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58章

要处理的事情不少。

一个是协调裁撤部队改编为农垦部队，一个是建立农垦各项制度,还有就是农垦部队编制等等。1955年部队要裁撤百万部队，农垦部要接收五十万人。

但这么多部队要怎么接收，怎么改编，都不是简单的事情。

第三副部长李少成负责农业生产问题，特别是今年良种种植面积要以千万亩为单位。全国各地的良种推广面积，水稻、小麦、玉米这些良种全都加起来，会有近亿亩耕地。一旦今年的良种推广顺利，那么1955年的粮食产量最少能有200亿斤以上的增长。如果加上兴修水利、改造良田、增加农家肥和化肥，那么还能够有更多的增长。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的估算是，1955年最少应该增加350亿斤左右。虽然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还是粮食生产。

第四副部长赖若宇负责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的工作。今年要增加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的省份会超过十个，必须要仔细盯着，不能出现混乱的局面。赖若宇熟悉这个工作。

去年的农副产品自由市场推广工作，赖若宇也是第一手负责的干部。

第五副部长召德尊和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张临池负责处理农村工作部日常工作。一个是处理农村工作部机关工作，一个是处理各地送上来的报告，还有就是要时刻和魏红军、邓志辉两个人保持联系。

安排好了之后，魏红军和邓志辉、罗伟林出京考察。是为了下一步发展农村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农村工商业。这是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农村接下来发展的大战略，已经得到了主席的支持。

“去年国家公粮收入，按照人民币计算是32.6亿元，相比起1953年增加了1.2亿元。而去年国家农村工商业税收收入是24.8亿元，比1953年足足增加了6.7亿。按照目前我国农村工商业发展的情况，包括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大发展来计算，二五计划的时候农村工商业税收收入超过公粮收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到时候国家在农村最大的收入就是工商业收入。”

路上罗伟林给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详细介绍1954年农村收税情况。虽然中国农村依旧很穷，但毕竟解放有七八个年头。

这些年下来还是有一定积累。

有些聪明的,有实力的农村还发展了属于自己的工商业。这些农村的工商业，国家也是要收税的。

“农村工商业收入提高很快。”

邓志辉点头。

工商业的积累速度，总是超过农业很多。中国农村公粮收入，从解放时候开始到现在,增加非常有限。一个是粮食产量的增加有限,一个是中央一直在减少公粮比例。公粮从建国开始时候的粮食产量15%，现在很多地方的公粮比例已经不到粮食产量的10%。所以这几年公粮收入变化一直不大，都在30亿元上下波动。现在国家投放市场的粮食主力，不是公粮，而是统购统销的粮食。

但看看农村工商业收入的增长情况。目前农村工商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但农村工商业税收收入已经超过20亿元。历史上新中国农村进入六十年代之后，随着农村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农村工商业税收收入提高速度很快。

这个时空农村工商业收入基础就更好。

特别是广东、东北地区。这两个地区，一个是靠着香港做进出口贸易，一个是背靠苏联做进出口生意。所以这两地的农村合作社有不少工商业企业。国家对于这些农村合作社的工商业企业税率不高，但架不住中国农村多，农村合作社多，所以工商业企业数量也多。积少成多，就有了这么多的税收收入。

当然现在说的农村工商业收入当中，不仅仅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也包括一些农副产品商业方面的收入，生猪也包含在内。目前中国农村每年出栏的生猪数量是惊人的。

还有就是放开农副产品自由市场之后，这些农副产品生意也隶属于农村工商业范畴。

这些都会给国家产生税收。

魏红军也没想到1954年的农村工商业收入会增加这么多，足足近7亿元。对于目前不到500亿元国家收入的新中国来说，增加近7亿元收入，绝对不是小数目。

所以魏红军道:“农村要发展，除了农业之外，副业必须要跟着发展起来。如果只靠着农业，农村是永远无法富裕起来。伟林同志,目前我国农村公粮收入和工商业收入，加上其他一些附加收入,在农村生产总产值当中占据多少比例?”

