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18章

赞成陈韬这个意见。国家的工业布局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地方。现阶段是因为国家财政有限，而且需要尽快的承接苏联援建项目，所以只能是选择基础比较好的地方。

但这是腐腿的发展。

等以后不再怎么紧迫的时候，是应该考虑全国范围之内布局工业发展。

主席对于陈韬的印象一下就有了改观。这不仅仅是在农村工作上有成绩的干部，对于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认识。

“第二：是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国家从各个省份收税，富裕的省份上交的税肯定多，贫穷的省份上交的税肯定少。这个时候国家财政就应该采取，从富裕省份多收税，转移到一些贫穷省份。用这些转移支付支持贫穷省份的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或者是教育发展。但这种转移支付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商富裕省份的生产积极性，也不能助长贫穷省份的懒情思维。如果我国最发达省份的收入是10，最贫穷省份的收入是1。那么这种转移支付，应该在2到3之间，绝对不能是拿走4或者5。”

这个主席还没有考虑清楚。

因为财政的转移支付，目前更多的是欧美经济上的说法。中国现在的财政穷的叮当响，哪里有什么转移支付的能力。

但这一点主席也记住了。陈韬继续道：“但这些都是被动的，是靠着中央的调控。真正的先富带动后富，除了要有国家层面的调控之外，更多的是要把先富和后富之间有产业上的联系。让先富地区和后富地区可以一起挣钱。”

“如果富裕地区收入是10，和后富地区有产业上的联系，那么给后富地区2的报酬，那么先富地区的收入剩下了8。加上后富地区原有的收入是1，这样后富地区就有了3的收入。这个时候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够从先富地区收税2，给后富地区转移1或者2的资金，那么后富地区的收入也能够有4或者5。这样先富地区和后富地区的差距就能够减少。而且这种产业上的联系，会让先富地区和后富地区可以持续的、共同的发展。只有这样持续的、共同的发展，才是最好的先富带动后富”。”

“就像是宝安县这边的农村。这边的农村和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都是属于人多地少的地方。农村并没有那么多的农活要做，农村的事情三分之一的壮劳力就能够做完。所以整体来说宝安县农村的情况是，壮劳力非常富余。合作社成立之后，很多农活几下之间就做完了。做完之后，这么多壮劳力都是赋闲的。”

“但有些合作社和香港小商人合作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些合作社虽然订单不多，但一年也能够挣个几干块。到了每户手中也能有一两百，甚至更多。但他们太忙，农忙季节夏收、夏种都无法兼顾。这个时候他们和其他合作社联合起来，把合作社的农活交给其他合作社。按照比例收取报酬，这其实就是一种分工合作，产业合作。”

“甚至我们规划，一旦宝安县这边订单多了之后，有些合作社就可以专门做运输的工作。这样这里的农村就可以彻底完成分工大协作。有的合作社专门做运输工作，有的合作社专门做这种订单，还有一些合作社就专门种地。这样分工之后，大家都有活干，都能够在这条产业上获得报酬，共同富裕起来。”

“等富裕起来之后，合作社有了积累，就可以购买拖拉机进行农业，购买汽车做运输业，购买机器设备发展更大的工厂。这样多出来的人员，又可以办一些其他的合作社副业，这样农村的合作经济就可以带动起来。”

“这些合作社经过几年的发展有了积累，要建新房子，那么有些合作社就可以开办砖瓦厂。想要建新房子，城市有专门的建筑公司，农村合作社也可以集中泥瓦匠，然后培训合作社的青壮年之后，成为农村合作社建筑公司。这样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在产业上有了更多的合作。”

“合作社有了积累，就可以发展合作社教育、医疗，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

陈韬在勾勒美好的农村合作经济。

主席沉默。

因为陈韬给主席描绘的农村合作经济，超过了主席之前考虑的。当然前景很美好，但道路是曲折的。哪里能够那么容易大家都富裕起来。

但这是一种很不错的思路。

其实陈韬通篇讲的，老祖宗曾经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想要发展要有自我造血能力，光是靠着别人的施舍，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

