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64章

几个月，最多就是有了基础的水利设施，离完整的水利建设还有一段距离。只是几个月的努力，亩产能够提高100斤左右，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300斤，怎么都不可能。

“你也觉得有夸大之处?”

“亩产的估计不对。”邓志辉点头。

道:“就是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报告都有这个问题。虽然良种推广、水利设施、良田改造、化肥和积肥的增加，亩产增加的确是很明显，或者说非常显著。但有些地方上报的亩产成绩还是有些夸大了。”

都是做这么多年农村工作的。

就算没有实际调查，光是看这些数据，大致上就能够判断一二

“你怎么看?”“要制止。”

邓志辉脸色难看的道:“基层政府在农业问题上，有两个东西一定要重视，或者说一定不能放任。一个是制定计划的时候，最忌讳好高骛远，最忌讳乱下指标，制定一些无法完成的计划。另外一个是收获粮食之后，往上乱报，特别是往高了报。这两个任何一方面一旦蔓延开来，一个是会严重打击农业生产，一个是会让中央判断失误。粮食是根本，如果在粮食问题上判断失误，那是要死人的。”

魏红军连连点头。

非常支持邓志辉的想法。这几年农村工作成绩很好，但很显然邓志辉还是非常清醒。并没有因为目前农村工作的出色成绩就膨胀。

所以魏红军道:“这就和我们打仗一样。在打仗之前，千万不能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目标。制定这样的目标，会导致整个战略目标出现问题，这样的仗是打不赢的。打完仗之后，最忌讳谎报战果,这样会导致指挥员判断失误，会影响接下来的战斗。农业发展也是另类的战斗，和打仗的规律是相通的。”

“对。”

现在这些基层政府上报的报告，出现的问题就是制定明显“好高骛远”的目标。大型水利，的确是一大功绩。但他们认为经过他们兴修水利，亩产能够提高300斤，就是一个虚妄的目标。

夸大其词。

制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可是一旦种植之后无法完成这个目标,那么他们只能是选择掩盖。毕竟都已经跟中央说了亩产会提高300斤，总不能说没有完成目标。

这样就会出现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出现。“那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目前全社会有一种冒进的倾向。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六七年下来，农村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倍，增长了2000亿斤。还有生猪产量，目前全国的生猪产量是1948年的两倍以上，而且还在增长。还有牛马骡子这些大型牲畜，以及鸡鸭鹅这些小型牲畜数量都增长了好几倍。农村经济这几年恢复很快，发展很好，这让不少基层干部产生了一种国家建设很容易，不过如此的感觉。同时他们更加急切地想要改变目前中国落后贫穷的局面。所以才会有这种冒进倾向。”

邓志辉有些忧心忡忡。

他已经感觉到了很多干部想要急迫的改变新中国目前落后的局面，想要在几年之内就改变中国的面貌，让中国能够进入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经历过重重磨难的中国，好不容易进入了新中国，可以放开手脚发展。一个个当然是希望中国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有大发展。而且他们认为短时间之内完全可以达到。

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发展的确是非常不错。

但这种情况,却让一向稳健的邓志辉忧心。这让他想到了当年的事情。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当时党内错误。可是八七会议之后中央迅速左倾,左倾冒险主义一直到延续到遵义会议前后。

不过为什么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能够成为主流?

只是因为中央当家人的错误?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要是没有从上到下的土壤，左倾冒险主义没有那么容易在全国推行。包括当时的中央苏区内部,左倾的土壤是非常深厚的。现在基层政府制定“太虚”的目标，在邓志辉看来就有“左”的危险。

所以邓志辉很肯定的道:“这种‘冒进’倾向必须要制止。现在只是计划制定的高了一些。可是一旦完成不了，下一步就是谎报粮食产量。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的确，这股风气必须要制止。”

魏红军支持邓志辉的想法，不过还是纠正道:“邓老，基层政府有这种想法，是有根源的，所以我认为不好给他们定性为‘冒进’。如果定性为冒进，就好像他们犯错了一样，会打击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毕竟他们现在这种热情,也是为了建设好国家。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们这种积极性，让这种积极性往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上来就给他们一个‘冒进’的帽子。”

“那你的意思是?”

