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489章

这是魏红军最支持的两个提案。

不过退休制度，想要实施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只有董毕五这种资历，这种级别的干部才能够提议。董毕五是一大代表，是湖北党组织的创建者，又是目前中央政治局委员。

而且在目前中央领导当中，和总司令一样，都是属于年龄最大的那一批。

总司令和董毕五今年都六十二岁。

董毕五提出退休制度，最显得坦荡。

这个提议，比党的会议正规化，大家更加严肃。因为党的会议正规化，不会直接影响大家的利益。但退休制度，是直接影响大家利益的。

这一次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大部分倒是不着急。

毕竟大部分人还比较年轻。加上大家本身不是中央领导，就是未来中央领导的候选人。从董毕五的提议当中，大家退休年龄可以到七十岁。

离七十岁还早着。

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其他考虑。

毕竟能够来到这里的，都是有自己基本盘的干部。大家下面还有一批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当中有不少已经五十岁上下的干部。

如果省级以下干部只能干到六十岁。

那么十年之后，要退休的干部不在少数。说句不好听的，大家拼死拼活总算是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可是你让他们干十来天工作就退休，这不就是剥夺了大家“革命”的资格。多少人还是愿意为“革命”多奋斗几年的。但大家谁也不敢说自己反对这个提案。因为董毕五直接把大家后路堵住了。说中共人不能恋栈权力。

就算有人不同意，但在这样的会议上，也不敢说自己恋栈权力。

当然有反对的，就有支持的。

特别是第二梯队的一些部。目前政治局委员当中，按照年龄来说总司令、董毕五、林波曲都是六十二岁，属于是年龄比较大的。相比起来第二梯队有不少五十岁上下，甚至四十来岁的年轻干部。

如果前面的人退休，那么后面的人都有机会上去。

不过大家也没有表态。

因为董毕五的提议当中，也包括了书记处书记这个级别的干部。书记处书记，也就是后世政治局常委，是真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董毕五的退休年龄，也包括了他们。

算是比较敏感。

这个时候主席掐灭了手中的烟道：“董老所言一针见血。我们的革命要新老结合，老干部为年轻干部保驾护航，年轻干部要扛起革命大旗继续前行，当革命的接班人。老干部不能恋栈权力，不让年轻干部上位，那我们不就成了封建王朝。我们是革命党，必须要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年龄大了，精力跟不上，思维也就跟不上。到时候该退就要退下去，我也不例外啊。

其实按照七十五岁退休，主席的年龄也早着。

主席现在还不到五十五岁，离七十五岁还有二十年时间。

不过主席倒是支持董毕五的提议。主席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七大上修养同志的地位迅速上升，几乎走到了接班人的位置。

但主席和修养同志的年龄差距只有五岁左右。

所以主席在年轻干部当中也在摸索一些可以接班的干部。历史上主席看中的就是邓希贤。因为邓希贤比主席小十一岁，现在不过四十多岁，但资历深、成绩好。

而且主席对邓希贤始终是有一种情谊的。

毕竟当年在苏区，“邓毛谢古”是主席“四大金刚”。他们四个人接受了很大的压力，最后都没有一个人说主席是反党小组织的头目。他们四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扛不住压力，那么主席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艰难。

而“邓毛谢古”四个人当中，目前唯一活着的就是邓希贤。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希贤也是作为接班人培养。进京的“五马”当中，高刚看似最为风光，但真正走到了决策领域的是邓希贤。

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就放心了。

总司令道：“其实军队也要有这方面的退出政策。年龄大了，在一线指挥部队会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基层部队当中，有些指挥员年龄大了，身体就跟不上。这些干部要么转业去地方，要么也要有明确的退休制度。”

“老总提议不错。”

主席点头。

主席和总司令说完之后，大家就七嘴八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聂帅道：“现在我们的革命走向胜利，到处都需要干部，看起来我们的干部严重不足。可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需要的干部数量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我们会不停的培养新干部。我们需要的干部就那么多，岗位也就那么多。如果老同志们不退下来，年轻干部哪里有机会。新老交替如果做的不好，革命工作怎么持续下去。所以建立一个完善的新老交替的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还没有直接触及到自己的利益。

因此反对声音不大。

魏红军之所以如此重视七届二中会议，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这些开国功臣盘踞地方，或者控制某个部门，到时候一个个都是实权大佬。

利益纠葛会非常严重。

到时候他们要考虑的除了自己，还有自己山头、派系的利益。

那个时候任何政策的推动，都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反对声音会越来越大。反而七届二中会议，属于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划地盘。

