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日本已经进口了40多万辆二手的轻卡微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估计今年之内进口的日本二手轻卡微卡数量不会少于100万辆。现在全国的各类汽车,加上后三轮摩托车,其他类型的摩托车,包括农村大量的拖拉机都加起来,数量已经达到近2000万台。”
“这里面最多的就是运输卡车,运输后三轮摩托车,还有很多拖拉机在农村也承担运输任务。所以公安部那边统计,我国这几年的交通事故一直在上涨。交通事故之后,解决赔付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389 保险行业
“薄树春同志说的很对。随着我国交通工具数量的增加,我国交通事故数量在急剧增加。进入六十年代之后几乎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这两年交通事故增长速度就更快。这还是很多简单的交通事故都是私下解决没有进入统计的情况之下。”
“而且现在我国的交通事故事发地点已经不是局限于城市当中。农村也时有发生交通事故,长途运输的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现象也很多。”
公安部部长谢富知开口。
虽然早在清末中国就开始进口汽车,道路上开始有了汽车。但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民群众来说,他们对于汽车是没有概念的,更不懂现代交通知识。所以当国内的汽车等交通工具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各种交通事故也是频繁出现。
中国虽然大规模培养司机,但只是教他们怎么开车,怎么简单的修汽车,却很少培养他们怎么遵守交通规矩。城市这边对于道路交通还算是有些管理,所以大家还算是遵守一些简单的交通秩序。可是到了城市城外面,到了乡镇农村地区完全没有道路交通秩序的概念。
交通秩序是啥东西?
你要是问全国人民群众,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也就是简单的靠右行驶之类的。这个和中国是从落后的农业国快速进入工业国是有直接关系的。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道路交通法。我国早在1949年和1952年就颁布了‘汽车管理暂行方法’、‘城市陆上交通管理暂行规则’,来管理我国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为。”
“后来我国一直在完善‘汽车管理暂行方法’,但因为五十年代我国汽车、摩托车数量稀少,因此我国的道路交通方面的法律就静止在了这里。这个暂行方式只是最基础的,只有简单的一些约束,而不是详细的交通法。”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我国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产量急剧上升,导致我国现在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的保有量迅速增加。以前制定的‘汽车管理暂行方法’已经根本不足以解决现在的交通管理问题。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开车的司机对于很多东西不熟悉,而我们公安部门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着手处理交通问题。”
谢富知继续汇报目前的交通管理的困难。
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央的确是没有想过中国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产量会如此快速的提升。所以原来制定的“汽车管理暂行方法”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
公安部门作为全国交通安全管理的部门,面对很多交通矛盾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才好。因为现在发生的很多交通问题,国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汽车产业已经被中央定义为重点发展的产业。加上摩托车、后三轮摩托车,以及每年进口的各种汽车,我国每年新增100万辆以上的机动车。这还是现在,几年之后我国每年新增加的数量会超过200万辆,300万辆。所以关于交通法规的问题,必须要未雨绸缪,尽快制定我国的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此次打劫日本工业,其中有不少摩托车生产线被中国低价引进。
完全可以想象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中国的摩托车 生产量必然会上一个新的台阶。摩托车的管理和汽车的管理一样困难。
陈运听着谢富知的建议,点了点头道:“谢富知同志,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尽快处理。我会和彭珍同志谈这个问题。你们公安部要尽快拿出一份方案交给人大常委会,让他们讨论。交通安全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可不能马虎。”
“是。”
谢富知点头。
谢富知说完之后,薄树春继续道:“关于交通事故当中的赔偿问题,一个当然是要制定‘交通管理方法’,来明确各方责任。只有明确了各方责任,才能够解决交通事故当中的财产损失赔偿问题。”
缺少交通法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因为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很多交通事故当中无法明确各方面的责任。划定不了责任,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解决交通事故。
“但除了要制定交通法规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是这一次广东这家运输公司一样。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资金赔付,导致各方都出现了问题。要不是最后当地政府垫付资金,事情处理就会变的非常困难。可这种处理方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地方政府这一次帮忙,是为了平息事态。可是一旦这种事情多了之后,地方政府难道都要一一兜底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怎么可以直接用在这些方面。”
“这还是因为运输公司是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企业,所以最后有地方政府帮忙。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帮忙呢?如果是农村合作社成立的运输公司出现了这种问题,而农村合作社没有足够的资金赔付呢?又或者地方政府推脱,认为这是企业自己的责任,不愿意兜底怎么办?到时候要怎么处理这些事情?谁来负担交通事故当中的财产损失?”
