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82章

凌晨三点，所有议题都推进了，只剩下SDI还是僵局。

凌晨六点半，两组都向各自的领导汇报。舒尔茨对里根说：

“我们已经走得比之前任何一次谈判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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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谈判崩盘。

上午十点会谈复开，双方都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边缘。

中午前两人在一项命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命题的精确表述至今仍被历史学家争论，因为美苏两份会谈记录有差异：

美方的记录是双方同意十年内消除所有弹道导弹，苏方的记录是双方同意十年内消除所有战略核武器。

戈尔巴乔夫顺势提议：“那我们直接说，十年消除所有核武器。”

里根点头：“如果这是你的意思，我同意，我们十年消除所有核武器。”

这是冷战历史上最接近彻底核裁军的一个瞬间。

两个人在房间里短暂地沉默了——也许他们自己都被刚才说出口的话震住了：

消除所有核武器。

人类自己造出来的足以毁灭文明几十次的东西，可能在十年内被这两个坐在闹鬼的旧宅子里、共用一间厕所的人一句话送进历史！

然后他们开始处理最后一个问题——SDI。

戈尔巴乔夫：“我们同意所有这些，但前提是SDI研究限于实验室，十年内不部署。”

里根：“米哈伊尔，我不能这么做。”

戈尔巴乔夫：“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里根：“我对你的‘实验室’这个词不能让步。”

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彻底核裁军的协议卡在了这个词上。

下午三点，两人做了最后一次挽救协议的尝试。

里根：“难道我们就为这一个词，把世界历史性的协议推开吗？”

戈尔巴乔夫：“罗纳德，如果我让步，政治局会把我吊死在树上。”

里根把这当作戈尔巴乔夫的无奈的笑话。但只有斯拉瓦和统一了立场的改革派联盟知道，戈尔巴乔夫敢在这里让步他们就真的要叫他不带武器去开会。

下午六点半，两人走出霍夫迪宅，在冰岛阴冷的雨中分别。

电视镜头捕捉到了里根紧绷着下巴对戈尔巴乔夫说了句什么。后来，里根回忆那句话是“我真的相信我们差一点点就能达成”，戈尔巴乔夫面色苍白地点了点头。

这个雨中分别的镜头成了八十年代冷战最具标志性的图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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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人欢喜有人忧，保罗当晚在记者会上几乎哽咽：“我们非常接近，非常非常接近，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

那看来是基本成功。

美国的保守派比如珀尔、温伯格则私下里庆幸，他们认为如果协议达成会损害美国的核威慑。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第一时间致电华盛顿强烈反对——她担心欧洲失去美国的核保护伞。

美国人把核弹和弹道导弹撤走了，那苏联的钢铁洪流冲过来西欧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了。

戈尔巴乔夫在记者会上没有归咎里根：“我认为我们已经爬得很高了，虽然没翻过山顶，但从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地平线。”

这是苏共第一次允许自己的领袖在国际场合不指责对手。

斯拉瓦在远东通过电视看了戈尔巴乔夫的记者会。现在，苏联可以等美国国内的压力、等西欧盟友的施压、等SDI自己暴露出它的不可行了，然后他们就能在合适的时候把欧洲中导从SDI里单独拆出来谈。

一语成谶。

“在1987年12月，伊万诺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程核力量条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消除一整类核武器的条约，它的基础就是雷克雅未克的改革派共识。——《苏共党史·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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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瓦的远东之行不同寻常，这是斯拉瓦自从担任国家经济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省际视察。

理论上，他没有这个权力做视察，应该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来干这事，但是温和改革派在政治局顶住了压力，一致同意让斯拉瓦前去视察边境。

当然，戈尔巴乔夫只会知道斯拉瓦此行是“督导远东地区的经济信息化建设和产研联合体推广”。

斯拉瓦真正要做的事情远比这个表述更重要，他要去亲眼看看在公开性的浪潮席卷整个苏联的时候，远东的改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他要去给一些已经开始过火的政策踩刹车。

