多拿，他合格率低他少拿。”
谢苗在伏尔加汽车厂干了二十年。他不知道什么是公开性，也不太关心报纸上在讨论什么。
他关心的是这个月的工资条上多出来的那20卢布以及食堂的伙食有没有改善，答案是有——工人委员会上个月投票通过了一项增加午餐菜品种类的提案，钱从集体餐费里扣。
但他知道两个名字，一个是电视上天天放仿佛精力无穷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另一个是伊万诺夫同志，因为车间里那台终端就是他搞来的。
戈尔巴乔夫搞的事他懂也不操心，工厂党委说一万句还不如今晚厨房的锅里有土豆炖牛肉，伊万诺夫搞的成果他天天都能享受到。
“说实话，同志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伊万诺夫同志。”
在6点下班后，谢苗和几个工友去厂区的工人俱乐部一边聊天一边练习手风琴，他说道：
“自从搞了那个什么信息化和工人委员会后，我第一次觉得工厂是我们的，这个比报纸上说的什么重建对我来说实在多了。”
工人俱乐部是苏联工厂区的标准配置，一栋三四层的砖楼，里面有一个小礼堂、一间图书室、几张台球桌和一台电视机。
下班之后的工人们就在这里打台球、下棋、喝茶、聊天，聊的要么是家里长短要么是建政。
一边打台球的快退休的老师傅突然插了句嘴：
“还真是，我在这个厂干了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里换了六个厂长，每一个来了都说改革，赫鲁晓夫的解冻、柯西金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完善、安德罗波夫的纪律、现在戈尔巴乔夫的重建...
名字换了一遍又一遍，但这个伊万诺夫搞的那个什么信息化挺好，至少让我在退休前看到了一回咱们工人说了算。
这个干部我看是最对得起伊里奇的。”
他盯着桌上的白球，手腕一勾啪嗒一声红球落袋。
俱乐部墙上导师的画像始终注视着这一切。
没有人鼓掌，但那几秒钟的安静本身就是一种比掌声更有重量的东西。
话题很快转到了球赛，台球碰撞的声音，楼上的乐器声和电视机里主持人的激情解说赶走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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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二十四岁,是白俄罗斯综合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现在是明斯克第三公共计算中心的值班维护技术员。
他的工作是确保中心里的六台计算机在二十四小时内不出故障。
在白天，是各个企业和计划部门的操作员在使用这些机器处理数据,晚上计算中心对外关闭但机器不能关。
联盟的8小时工作制让白班在下午六点就结束了，他们这些人是夜间轮班的。
瓦列里的夜班通常很无聊,在确认了所有机器运行正常之后，他能做的只有坐在终端前面看着屏幕上缓慢滚动的系统日志发呆。
机房里只剩下散热风扇嗡嗡作响,以及远处走廊里值班看门老头的收音机偶尔飘过来一两句新闻播音员的声音。
但从三个月前开始，他的夜班有了一个新的消遣——通过数据网络和其他城市的值班技术员聊天。
斯拉瓦的信息化网络在设计之初是为了传输经济数据的,产量、库存、物资调拨、财务报表...
但网络本身是不分数据类别的,只要你会操作终端，理论上你就可以通过数据链路发送任何文字信息！
斯拉瓦在设计系统的时候没有禁止终端之间的非业务通信,因为他从乌克兰的经验中知道，技术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对于系统维护和故障排除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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