这一次地方政府愿意兜底,是担心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影响。加上这家运输公司是地方政府的国营企业,所以才会出手。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就像是中国历史上,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每年的交通事故数量从200万次涨到了近500万次,光是交通事故当中的死亡人数就从几万人冲到了十几万人。要是现在不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那么现在的中国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每年的交通事故数量也会是百万次级别的。
总不能这么多的交通事故,都让政府去兜底。
“这还只是肇事一方的赔付方面的问题。再说说受害方,如果赔付无法短时间之内到位,那么受害方的损失谁来负担?如果交通事故当中死亡的,受伤的是家里的顶梁柱,那么一旦赔付不到位,这个家庭接下来的生活会非常困难。就算政府和合作社有所保障,但也无法代替赔偿款。特别是交通事故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就尤为重要。”
“除了这些交通事故当中出现问题的家庭之外,还有那些受损的企业呢?如果企业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受损,他们的损失怎么解决?”
大家都是点头。
虽然中国还没有完全放开私人购车,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保有量还是在急剧上升。交通事故数量增加,涉及到的就是责任问题、赔偿问题。要是数量少,很多问题政府可以兜底。可是数量继续上升之后,政府不可能无限制的兜底。这既是不符合责任划分问题,而且政府也没有那么多额外的资金。
“薄树春同志,你说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保险,汽车保险。我们必须要重启汽车保险,只有汽车保险才能够解决出现的这些问题。”
听到薄树春的话,大家都沉默。
因为汽车保险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早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央就推出过汽车保险,交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负责。新中国当时推出汽车保险,是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一些保险政策。可是这个保险推出没有多久,对于汽车保险党内、社会都出现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汽车保险以及第三者责任保险对于肇事者予以经济补偿,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增加,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当时之所以有这种反对声音和顾虑,是因为中国很多人刚刚从旧社会走出来。在旧中国能够开车的,不是外国军警就是国民党军政两界的官员,还有就是有钱的资本家。当中有一些人在城市开车,那真是无所顾忌,根本不管会不会制造交通事故。甚至美军在中国城市驻扎的时候,每天都有撞死人的事情发生。
他们根本不把普通百姓的命放在眼里。撞死人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当时撞死人之后他们有什么赔偿吗?赔一条人命还不如猪狗价格。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当时很多人反对这个保险。认为这样的保险推出来,就是助长这些开车权贵更加肆无忌惮。虽然当时已经是成立了新中国,但大家对于旧中国时期的这种事情实在是印象太深。
因为当时反对声音比较大,同时国内汽车数量也很少,交通事故就更少,所以几年之后就取消了汽车保险。毕竟当时国内对于汽车保险的需求也少,没必要为了汽车保险争论不休。
没想到十多年过去,薄树春再次提出了汽车保险的问题。
看到大家不说话,薄树春道:“保险是为了在交通事故当中保障各方利益。而不是单单为了解决肇事者的问题。以前我们国家汽车少,所以不用太着急。但现在我国已经到了必须要推广汽车保险的地步。”
中国目前的保险业发展情况来说,开展汽车保险这样广泛的保险,并不是保险公司就可以决定的。需要国务院的批准才可以。
特别是汽车保险这样曾经受到过严重反对的保险,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不敢擅自推出。
陈运想了想道:“交通事故的各方赔偿问题的确不容忽视。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整理一下目前交通事故当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汽车保险的详细想法。等魏红军同志回国之后,我们召开一次会议来确定这件事情。”
陈运也知道汽车保险的推广已经势在必行。可是陈运想了想,这个问题还是交给魏红军回来拍板比较好。
“好。”
薄树春点头。