邓志辉没有因为魏红军的纠正就不高兴。

邓志辉明白魏红军的意思。如果邓志辉这个级别的干部说出基层干部的做法是“冒进”，那么这就是一种定性。意思就是中央认为这些干部犯了错误,这样对于基层干部积极性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有积极性是好事情，只是不能过头。

魏红军道:“调整，巩固，你觉得这样说怎么样?”“调整?巩固?”

“是。这几年我国农村一直在闷头往前发展。整体来看成果显著，但也伴随着很多问题，包括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也有不少问题。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冷静，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所以我们农村工作部可以提出来，一五计划最后—年1956年的农村工作重点定为调整和巩固。这样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就可以留有余地。”

“嗯。”

邓志辉同意魏红军的想法。

不使用“冒进”这种说法，那就不是给基层政府，基层干部定性。使用“调整”、“巩固”这种词汇，来压制目前露出了一些狂热苗头。

特别是1956年提出“调整”、“巩固”，不仅是农业生产方面。还有目前推进的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农村工商业发展都适用。

调整一下，稳固基础。

然后重新发展，能够以更好的精神出发。

魏红军道:“邓老，我看我们尽快召开一次全国农业会议。省市负责农业的干部都叫过来,给大家降降温。同时讨论一下兴修水利的具体章程。不能因为兴修水利就━窝蜂的都上去，还是要遵循科学，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更不能因为兴修水利就影响正常农业生产。你觉得呢?”

“我赞成。”

邓志辉点头。

是应该给大家降降温，让大家能够恢复冷静。

谈完工作之后,魏红军才开始谈高刚的问题，道:“邓老，书记处的事情你知道了。”

“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你是怎么想的?”

魏红军想听听邓志辉的想法。邓志辉道:“中央强调党的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是正确的。不过同时中央也一直在强调党委是党委，行政部门是行政部门。之前党中央就已经公布过纪律，党委部门给下面的党委机构下发文件，行政部门给下面的行政机构下发文件。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书记处要求国务院各部委给书记处进行日常工作报告，这是把国务院当成是组织部、宣传部这样的党委部门。如果国务院成为书记处下面的机构，那么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放在哪里?”

“再说在农村工作上，我不相信高刚同志和饶书石同志。”

到了最后邓志辉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农村工作，邓志辉是不相信高刚和饶书石。高刚虽然在东北土改运动当中表现很好，成绩很大。但东北的农村在全中国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地方。

高刚也就负责过东北农村工作。

至于饶书石，邓志辉和饶书石是一起在华东工作过的。饶书石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特别是在华东纷杂的情况之下，面对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对待问题上,饶书石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有效的划分成分之后，政策把握上也非常不错。稳住了各个阶层，没让他们都成为敌人。

可以说饶书石在华东是有贡献的。

但现在的农村，已经不是当年的农村。从1948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土改运动，进入互助组,现在又有很多省份已经开始进入初级合作社，甚至还有山西、河北、广东、湖北、江西、东北等高级合作社不少的省份。

而且农副产品自由市场放开不到一年，农村工作部还制定农村工商业发展。

这个时候邓志辉不希望发生意外。

特别是不希望高刚和饶书石插手。高刚太强势，太能够折腾。饶书石也不是简单的人，当年在新四军脱颖而出，最后走到了华东局书记的地步。这个过程邓志辉是亲眼见过的。

魏红军点头。

邓志辉这么想，那就好办多了。只要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一条心，那么高刚再怎么折腾，也管不到农村工作。所以魏红军也没有隐瞒自己观点道:“高刚同志现在的做法，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在组织程序上也是有问题的。不过既然是关系到书记处和国务院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还是等总理的态度。现阶段工作这么多，我认为我们更多的精力还是应该放在工作上。”

邓志辉听懂了魏红军的意思。那就是不想当出头鸟。

如果可以邓志辉真不想扯皮这些事情,他只想好好地工作。但邓志辉参加革命三十年,经历过的各种事情很多。大革命时期的大屠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肃反运动，邓志辉都是经历过的。所以明白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事情。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就像是在中央苏区三十岁上下的时候，高刚这么插手国务院工作，他早就和人干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经历的多，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冲动。