利益纠葛不严重。

只要不是直接影响本身利益的政策，反对力量不会太大。

就像是这个退休政策。

你要是晚十年提出来，不知道反对意见会有多大。毕竟那个时候多少开国功臣的年龄在五六十岁左右，退休政策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

现在就很好。

反对力量不大。

所以会议通过了董毕五的这项提议。当然这只是党内的决议，但还不算是正式文件。因为他只能约束党员干部。想要约束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还需要在政协会议上通过。以后就是要在人大会议上通过。

不过既然在党的会议上已经通过，不管是政协会议还是人大会议，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党应该明确，党员能否进行剥削。”

第754章 团结的会议

华北局这边的提议，主要是关于政权建设的正规化问题。

党的会议的正规化，组织建设的正规化，党员干部退休制度的正规化，聂帅还提议法律方面的正规化。聂帅的提议是，虽然目前各项法律还不完善，但中央应该出台各方面律法。先要有大的架构，然后法制委员会继续完善各项律法。

完善一项，就填补一项。

不需要等全都完善再出台律法。

目前华北局这边，算是全国律法方面最完善的地方。而且中央政府的部门，大部分都是直接升级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的。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大家同意聂帅的提议。

不过法律问题，不是党的会议讨论的事情。党的会议上有了决议之后，具体还需要在政协会议上通过。

等华北局这边轮番有了提案之后，高刚开口。

“中央应该坚定信念，某些同志不能动摇中共信念。党应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中央应该明确，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绝对不能在剥削的问题上出现动摇。

他这么一开口，本来气氛还不错的会议，再次陷入了凝重。

因为这是一桩公案。

在全国农村会议之后，中央和东北局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党员能否进行剥削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尤其严重。甚至严重到什么地步。

修养同志主持的财经会议上，东北局常委张秀善甚至拍了桌子。

修养同志批评东北局，在经济工作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教条主义是批评东北局在富农党员问题上搞一刀切，甚至做出开除一些富农党员的决定，表示“党员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修养同志认为当前主要是发展生产，党员要带头，不要怕雇工，不要怕变成富农。

至于“左”的错误，修养同志批评的是东北局对于城市的改造。

高刚在东北采取的是，把日伪满留下的工矿企业直接收归国有，对私人资本经济进行限制、利用、改造。但修养同志认为，高刚的做法影响了东北私人经济的发展，这不符合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

张秀善也是陕北出来的干部。

这可是带兵打过仗的干部。高刚在东北工作作风强势，林峰都避其锋芒。但张秀善却是敢于当面驳斥高刚的存在。包括“富农党”的问题上，张秀善也反对高刚一刀切的办法，以至于两个人在东北局会议上吵过。不过最终张秀善还是接受了高刚的意见，认为目前阶段党员不应该做出“剥削”的行为。

结果张秀善这个脾气带到了会议当中，面对修养同志都拍了桌子。

认为这种批评太过分。

谁也没有想到，高刚把这种工作上的分歧带到了七届二中会议当中。

“高刚同志，这些具体的问题，应该在以后的工作会议上解决。

彭珍很是不满意高刚在党的会议上发难。

七届二中会议，大家都很期待。

因为临近革命胜利。

就像七大会议，是抗战快要结束的时候。除了政策的制定，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排排坐分果果。七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很多都是抗战成绩的肯定。

那么七届二中会议也不例外。

除了制定接下来党的工作之外，也会是一次分果实的会议。

这个时候高刚跳出来，把好好地一次会议，弄得乌七八糟。彭珍甚至看向了陈运，担心这背后还有陈运的手笔。目前的中央当中，陈运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中央的地位，除了五大书记，就是陈运。而且现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当中，陈运就是在这方面最出色的一名干部之一。他会不会生出了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可是彭珍这么一说，立马激怒了一个人。

“彭珍同志，党的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这是党给大家的权力。是什么就是什么，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是中共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回避矛盾，避而不谈，混淆矛盾。珍同志同在东北犯了错误，修养同志来信只是让我们搞好团结，至于批评一点都没有。这是典型的宗派主义。东北局只是希望在剥削问题上，中央可以明确态度，某些同志们不要动摇中共信仰。彭珍同志又何必不让同志们说话。”

张文天开口那就是石破天惊。

魏红军也非常惊。

魏红军不熟悉张文天，但知道张文天号称是“党内理论家”，平时风度翩。谁能够想到张文天这么刚，而且丝毫不顾虑场合。

而且说的很重。

比高刚更重。高刚虽然发难，但也知道这是什么会议，因此并没有点名批评。

可是张文天却是直接批评修养同志搞“宗派主义”。

当然张文天这种不满不是一天两天。高刚和张文天，包括林帅他们在东北和彭珍之间工作分歧大，矛盾也大。甚至大家一度到了不相见的地步各自只负责各自的工作。正因为矛盾太大，惊动了中央好几次。但每次中央回信，都是要求东北局搞好团结。至于其他问题一律避过。这个和高刚、张文天他们想要的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关于彭珍的问题，修养同志都是回避，从来没有批评。