“国家国从农村拿到的公粮收入、工商业收入，以及国家在农村发行的公债和其他收入2.2亿元，地方政府从预算以外征收的农业税附加3.6亿元，全都加起来占据目前全国农村总产值的百分之九。”

“也就是低于百分之十。”“是。”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光是农村公粮收入就占据农村产值百分之十以上。随着这几年的调整，农村经济的发展，公粮收入和工商业收入，以及其他一些收入的比重已经降低到了百分之九。公粮收入在农村产值当中，更是只有5%左右。

“老魏,农村要有大发展，工商业也要跟着发展起来，所以农产品加工产业必须要发展起来。”

“嗯。”

魏红军点头。

听到这些数据之后，魏红军和邓志辉都更加肯定，农村除了农业之外必须要发展工商业，农产品加工产业一定要发展起来。接下来魏红军、邓志辉、罗伟林三个人分别带着团队,针对农村农产品加工的问题开始在各个省进行调研。三个人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找到农村发展工商业的资金,让资金能够流入农村。

三个人除了调研农村情况之后，对于各地信用社做了详细的调查。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都在乡镇农村当中。所以三个人虽然不算是直接分管农村信用合作社，但也有权力调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各自调研了近五十天之后，三个人在武汉会和，彼此交流调研的资料。

等看完各自的调研资料之后,魏红军问道:“伟林同志，你怎么看?”

魏红军、邓志辉、罗伟林三个人总共调研了七个省二十多个县，大家的脸色都很凝重。情况比想象当中更加严峻。想要从农村信用合作社找资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魏副总理、邓副总理，从这些天的情况来看，农村合作信用社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自从新中国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后，乡镇农村—带的高利贷彻底消失。之前在农村发放高利贷那些人，从月息10分变成月息5分，最后一直降到了月息1分。最后发现存银行都比放贷挣钱，所以就彻底结束了农村高利贷泛滥的情况。”

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之后，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消灭了农村高利贷。

因为信用社利息低。

高利贷生存不下去。加上“三反运动”的时候，城市也打击这些私下放贷的放贷者。结果那些一直在农村放贷的高利贷，只能是选择把钱存在银行。

“但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有不少问题。”“说说。”

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都非常器重罗伟林。

因为罗伟林这个人目光敏锐,对于出现的问题观察非常仔细。而且面对任何问题,都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所以先后担任农村工作委员会、农村工作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些年给魏红军、邓志辉他们提供了很多政策方面的建议。

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已经准备推荐罗伟林担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这一次调研，魏红军和邓志辉有自己的看法。但两个人还是想听听罗伟林这名干部的意见。罗伟林道:“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大的问题是定位有问题,或者说国家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明确的定位。从信用合作社的定位来说，他是属于群众合作金融机构，属于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环。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农村信用合作社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政府金融机构。因为国家没有明确定义农村信用合作社，所以管理上就更加没有明确的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到底是谁来管?谁来监督?虽然农村信用合作社目前是接受人民银行的领导，但只是领导，并不是人民银行下属的银行。正因为这方面模糊，所以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是看起来好像自由度高，但其实反而各方面束手束脚。而模糊定位带来了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问题，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但这个事情现在不大，大家都不关心。

因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以农村农民联合资金为主，主要业务都在农村。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目前机构散乱、资金散乱，不是统一的机构，也没什么影响力。农村信用合作社目前连一个县级的机构都没有。

都是不同的乡镇农村有不同的信用合作社。

所以国家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比较忽视的，它的地位也就是农村生产合作社一样。要不是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想要农村工商业发展的资金，也不会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调研。

历史上不要说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就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情况依旧是一片混乱。或者说关于农村合作信用社的问题，其实一直没能好好解决。不管是所有权问题,还是管理权问题，都非常混乱。