因此想了好一会之后，缓缓地点头。

只要高刚不直接影响目前的农村工作，这件事情还真是不需要魏红军和邓志辉出头。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上面还有总理、陈运、聂帅三名政治局常委。

伍豪同志的态度才最重要。

他是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党组第一书记。

两个人有了共识之后，把这件事情放在后面，又开始讨论工作上的事情。两个人目前最关注的就是夏收的情况。今年是大规模推广良种，同时大力兴修水利、积肥运动的年份。粮食产量的变化，直接影响下一步农村工作。

魏红军和邓志辉决定忍一忍，其他国务院领导都是同样的看法。

就在大家想要观察总理怎么应对的时候，外交部务虚会议上发生了冲突。

第961章 外交部务虚会议

外交部务虚会。

可以说是外交部部务会议，当然也可以说是外交部党组会议，但又不完全是党组会议和部务会议。这个外交部务虚会议的出现，和陈帅是有关系的。

陈帅上调中央担任外交部部长。

但总理一直是直接分管外交部的，因为外交部是国务院唯—一个没有副总理分管的部门。陈帅上任之后就表示，外交部

的干部有什么问题要跟总理说，大家就一起交流一下。然后把意见交给总理。

这样可以免大家一个一个给总理提意见。这就是外交部务虚会议的由来。

可是后面外交部务虚会，因为参加的基本上都是外交部党组成员，或者是重要干部，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和外交部部务会议、党组会议混淆。因为务虚会议不算是正式会议，反而讨论一些问题更加放松。所以外交部这两年有什么事情,相比起党组会议、部务会议，更喜欢召开务虚会议。这两年外交部工作卓有成效，特别是和欧洲国家的来往频繁不少。

所以外交工作算是越来越重要。

这一天总理主持召开外交部务虚会议。书记处的事情,的确让总理忧烦。不过只是有些恼怒而已，其实总理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国务院虽然各有各的地盘，但书记处的动作，直接影响大家的利益。只要总理顶过去，国务院这些大佬都会支持总理,书记处对国务院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不过总理不是那种遇到事情就硬钢的性格，所以对于书记处的要求，他准备不支持、不回应、不搭理。

任由书记处上蹿下跳，无视他们的要求。因为书记处终究不是政治局，不管现在高刚怎么唱高调，书记处也是无法代替政治局。只要国务院不接招，那么书记处对于国务院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当然总理没在第一时间出手，是因为具体的事情,总理还是准备先看看主席的态度。

根据主席不同的态度，对于这一次的事情有不同的处理。所以还是若无其事的处理工作。

外交部务虚会议放在了下午两点。

因为总理要配合主席的工作时间。主席习惯晚上办公，所以为了配合主席，总理也调整自己的休息时间。在目前的中央领导当中，修养同志、总理、高刚三个人的作息习惯都是跟着主席走的。因为他们需要时常和主席讨论问题。

因此总理目前办公也是上午休息，下午开始办公。

此次会议是讨论和英法的关系，主要是讨论如何跟英法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法两国经过1954年的交流之后，法国政府代表团马上就要访问中国。所以这一次会议上，总理部署如何接待他们，如何跟他们谈判。等部署了工作之后，总理询问大家的意见。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文天对总理提了意见。

“和欧美之间的谈判，包括如何接待法国代表团，工作有伍修全同志、乔官华同志负责,有礼宾司负责具体接待事宜。总理应该是制定政策大方向,而不是什么大小事情都抓。如果大小事情都抓，那么下面的干部怎么工作?”