接下来薄树春继续道:“汽车保险是一个,还有关于航运保险业务国务院也必须要好好考虑,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有的政策。航运业务历来是投资大,风险也很大的行业。以至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航运业务都是很多人不愿意投资的行业。”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缺乏外汇,同时受到常凯申集团的军舰威胁。中央一直担心航运公司的船不安全,所以伍豪同志对于我国的航运保险发展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政策,不敢放手发展我国的航运保险业。可是这十几年我国的外贸发展速度非常快,带动了我国的海运。可是因为一直以来对于航运保险采取了保守政策,因此我国的航运保险行业一直发展不起来。”
目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开展航运保险的。
但因为各方面顾虑很多,所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采取了分摊风险的方式,在全球很多保险公司都进行投保。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海运保险赔付事件就是“百万英镑事件”。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外贸部门租赁的巴拿马船籍“海后”号轮,装运进口物资回国途中,遭国民党海军劫夺,货物损失巨大。这是当时震动整个国际保险界的一笔巨额赔款案件。
由于中国保险公司在配合外贸部门抢运货物进口时已经办理了货物运输战争险,并向伦敦保险市场办理了分保。因此在接到外贸部门的索赔要求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中国保险公司迅速派员查明出险经过,审核了数以万计的物资单证。在核定了确切的损失后,向伦敦合约再保险人要求现金赔偿。
但伦敦保险市场以双方未开战,不能算战争险;原保货物在孟买卸下转船回国,是绕航,属除外责任为由拒绝赔付。中国人保根据投保的法律分析,两次驳回伦敦方面的拒赔理由,继续要求赔付,终于使这批货物损失从国际分保中得到补偿。
经过此事之后伦敦保险市场将战争险费率增至每百元10元,同时将已经逐步提高的战争险业务分保手续费又降至2.5%。伦敦保险市场使用的就是波动价格,在偶然发生一次较大的赔款时,就立刻采取增加费率和降低分保手续费等措施,甚至不肯进行分保的业务交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认可他们的决定,要求他们履行合约,最终要回了107万英镑,这是保险历史上的奇迹,史称“百万英镑事件”。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之后给国家远洋海运进行保险业务的时候,采取的就是分散投保的方式。甚至一趟远洋路线的保险,在十多家国外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这样出现问题的时候,每一个保险公司承担的数量不高,可以顺利的拿到赔偿。
航运一旦出现问题需要赔付的资金太多。要是不分散投保,赔付的时候会非常困难。
现在中国一些重要货物航运的保险,都是投给英国、法国、瑞典、瑞士,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保险公司。
所以别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建国开始发展航运保险业务,但当时中国的航运规模太小。另外一个是当时中国在外的敌人太多,光是避开国民党军舰就非常不容易。所以中国的航运保险业开展非常保守,一直都是更倾向于对外投保,也就是大量的投保给国外保险公司。
可是薄树春现在认为这样的政策应该改变。
薄树春道:“今年到现在不到八个月之内,我们已经从日本进口了超过90万吨以上的货轮、油轮,估计今年应该可以进口超过150万吨吨位的货轮、油轮。如果日本经济短时间之内没有起色,外贸持续低迷,那么日本破产的航运公司会越来越多。两三年之内流入我国的货轮、油轮会持续的增加,估计会有几百万吨的民船进入我国。”
“现在我国国内航运,国际航运当中的短途航运,国际远洋海运都在快速扩张。而且因为日本国内能源不足之后,日本港口已经无法提供那些货轮、油轮需要的重油。所以目前来东亚、东南亚的很大一部分货轮、油轮,都是会来我国的港口停靠进行补充。这些货轮、油轮来到我们的港口之后,都有投保的需求,正需要我们的保险公司参与进来。”
“现在我国的情况已经和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有很大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我国拥有和我国经济相匹配的保险行业。”
陈运明白薄树春的意思。
薄树春这是希望国务院能够放开对于保险行业的一些限制。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在发展保险行业,但整体来说国家并不是很重视保险业,所以限制比较多。薄树春提起汽车保险、航运保险的目的就是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是需要保险业一同发展。
薄树春为什么如此重视保险业?