但现在魏红军现在必须要整合农村信用合作社。

因为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农村发展战略，需要信用合作社的支持。

“第一: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问题。早期信用合作社是属于农民自发联合组建的，只是农民为了联合资金，互帮互助的机构。所以开始组建的信用合作社，是农民自己在管理。这在几户家庭、十几户家庭的时候，因为规模小、资金少，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和互助组可以相互配合发展农村经济。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一些需要的农民,给他们低息贷款。可是随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信用合作社的规模也在不停扩大。从几户、十几户开始变成了几十户、几百户，甚至是好几个农村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上千户以上的信用合作社。这样的信用合作社已经有了小型银行的雏形，或者说已经是农村小型银行。可是因为合作社历史情况复杂，工作人员包括信用合作社很多干部都没有正规的金融知识。他们完全不懂这么多资金的小型银行是怎么运营，所以在管理方面非常落后。这段时间调研的一些信用合作社账目非常混乱,主要问题就出在管理上。”

罗伟林把自己调研的情况赶紧给魏红军和邓志辉汇报。和发展农村合作社一样。

信用合作社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才问题。信用合作社开始的时候,只是小规模的,资金很少,大家互帮互助的机构。顶多就是碰到了旱灾、水灾,到时候放一笔小款，给农民救急。但随着规模扩大，资金膨胀，那就成为了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是专业机构。

比农村生产合作社更需要专业人才。

可是哪里有那么多专业人才。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民联合起来创办的，基础资金大部分是属于农民资金。也就是说这些农民才是信用合作社的股东。八九十年代整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时候，大规模清理了这些股份。但现在来说中国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股东就是这些农民。

这就导致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听这些股东的话，管理人员很多都出自农民。这就导致信用合作社因为历史原因管理人员非常混乱。

账目也乱。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人员，很多都没有这方面知识。农村信用合作社越发展，内部管理就越混乱。

“只要信用合作社的所有权问题，也就是股份问题不解决，信用合作社的定位问题不解决，那么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安排，谁能够解决?”

邓志辉说出了信用合作社最大的问题。所有权太复杂。

魏红军也是点头。

信用合作社政府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管没有名义，毕竟是群众合作机构。可是如果不管的话,信用合作社随着扩大，就会出现各种其他问题。

这就出现一个悖论。

政府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问题很是棘手。“继续。”

“第二:因为信用合作社的所有权混乱，各个部门都能够插手,同样又都没有名义插手。结果插手的单位多，插手的人员多，但各个部门又谁也不负责。目前有些农村信用合作社出现的问题是,本来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用于农村的。但一些基层政府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开始插手信用合作社的内部事情,然后挪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明确的地位。基层政府挪用信用社资金，完全不会受到任何部门的监督。就算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也能够推脱责任。因为也没有规定说，基层政府不能使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结果某些地区的信用合作社，名义上是信用合作社，其实内里已经根本没有资金。”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

魏红军调研的几个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

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机构，就连那些信用合作社的股东也是—样。他们可以明目张胆的从信用合作社挪用资金。因为信用合作社并没有像国家银行一样,有着明确的资金使用规定。

邓志辉在旁边也是点头,道:“我调研的几个县，这个问题倒不是很严重，但也有倾向。如果放任不管，一定会变得严重。农村信用合作社本来就是农村资金，规模不算很大。如果被基层政府挪用,被一些其他单位和个人挪用,那么接下来要发展的农村农产品加工业需要的资金就没有着落。”

两个人都是苦笑。

为了发展农村工商业，两个人找资金，找到了农村信用合作社这里。

可是谁能够想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问题这么多。

“第三:目前信用合作社资金主要是用于政策性、福利性方面。资金主要用于农民暂时性资金不足，用于农民的救急。不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到现在，很多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慢慢的变成银行模式。这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除了考虑政策性和福利性之外，还要考虑资金利用、商业盈利方面的问题。但国家政策方面,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定位模糊，而且并不关注信用合作社的盈利问题。”

“信用合作社不是福祉机构，他是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环。再说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没有国家拨款,如果无法盈利就无法生存下去。”