而想要有自我造血能力，就要有产业。

看主席不说话，魏红军开口道：“如果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兴旺，对于财政的支持也很大。这些都是属于小企业，在税收上给与一定的优惠。但就算是优惠，也会给财政很大的补充。而且宝安县农村发展起来之后，就可以跟波浪一样影响其他县的合作社。把他们也纳入到分工合作行列当中。”

魏红军开口，主席从沉思当中走了出来。

喃喃自语道：“产业上的分工合作，大家一起分享产业上的利润，共同富裕起来。合作社的富裕，会带动农村消费市场，让工业品有了更多的销路。”

主席觉得自己抓住了某些想法。

但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具体是什么。但主席知道，自己一直支持的农村合作社方向是没有错误的。农村只有合作起来，发展合作经济，才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

如果只是个体户发展起来，那么很快就会再次出现资本家、地主，开始有人讨小老婆，开始冲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而且个体户的发展，是承接不了中国工业产品。

只有合作社发展起来，合作社有钱了，才能够消化那些大型的工业产品。

合作社社员有钱了，就能够消化那些消费型工业品。

“主席，还有一个事情。”

“什么？”

“有些合作社之间想要合作起来。前几天我在宝安县这边调研的时候，有两个合作社干部找到了我。他们两家目前都承接一些订单，他们想要联合起来，共同组建更大的工厂，承接更多的订单。他们的想法是，按照两家拿出来的缝纫机，来确定两家的股份。以后挣钱就按照股份比例分利润。可是这种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而且是股份形式合作，我不太敢确定。”

911 合作社的合作

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真正要提高生产效率，主要来自于分工合作。分工合作的效果越好，生产效率越高。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不停的进行分工合作的历史。如何准确的推进分工合作，就是工业化当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来这种分工合作，随着工业的发展会自主出现。

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是，等不了工业自己慢慢的发展起来。所以选择的是，国家直接进行投资发展工业，分工合作方面是一边建设一边学习。

苏联很多专家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

他们告诉根本没有经验的中国工业干部、中国的工人，在工厂是如何进行分工合作。

互助组、合作社也是一样。不是说只有工业才进行分工合作，农业也可以进行分工合作。互助组、合作社的目的除了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之外，就是为了跟工业一样进行分工合作提高生产效率。

不过这些都是政府推动的。

不过看看自主发展是什么样的。

宝安县这些合作社就是例子。有了订单，能够挣钱之后，不需要政府的引导，两个合作社自己就开始寻找合作的机会。不过主席倒是没有直接回答陈韬的这个问题，而是询问道：“宝安县的合作社发展情况怎么样？”

从河南下来，主席发现新解放区的合作社发展都是比较缓慢的。

邓志辉是稳重的干部。

所以湖北、湖南的互助组发展很好，现在才慢慢的进入初级合作社的阶段。可是听陈韬的介绍，宝安县这边的合作社发展应该是非常不错。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合作社可以代工。

可是广东也是新解放区，甚至比河南、湖北、湖南还要更晚解放。这里的合作社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发展。主席可不希望这里的合作社也跟河南一样。

“整体上发展还是很顺利。“

“你们是怎么解决干部问题的。河南那边的很多合作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管理账目的干部不足，所以账目很是混乱。你们这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合作社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干部问题。

同时也是农民受教育的问题。

这句话罗启容代替代陈韬道：“陈韬同志来到广东之后，一边进行土改，一边发展互助组。虽然我们广东解放比一些省份晚，但发展互助组的时间比其他新解放区早了一年多近两年时间。而且为了改变广东农村的局面，1950年初开始，广东省从省级部门开始下面的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瘦身的办法。决定减少机关人员，增加一线工作人员。抽调大批干部入村，参加为期三年的农村突击扫盲工作。很多归国参加建设的华侨青年也参加了广东省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当中。经过两年多的扫盲运动，广东省农村脱离文盲的人数超过700万人。这些人都掌握最基础的500个汉字，以及大致掌握日常常用的1000个字。能够自己写简单的信件，能够读懂一般的报纸文章。我们的目标是三年的突击扫盲运动，让所有12岁到40岁的农村人口全部脱离文盲。让他们可以读懂报纸，可以理解政策文件。”