除了保险业是金融行业重要一环之外,也是考虑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保险行业是短时间之内可以迅速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行业。而且保险资金都是长期资金,所以保险行行业的资金是最适合流入一些预期稳定的大型项目建设当中。
而且以现在中国贸易的发展情况来说,中国保险行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国外资金投保。这也是另一类的利用外国资金发展国内经济的手段。
高刚在旁边道:“我认为薄树春同志的建议是有道理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建立,需要的是政府、社会、企业、合作社包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而这里面保险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环。所以我认为我国的保险业应该要有更多的发展。”
李福春在旁边道:“现在我国保险业最多的就是企业财产保险。但只是简单的企业财产保险,已经无法覆盖企业有可能出现的意外问题。仓库、物流、销售各个环节都应该要有足够的保险,才能够完整的保障我国企业、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现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费当中,大头是企业财产保险,然后是这些年一直在推动的个人养老保险。这两个保险种类占据整个保费的近90%。
这是因为新中国保险行业发展的时候,早期保费主要是靠着企业财产保险,而且都是那些生产企业。但现在全国有几百万家各类工商业企业。如果单单只是生产类的企业进行企业财产的投保,是无法覆盖整个中国工商业企业的。
听着大家的意见,陈运道:“好。薄树春同志,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把关于保险行业的改革问题都写成一份报告。我们等魏红军同志回来,确定这个事情。”
1390 全面合作
陈运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没有直接同意薄树春要求国务院对于保险行业松绑的建议,但还是把这个问题整理之后,发给了欧洲这边。
因为陈运掌管中国经济,负责国务院工作,所以清楚的知道现在的中国各方面发展是有些失衡的。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衡就是,中国的金融发展没能够跟上工业发展的步伐。或者说1966年、1967年发生了严重的国际能源危机,让中国的工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甚至可以说是坐了火箭,有了跨越性的发展。1967年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央最初的预想,所以导致四五计划都需要频繁的进行调整。
1967年是四五计划的第一年,本来是最需要按照计划发展的。可是突如其来的能源危机,直接打乱了四五计划的实施。但搜刮日本工业资产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是不可能放弃。所以虽然打乱了四五计划,但这块蛋糕还是要吞下去。
可是突然之间工业领域的发展突飞猛进,导致出现了现各方面严重失衡的局面。工业大发展需要干部,需要技术人员,需要工人,这肯定是需要从其他领域抽调。也幸好目前的中国农业有了不错的基础。要不然突然之间如此规模的工业发展,必然会严重影响国内农业的发展。
而且失衡的不仅仅是工业和农业,还有工业当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工业生产和物流之间,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然最直接的是工业和金融之间的失衡,这方面的失衡情况更加严重。金融要服务于工业发展,可是工业发展了,金融却没能够赶上去。所以才会出现福建省委省政府采取从非国内银行贷款,成立新模式的信托投资公司的事情发生。
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因为金融发展没能够跟上去,所以目前各方面的融资渠道都出现不足,所以就出现各种各样融资的方式。而薄树春建议放松对于保险业的管束,推动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保障方面,也是为了增加一个融资渠道。
资金要运转,不能沉下去。不管是政府资金,还是人民群众手中的资金,包括企业手中的资金都是一样的。这些资金只有流动,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保险行业的发展,可以把企业和人民群众手中的资金流动起来。
所以陈运最后还是通知了在欧洲的魏红军和邓希贤。
魏红军和邓希贤商量之后,给国务院回复支持薄树春的建议。中央是应该调整关于保险行业的态度,曾经的一些限制是应该放松,给中国保险行业更多的支持。至于关于汽车保险的问题,魏红军也表示了支持。特别是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出现私家机动车。当然这个机动车不是指汽车,而是指摩托车。
这个时候如果不赶紧出台关于汽车保险的问题,等以后私家机动车多了之后再出台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魏红军不仅同意薄树春的建议,而且魏红军还表示对于机动车应该进行强制保险。特别是现在私家机动车不多,机动车基本上都在企业手中。让企业叫保险,比让人民群众交保险容易很多。
陈运想要等魏红军回来拍板,但魏红军给陈运的回复是,魏红军支持国务院自行拍板这个事情。因为魏红军不仅仅要在欧洲访问。等结束欧洲行程之后还要和中南半岛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见面,以及还要考察一些省份。等魏红军这些行程都结束,怎么也需要一个多月时间。
现在的中国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宝贵。
如果等魏红军回来,再召开会议决定这些事情,怎么也得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浪费两个月时间,对于目前高速发展的工业建设来说是犯罪。而且魏红军回国之后要处理的事情不少,等11月份的时候魏红军还要再次去一趟苏联。因此这个事情魏红军让陈运代表国务院尽快处理。
有了魏红军的答复,陈运很快再次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提交的“中国保险业发展规划草案”,国务院决定正式放开对于中国保险行业的很多限制。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把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权力完全交给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以后这种关于保险业发展的问题,就不需要到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讨论。