哈巴罗夫斯克。10月28日傍晚。

按照原定的行程，斯拉瓦应该直接前往国宾馆下榻，第二天再开始正式的视察活动。但他在走出舷梯之后突然说道。

“先去市中心，列宁广场。”“伊万诺夫同志，国宾馆那边已经——”

“我知道，但我先去广场。”

斯拉瓦在过去一年多里养成了一个让基层干部又敬又怕的好习惯，他从不按照精心安排的参观路线走，他总是临时拐进那些没有被打扫和排练过的地方。

列宁广场是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心，这是一座标准的城市广场，中央立着导师的雕像，周围是行政大楼和百货商店。

傍晚时分，广场上有不少下班后路过或者出来散步的市民。当斯拉瓦的车队停在广场边上、当人们认出了从车里走出来的那个矮个子就是电视上经常出现的伊万诺夫的时候，一小群人很快聚了过来。

斯拉瓦走进人群开始和人们聊天。随行的电视台摄制组架起了摄像机，这次对话将被直播。

一个中年女工挤到了前面，她穿着工厂发的蓝色工装外套，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几样食品的网兜，脸上是常年在车间里工作的人的被机油和疲惫共同雕刻出来的神情。

她亲切地问道：“韦利科斯拉夫·伊万诺维奇，我能跟您说几句吗？”

“当然，同志，您说。”

“我们这段时间非常混乱，”女工的话直接得让旁边的官员脸色大变，那个干部恍惚间已经看到自己去西伯利亚的未来了。

“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商店里已经不再只卖罐头和盐，肉和蔬菜也多了一些。这是好事，但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要更进一步学习西方的制度，说只有那样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不太明白——我们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斯拉瓦看着她。这个问题恰恰是此刻整个苏联最核心的争论的民间版本。

他反问道：“我先问您——您觉得您现在的工作环境、工作福利、劳动保障，这些都落实了吗？您怎么看那些说要学西方的人的说法？”

女工想了想：“不能说非常满意。但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切都在变好——自从厂里搞了那个信息化、组建了委员会后，我们工人第一次知道了厂子的账目，第一次能对厂里的事情民主投票，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劳动有了回报。说实话，这是我干了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

她顿了一下，眉头皱了起来。

“但是报纸上不这么说，很多学者不这么说，好多青年学生也不这么说。他们说这些还不够，说我们应该像西方那样，搞什么多党制、搞什么自由市场。

我就糊涂了——我明明感觉日子在变好，为什么那些有学问的人都说我们走错了路？”

斯拉瓦沉默了几秒钟。

他终于开口了：“是啊，同志，这就是问题所在。”

干活的人觉得日子在变好，不干活的人觉得应该推倒重来。

而历史的方向往往不是由前者决定的。

10月26日上午，斯拉瓦和远东军区司令、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委书记进行了一次会谈。

第一条：“不深化经济改革，我们只能是死路一条。”

苏联的经济在过去十几年里增速持续下降，消费品短缺，技术落后，边疆地区的居民跑到中国去买东西——这些都是事实，是任何意识形态的辩论都掩盖不了的事实。改革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它是这个国家活下去的唯一出路。

第二条也是这次讲话最重要的一条，他提出了一个判断改革方向的全新标准。

“同志们，现在党内有一个争论——改革到底应该经济改革优先还是政治改革优先？

这个争论我认为应该停下来了。因为它是一个伪命题，它让我们把精力浪费在了先做哪个的口水仗上，而忘记了我们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提议用三个标准来判断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我把它叫做‘三个有利于'。”

他伸出三根手指。

“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是否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不管你搞的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不管你用的是计划手段还是市场手段、不管你的理论听起来多么漂亮——拿这三条来量一量！

有利于这三条的就是对的，不利于这三条的就是错的。这比争论先经济还是先政治有用得多。”

礼堂里响起了一阵掌声。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务实地绕过了那个正在撕裂苏联高层的意识形态争论，把所有人的注意力从主义之争拉回到了实效之辨。