“而且他们不仅负责汉字的扫盲工作，还负责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数学知识。对于一些数学计算能力突出的人员，还进行集中培养。让他们学习编写简单账目的能力。这些人统一安排在互助组负责记账，积累更多工作经验。经过两年多的培养，我们在农村培养了大批掌握数学计算知识，而且懂得如何管理简单账目的互助组干部。”

说起这个罗启容还是很自豪的。

广东农村经过几轮打击之后，本土干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工作是一点没有耽误。

陈韬1948年来到广东，一边土改，一边发展互助组。因为陈韬在察哈尔、山西、河北都有足够的经验，所以推广互助组游刃有余。其他新解放区都是在1950年七届四中会议结束，魏红军负责农村工作委员会制定发展互助组、农村合作社计划之后，给各地下发文件才开始发展互助组。相比起来陈韬是边土改、边发展互助组，所以比其他解放区早了一年多时间。

而罗启容对于陈韬大力支持。选择对军政机关进行大规模瘦身，多出来的干部进入农村，配合当时的土改、大家封建地主、大家封建宗族，以及进行扫盲工作。

有些时候这种运动式的攻坚战，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土改、扫盲、打击封建地主和宗族制度，虽然也有一些过激的情况，扩大化的情况，但整体效果是相当好。

突击两年时间，扫盲效果非常突出。

而且陈韬不仅主抓过互助组，在河北的时候还负责过合作社，甚至进行过好几种合作社试验。来到了广东之后，也没有中断和河北方面的联系，主要是想看看合作社试验效果。所以对于合作社工作也非常熟悉。在发展互助组的基础上，在农村大规模培养互助组干部，为下一步合作社做准备。

特别是扫盲运动当中，大规模培养数学能力强的干部。

有些人天生就有足够的天赋。

在扫盲运动当中就会凸显出来。对于这些人群，陈韬都进行重点培养。因为负责过互助组、合作社，陈韬知道合作社最缺少的就是管理账本的干部。在罗启容的支持之下，陈韬的工作非常顺利。

“去年魏红军同志调整橡胶战略之后，海南那边无法容纳那么多干部。我们接管华南垦殖总局不少干部之后，继续加强农村的工作力量。而去年有了来料加工的想法之后，我们就在宝安县周围几个县当中，开始发展合作社。因为有了非常好的互助组基础，所以合作社发展也非常顺利。为了宝安县这边合作社顺利发展，陈韬同志有一半的时间都留在宝安县，知道合作社的发展。”

主席点点头。

赞赏道：“广东省委做得好。解放之后，坐办公室的多了，在一线工作的人少了。”

主席其实是赞赏罗启容。

有魄力。

解放之后全国各大机关人员膨胀速度很快。罗启容把机关人员统统踢到了一线，可以说是承受了被骂的准备。但效果是好的。主席不清楚的是，罗启容打击地方主义的同时，把那些受到地方主义影响的干部全都当成是扫盲干部下放到了乡镇和农村。

主席又把目光放在了陈韬身上。

这名年轻的干部，给主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理论高度，又有踏实肯干的实践精神。

不过主席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跟魏红军道：“红军同志，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你怎么看？”

“我认为在确定合作社所有权问题的基础上，双方的合作我们应该鼓励。不过一旦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进行合作，那么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就更多。管理账目绝不是一般互助组、合作社的会计能够做好的。这些干部需要加强学习。”

“所有权问题。”

主席关注的倒不是做账的问题。

因为那是具体工作。

主席考虑的是大方向上的问题，特别是魏红军提出的所有权的问题。主席想了想道：“红军同志，我记得你之前提出过中央应该制定经济合同法、公司法。”