正好七届二中会议召开。

张文天发泄了不满。直接批评修养同志搞“宗派主义”。

难怪张文天的官是越做越小。从中央苏区时候的核心领导之一，到遵义会议之后成为党的负责人，在延安再次成为核心领导之一。等到七大只是政治局委员，八大的时候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种脾气，看不出丝毫的政治智慧。

书生气十足。

毕竟中共五大书记的格局已经形成。而且这几年五大书记之间配合默契。修养同志就算在有些问题上出现过错误，但整体来说依旧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领导干部。

这几年负责中央工作，成绩还是很出色的。能力还是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承认。

主席的报告已经明确，接下来党的任务就要转向。从军事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从农村转到城市。

在五大书记当中，修养同志是重点负责经济建设的干部。也就是说五大书记当中修养同志的分量会进一步加强。

这个时候张文天在党的会议上，而且不是一般的会议，是在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个地方中央局主要干部都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如此批评修养同志，真的是不明智的。当然张文天不明智，修养同志的威望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一下大家更是面面相靓。

陈运坐立不安。

彭珍、高刚、张文天都是东北局出来的干部。

而且在东北的时候，陈运和高刚、张文天他们更亲近一些。现在很多人的目光都让陈运知道，自己被架了起来。

所以陈运道：“党员能不能剥削，的确是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原则上党员是不应该剥削的，因为这违背我们革命的目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革命还没有胜利，全国的战争也没有结束。很多新解放区问题更是严重。现在的中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此情况复杂，中央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

陈运说完之后，彭珍、高刚、张文天都不满意。因为这说了和没说没什么区别，根本没有明确的主张。

所以他们也立马把目光从陈运身上调开。而且他们三个人也习惯了。在东北局的时候，一旦高刚和彭珍发生分歧，陈运都这样，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魏红军看到修养同志和东北局之间关于“富农党”的问题已经到了如此尖锐的地步，明白他们之间以后肯定会出现大问题。

其实早在土改早期的时候，魏红军就提出过关于“富农党”的问题。可是很显然革命胜利在即，大家对于经济建设的分歧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弥合的。

修养同志有他的政治理念，东北局高刚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

他们都不想退一步。

因为这个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富农党”的问题。这个涉及到后面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不管是修养同志，还是高刚同志，都是有自己政治理念的政治任务，所以都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他们的争论，不是为了争口气，而是因为后面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都和“富农党”的立场是分不开关系的。

修养同志更支持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认为现在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高刚同志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高刚看到了苏联迅速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历史。而他们这样的经济政策背后，离不开农村经济政策的支持。这其实也是路线问题。

战争年代如何判断敌我力量，如何打仗是路线问题。和平年代如何选择经济政策，其实也是路线问题。修养同志和高刚同志之间的矛盾，有一些个人恩怨，可能还掺杂着一些“争权夺利”，但更多的问题还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路线问题。这才是他们谁也不愿意后退的原因。

因为一旦在这个问题上撤退一步，那就要抛弃他们各自的经济路线。

所以关于“富农党”的问题，双方你来我往隔空打了口水仗还不够，在党的会议上再次尖锐对决。

魏红军无奈。

魏红军是没想到七届二中会议上，竟然还发生这种事情。

目前的局面，自己开口，好像是和高刚联合挤兑修养同志一样。目前虽然华中局看起来实力最强，但真正实力雄厚的还是东北局和华北局。因为华中局目前就是大杂烩，而且分为华中局直属和华南分局、东南分局三分天下。正因为东北局和华北局强大，而且这段时间双方合作频繁，魏红军更是要避嫌。魏红军和高刚如果走动密切，很容易让人以为东北局和华北局联合起来。但魏红军知道，有些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该表态的时候还是要表态。

新中国早期，一定要发展重工业，这是农业国走向工业国必须要经过的一步。而且中国是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防工业。但国防工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重工业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和苏联一样走火入魔，只知道发展重工业。而早期发展重工业，没有资本积累的新中国，必须要把城市、农村联合起来，动员大家一起参与新中国建设。国家穷的叮当响，如何动员广大百姓出钱出力，为新中国建设付出。物质奖励新中国没钱，只能是靠精神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