国务院常务会议结束之后,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迅速拿出了“关于建立机动车保险草案”、“关于发展国际航运保险草案”。而且为了配套新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准备成立中国新华保险公司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这里面中国新华保险公司是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出来的。主营汽车等机动车保险,包括关于交通物流方面的保险都归新华保险管理。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准备推动机动车强制保险。目前新中国保险业务当中,只有铁路、轮船、飞机等行业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是强制保险。而机动车保险会成为第二项强制保险。
至于太平保险集团不算是新成立的,是把原来的中国太平保险公司进一步扩大,成立太平保险集团。太平保险公司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把太平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14家私营保险公司合并起来成立的公私合营的保险公司。
这家太平保险公司之前专营港澳和海外保险业务,公司主体目前都在香港。这一次成立太平保险集团,是为了让这家保险集团主营航运保险,包括接受国外航运公司的投保。
这样中国的保险行业就变成以企业财产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人身保险为主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还有就是机动车保险为核心的交通物流保险的中国新华保险公司,以及国内外航运保险为主的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对于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拿出的这些改革方案,国务院和书记处接连签字批准。
当然国内进行保险行业改革的时候,魏红军还在欧洲各国进行访问。随着魏红军在欧洲各国的几次发言,欧洲各国大致上的已经明白了魏红军的意思。
包括魏红军提出的国际分工说法,也得到了其他很多欧洲企业的支持。虽然这是魏红军对英国商人团体说的话,但也是对欧洲各国企业说的。一旦推行这样的国际分工,那么欧洲作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就牢牢地占据了工业技术的顶端,控制利润最高的位置。
对于目前处境比较艰难的一些欧洲产业资本来说,这样的国际分工对他们是非常好的事情。能够用标准和品牌扩大自己的市场,用技术牢牢地稳住自己的优势。
而且随着中国和英国、欧共体谈贸易合作问题,要建立贸易协调组织,更是让很多欧洲商人开心。
中国和欧共体谈判当中,中国在不少方面是做了让步和保证。
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保证进一步完善证券交易市场,虽然不是欧洲国家一样直接发展股市,但也是一步一步完善证券交易的程序。中国目前的证券交易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严格监管的市场,主要是一些国内大型企业参与。但在这一次谈判当中,中国同意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份也可以进入证券交易市场。
包括关于资产评估方面双方也要进行协调,好可以进行证券交易。这是告诉欧洲商人,他们投资中国之后,如果想要从中国撤离是有渠道的。
这里面的东西很是复杂,双方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就像是资产评估的问题,需要中国和欧共体之间发展出一个可以彼此认可的认证标准。光是建立这样一个双方都能够认可的标准,就需要双方解决的问题很多。毕竟关于资产评估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欧共体这些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他们的标准。
除了关于合资企业的股份进入证券交易市场的问题之外,中国在债券市场上也给出了积极的信号。那就是中外合资企业可以在中国政策监管之下,在中国债券市场发行一定规模的债券。
这一次魏红军来欧洲,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这方面达成了一致。
这对于欧洲很多商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投资中国,既要在中国获得利润,还要有能够退出中国市场的机制保障他们的利益。可是一旦他们想要转让手中股份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大家认可的资产评估机制,没有一个证券交易市场,那么这些股份就无法退出来。现在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还有就是融资的问题。
虽然欧洲金融资本支持产业资本,但融资成本并不低。如果能够在中国国内有一个直接融资的渠道,而且成本低于欧洲金融资本提供的资金,那么对于企业发展是非常好的事情。
这对于欧洲产业资本也好,金融资本也好,都是非常高兴的消息。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专利权的问题。
欧洲不少企业投诉中国企业不尊重他们的专利权,对于他们的产品肆意的进行仿制。衡阳自行车厂再一次被他们拉出来作为典型进行批评。之所以衡阳自行车厂再次成为靶子,是因为仿制中外合资企业产品当中,衡阳自行车厂最出名,发展最好。其他一些地方小工厂,他们也不可能全都去管。
对于这个问题邓希贤在谈判当中明确的表示,魏红军既然提出了新的“国际分工理论”,那就表明中国会尊重各国的专利权。因此邓希贤跟英国、欧共体代表团保证中国会进一步完善专利权和发明权,保证各国企业在中国的专利。而且邓希贤还表态中国愿意和英国、欧共体专利局进行更进一步的谈判,在各方专利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可以说这一次魏红军来欧洲,是真的要大力推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中国方面如此有诚意,结果中国和欧共体之间的合作陡然上升很多。其中最积极的是刚刚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甚至比英国更加活跃。
英国这边很多企业都是因为经营出现了问题,或者在英国生产成本实在是太高,所以才选择进行产业转移。其实就是不想被市场淘汰,要找新的出路。所以别看英国产业转移现在进行的轰轰烈烈,但英国转移的产业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动的。但联邦德国这边不一样,联邦德国是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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