邓志辉发表自己的看法。

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民政机构，不是福祉单位。虽然早年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有互帮互助的性质。但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到现在，那就是拥有金融属性的银行机构。

不能不考虑盈利的问题。

魏红军道:“农村的农产品加工厂要发展,需要我们往农村倾斜资金。没有资金的投入，农村想要发展工商业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可以。但目前我国主要工作依旧是工业化，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所以信用社是目前我们能够筹集资金最快速、最方便的渠道。而且未来好多年的时间当中,农村需要的资金,都需要从信用合作社解决。所以我们不能竭泽而渔，必须要让农村信用合作社有盈利。只有让农村信用合作社有盈利，才能够持续的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央虽然有商业银行的说法，但其实并没有完全专业的商业银行。

中国现在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为主。但中国农业银行的前身已经和人民银行合并过一次，新成立的中国农业银行是为了支持农村合作社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是为中国工业化筹募资金，监督资金使用的银行。

整体来说，新中国目前不存在专业的商业银行。

国家银行都是如此，农村信用合作社就更不属于商业银行范畴。可只要是金融机构，除了人民银行这样的中央银行之外，其他的银行都是要盈利的。就是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也是如此。

虽然是政策性银行，但也要考虑盈利问题。

你不能说，让你自负盈亏，但又不让你以贷款盈利。

所以农村信用合作社当中一部分资金过渡到商业范畴是必须的事情。

“第四:农村信用合作社，本来作为农村合作经济的一部分，应该是要有自己的自主权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信用合作社反而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做的是政府机构做的事情,但又是属于合作企业范畴。导致信用合作社既不是政府机构,又不是企业,没有丝毫的自主权。信用合作社的工作,更多的是接受政府指令，像是一个福祉机构。如果想要利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就必须要给信用合作社足够的自主权。”

罗伟林把自己总结的都说了出来。

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彼此交流意见，对于罗伟林的总结还是相当肯定的。不过彼此交流完意见之后，邓志辉叹口气道:“接下来几年的农村发展，是离不开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的支持。但农村信用合作社问题这么多，而且要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这些问题，光是我们农村工作部是不够的。我们农村工作部最多可以指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并没有其他方面的权力。”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国家定位模糊。

所以现在需要的是，解决这方面问题。而这方面问题，不是农村工作部单独可以解决的。毕竟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接受人民银行领导。

所以想要解决信用合作社的问题,需要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这些部门一起讨论解决。制定改革方案之后，还要上交中央，最后主席批准。

魏红军想了想。

道:“我看这件事情必须要和周彬同志商量。财政部、人民银行也要派人一起讨论，必须要拿出一份整顿信用合作社的方案出来。未来几年农村工商业发展需要的资金不是小数目，绝对不是现在—盘散沙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满足的。”

“魏副总理，我们要回京吗?”

罗伟林开口。

现在调研工作差不多结束。

魏红军摇头，道:“我们出来一趟并不容易。出来的时候我们和中央说的是三个月时间，那就要好好利用这三个月时间。除了信用合作社的问题，我们还要看看怎么指导农村发展工商业。还有我们先讨论一下怎么让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村工商业。同时给周彬同志发电报，邀请他带着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干部来武汉。大家共同讨论信用合作社的改革问题。”

魏红军本来是要回京的。

因为这一次出京的目的已经达到。

但北京传来的消息，让魏红军打消了回京这个想法。在魏红军他们出京调研的时候，本来一直掩盖的工会问题终于爆了出来。历史上中央出现工会问题，是邓志辉主持中南局工作期间写的报告引起的。当时中南局下辖的工厂多，包括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不少。邓志辉主持中南局，正好碰到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给中央写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引起了党内争论。可是这个时空邓志辉早早地上调中央开始负责农村工作，所以工会问题就掩盖了起来。

但工会问题依旧是一个大问题。就在魏红军他们出京之后，上海发生了工人和政府冲突。事情发生之后，上海市委书记展同和上海市长柯青石两个人直接摁住了上海总工会。严厉批评上海总工会，要对于上海总工会进行改组。