“是。”

新中国成立之后，涉及到经济建设的法律还是制定了不少。

就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等。

都是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很多经济问题。

不过远远不够。

所以魏红军提议中央制定“公司法”、“经济合同法”。对于“经济合同法”，中央是支持的。因为就算是国营企业之间，也需要签署合同。要不然国营企业之间也会发生纷争。

如何保障双方的权益，那就需要法律来保护双方的合同。

所以目前法律委员会正在研究和制定“经济合同法”。

但对于“公司法”却是没有回应。主要是因为八大确定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公司模式会出现大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出台明确的“公司法”。

魏红军道：“主席，现在只是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他们两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几乎处于平等状态，他们的合作就算有什么争执，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可是以后如果发生县里企业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呢？或者说合作社发展起来之后，县里想要把合作社企业变成县企业呢？就像是广州第一制衣厂，以后想要分一些订单给合作社，所以要跟合作社成立合作企业，那么这种企业的属性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法律上解决。”

“如果所有权太明确，会不会滋生地方主义？”

主席听进去魏红军的话。

的确，现在只是自发性的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但以后呢？

以后各个企业之间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合作。不明确所有权问题，必然会留下很多纷争。不要说是企业，就说说河南的情况。只是平原省和河南省的合并，就出现那么严重的分歧。

当然主席更担心的是，上级机构以各种名义侵吞合作社资产。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会直接影响中央推动合作社的大战略。

但明确的所有权，又会滋长严重的地方主义。不要说是现在，历史上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各地方都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本地市场，排斥外来的商品，更多支持本地企业。

魏红军道：“主席，这就要看我们政府的调控能力。就像是我们建立包钢

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钢铁厂、学校支援了包钢3000多名技术工人和学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控制涉及到经济命脉的产业，所以完全可以按照国家的计划布局工业发展。因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中央控制企业，中央完全可以调配。到了省里，他们也可以按照他们的计划布局党内的工业。因为省里控制的企业，是隶属于省人民群众所有的企业。”

“嗯。”

“再说那些农村合作社的企业，那也在合作社的领导之下，而合作社又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平时给他们足够的自主权，让我们的一线党员干部尽情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但当国家大政策需要的时候，全国的合作社都会配合国家。合作社这种农村合作经济，会是社会主义经济当中最有益的补充。”

主席思考了好一会之后道：“陈韬同志，可以推进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然后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实行一段时间之后，给中央写一份报告。”

主席还是比较谨慎。

新生的东西，总是会有风险相伴。

主席想看看合作的效果怎么样。不过主席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道：“还有一点要明确。合作社的工厂是农村合作社的资产，是属于合作社全体社员的财产。不允许任何一级政府，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把合作社集体资产变成政府控制之下的企业。”

主席在宝安县看到了蓬勃发展的合作社经济，心情是真的很不错。

这就是主席想看到的合作社。

当然广东有特殊性。

但还是体现了合作社的很多优点。所以主席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合作社大好的局面。未来的合作社发展到什么地步，主席自己也不清楚。

可是主席知道，农村一定要走合作经济的道路。

“主席，这一点我们一定会重视起来。”

陶朱保证。

今天接到的消息太多，主席也需要消化。因为关于宝安县要不要重点发展，主席都没有表态。不过主席还想看看宝安县的情况，特别是各地合作社的情况。所以又开始转宝安县各个农村。

就在主席忙活的时候，杨上昆给主席带来了北京来的电报。

很意外的电报。

912 潘杨事件

北京突如其来的电报，打破了主席正常的调研。

因为上海有人举报上海市公安局养了一批以特务为主的组织，直接负责人就是曾经的中共高级干部，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但后来又背叛组织的胡军和。

招募胡军和，而且指挥这个特务组成组织的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凡。表示杨帆领导的上海公安局藏污纳垢，里面有一堆原汪伪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以及上海青帮分子。

杨凡故意包庇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