第三条则是关于信息化和OGAS这类系统的性质。

“有许多同志担心，我们学西方的科技，借鉴美国人的计算机技术去搞OGAS、搞自动化计划系统、搞信息化，是不是在引入‘资本主义的东西'？

我要明确地说——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搞错了一个根本问题：工具和制度是两回事！

OGAS这类自动化系统只是一种生产工具，就像拖拉机、就像电力、就像计算机本身。社会主义可以用它，资本主义也可以用它！

一把锤子在工人手里能盖房子，在强盗手里能伤人，锤子本身没有阶级属性。重要的不是我们用不用这个工具，而是我们用这个工具的时候，能不能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能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权力、能不能保证公平的分配制度！

只要这三条守住了，我们用再先进的技术工具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守不住这三条，你就算把所有的计算机都砸了，社会主义也照样会变质！”

讲到第四条时斯拉瓦的语气变得严厉了。

“第四，我要在这里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现在我们改革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左，而是来自右！

是来自那些打着改革旗号鼓吹全盘西化的人，是来自那些主张放弃公有制、放弃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来自那些想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走资派！”

礼堂里安静了下来。这番话在公开性的浪潮正盛的时候说出来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它直接顶撞了当前最时髦的政治潮流。

“现在党的工作主要是防右、防西方自由派、防走资派。”斯拉瓦一字一顿地说，“我伊万诺夫把话就放在这里——谁敢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谁就下台！

不换思想就换人！”

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这不是一句泛泛的表态：温和改革派不会坐视改革被引向全盘西化的方向，他们会用组织手段来捍卫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五条也是讲话的收尾，斯拉瓦说道：

“我最后说一句。在我们实现物质的丰富、实现人民的苏维埃民主、实现分配的公平之前——党的基本路线动摇不得。”

“改革是为了让社会主义变得更好，不是为了把社会主义改没了！我们要的是一个更高效、更民主、更公平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牌子的资本主义。

这条路线，在我们达到目标之前，一步都不能动摇！”

礼堂响起了掌声。

第62章 为了人民，对戈地图重拳出击吧！（1.2w）

斯拉瓦从远东回到莫斯科的时候,这座城市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兴奋和躁动笼罩着。

公开性的浪潮在1986年的最后两个月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1月20日,一部叫《忏悔》的电影在莫斯科公映。这部由格鲁吉亚导演的政治寓言片1984年就完成了,被禁了整整两年.

影片用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希特勒、墨索里尼、贝利亚和斯大林的复合体)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苏联电影史上第一次具象化的批判。

雅科夫列夫亲自审阅之后批准了它的公映。

现在公开性真正地从口号变成了实践，观影人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达到了七百万——对于一部苏联艺术电影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通常这类影片只有几十万到一百万的观众！

七百万人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批判斯大林的电影，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种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情绪正在被引导向一个致命的出口。

斯拉瓦在年导的陪同下也去看了这部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久

他说：“拍的还行，有些说的对，有些说的不对，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当一个社会开始集体性地批判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它很难在某个点上停下来。

今天批判斯大林,明天就会有人问——那列宁呢?那十月革命呢?那整个党的合法性呢?

我担心《忏悔》打开的不是公开性的大门,是一道泄洪闸。

苏共这些年做的错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必须先修复党的形象，让人民开始满意，才能让党在接下来的批判中守住自己。那些搞公开性的人有些真的是过于理想主义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纯理想主义者只有自杀这一条出路。”斯拉瓦评价道。

年导搂着斯拉瓦的胳膊没有说话。

她知道斯拉瓦说的是对的，她在外交部的位置上能感觉到那道闸后面正在积聚的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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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电影更牵动整个苏联知识界神经的是另一件事——萨哈罗夫。

事情的导火索是一场死亡。

12月8日凌晨,知名异见人士阿纳托利·马尔琴科在鞑靼自治共和国的监狱里死亡。死亡前他已经绝食了一百一十七天,要求释放所有的苏联政治犯。

但凡脑子正常的领导都不会同意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