可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摁住了上海总工会，招致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力三的严厉批评。李力三批评上海市委市政府随意干涉总工会的工作，批评他们用行政权力打压工人运动。不过舒同和柯青石两个人也不是乖乖接受批评的人，他们直接批评了全国总工会。认为正是因为全国总工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没能够及时调整工会的功能，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批评全国总工会在新中国，依旧是以对抗常凯申反动政权的态度来领导工人运动。

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批评。

全国总工会以“工人日报”为阵地，上海市委市政府以“解放日报”为阵地，互相批评。本来他们之间发生矛盾，是正常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发生矛盾，互相争执的事情频频发生。但工作当中出现矛盾是正常的事情,大家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

但这一次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却把事情闹大了。因为他们仗着自己控制报纸，就在报纸上互相掐架。结果事情闹到了中央。

修养同志严厉批评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发生矛盾竟然不是内部讨论，而是直接用自己控制的报纸互相点名批评。等于是党内还没有形成决议，却已经闹出了风雨，直接把内部矛盾公开化。这是严重违反党内纪律的。

修养同志批评了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同时，更多的是支持全国总工会李力三同志的意见，批评上海市委打压工会，打压工人运动的行为。如果没有其他人参与，这个事情在修养同志的调整和协调之下，可以尽快解决。到时候李力三、舒同两个人受到党内处分就可以。

没想到修养同志刚刚出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被负责书记处工作的高刚抨击。高刚支持上海市委的意见，批评全国总工会因循守旧，没能够跟上新中国的发展。工作作风依旧是旧中国的工人运动模式,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全背道而驰。结果修养同志和高刚在工会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高刚跳进来之后，这已经不是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市委的矛盾，而是上升到了中央对待工会问题的路线问题上。这是政治理念的问题,高刚和修养同志都是寸步不让。

到了修养同志和高刚的位置上，一些人事问题上可以让步。但政治路线问题上是绝对不能让步。人事问题上让—步，虽然看起来窝囊一些，可是不会有太多的后遗症。但政治路线问题上让一步，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连锁反应。

从书记处会议开始，到政治局会议，双方观点非常尖锐。修养同志的意见是赞成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力三的意见，厂方和工会虽然没有基本矛盾,但是存在具体立场矛盾的。工会要维护工人利益，公营企业要公私兼顾,不能说公营企业就没有厂方和工会矛盾。毕竟厂方和工会，具体立场就不一样。

而高刚同志的意见是厂方和工会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能割裂厂方和工会，人为的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工会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应该代表工人监督厂方，但不能因此就得出工会与公营企业和政府的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而在工人福利、权利方面的一些矛盾，都是隶属于内部矛盾，是可以协调解决的。工会干部强调自己代表工人,强调和厂方具体立场不一致，强调与厂方对立，是不对的。

修养同志和高刚同志目前针锋相对。

历史上主席是支持了高刚的意见。认为全国总工会关于工会的定位,会让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同时总工会的态度，会导致厂方、党委、工会之间发生对峙，影响生产。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需要从工厂本身的制度上确定下来。而不是跟旧社会一样，靠着工会领导的工人运动模式来为工人争取利益。

相比起历史上，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后果更严重。

历史上发生工会问题的时候,高刚还没有进京。高刚和邓志辉在工会问题上先发生矛盾，后面是高刚和总工会主席李力三发生冲突。修养同志站位高，可以从容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最后也只是简单做一个检讨就可以。

受到影响，抗下所有责任的是总工会主席李力三。但现在不一样。

高刚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在中央直接和修养同志发生争执，是两名中央领导之间的政治理念问题。他们两个人不管是谁输，都会极大地影响政治上的声望。后果远比历史上严重。

如果这一次修养同志输了，真的会撼动他在中央的地位。本来修养同志从七大之后开始慢慢的成为中央二把手。但从土改运动开始，修养同志几次在重要政策上受挫。这都影响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