张文天不满意总理把工作布置的太细。什么都弄好了。

什么细节都规定好了，下面的干部要做什么。就像是怎么接待法国代表团，总理拿出一个大方向，让礼宾司负责就行。或者交给伍修全、乔官华这些干部，让他们具体负责也可以。可是总理把如何接待的问题都考虑好了，在外交部会议上一个—个的部署。就连接待晚会上，需要多少酒，需要什么菜,总理都亲自部署。可是总理都弄好了，要外交部的那么多干部干什么?要外交部的礼宾司干什么?总理这是把很多干部和礼宾司的工作都干了。

张文天书生意气。看不惯就要说。

延安整风之后，很多曾经的留苏派干部，或者和留苏派干部亲近的那些干部，基本上都是非常低调。王铭不用说，康盛这些年也都是小心翼翼,基本不参与中央事情。包括中央免他政治局委员资格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过一句牢骚话。再看看总理现在的工作，几乎是事事请教主席，所有的工作都以主席的想法为主。甚至刚刚在国务院制定的方案，汇报主席的时候，主席只是稍微表现异议，总理立马回来就更改方案。在这一点上，国务院其他干部都没有总理这么“听话”。很多干部在工作上，如果和主席有争议，都会和主席交流。绝对不会因为主席有意见，就立马更改方案。

还有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大力支持过主席的王家祥,做事情也是非常低调。王家祥被派往苏联，担任新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他在这个位置上很低调，基本上只做国内和苏联之间的传话，很少自主决定一些事情。

唯独张文天不一样。他在东北工作的时候,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组织、宣传，包括在土改运动上，都表现得很不错。跟陈运、彭珍他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也从来不会退让。后来他代替王家祥担任驻苏大使,到了苏联之后很快就批评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认为驻苏大使馆工作太被动，一点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就像是“孤岛”—样。张文天认为驻苏大使馆应该加强政治教育、政治宣传,而且还要积极出击，和苏联、东欧国家建立联系。

张文天当时批评比较严厉。

王家祥认为张文天这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回国就告了张文天一状。

这就是张文天。

遵义会议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后面的七大政治局委员，八大上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现在他身上也只有一个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可以说他从遵义会议开始，他在党内的地位—步—步边缘化，从中央总负责变成了普通的中央干部。中央—些领导不喜欢他，包括主席对他也有一些看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其他干部，被中央高层几位领导都“厌弃”，早就老老实实，低调处理事情。

但他丝毫没有觉得怎么样，碰到问题从来不知道忍着。该批评就批评，包括对于总理。今天这个外交部务虚会议就是如此。张文天就是不满总理的做法。外交部目前来说也算是兵强马壮，那些干部都是有文化、有资历、有能力的干部。

但总理部署工作，实在是太细，什么都规定好了。这让张文天他们怎么工作。

甚至因为总理总管的太细,外交部有些干部面对工作,干脆就是能推就推。最典型的就是季鹏飞，碰到事情直接告诉手底下的干部，去问总理的意见。总理有了批示之后，他才做事情。

“总理，你管事情管的太宽，大事情管，小事情也管。可是小事情管的多了,大事情就丢了。我们外交部每天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每次要找你批示，没有三四天根本批不下来。就算是我亲自去找你批示，也需要排队。国务院下面那么多部委领导，每天都在总理办公室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你的批示。我们很多人平时工作那么忙，但光是找总理批示，就需要好几个小时。”

张文天本来只是想要反映一下。或者劝一下总理。

可是越说越生气。因为张文天这个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每次因为一些重要事情找总理批示，也需要等好几个小时。甚至有时候当天都无法见到总理。如果总理在处理一些重要事情，张文天还不说什么。

但总理处理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接见一个干部谈工作，讲工作重点就可以。具体的工作部署，可以让下面的干部安排。可是总理和一个干部谈话，方方面面都要谈。一谈就谈一个小时，反而耽误了一大堆的重要工作。

还有一些民主人士，外宾代表。

在那么繁忙的工作当中,这些人想要和总理见面，总理都会答应。而且总理的记忆力也好,那些民主人士、外宾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所以他们都觉得总理尊重人，对于总理的印象非常好。结果这些事情都处理完，反而该处理的事情没有处理。所以有些熟悉总理生活节奏的干部，都在总理刚刚起床之后上厕所的时候,在厕所门口等总理。实在是因为找总理批示文件太难。

“总理，你这是事务主义，连西瓜带芝麻都捡，结果是西瓜芝麻哪一个都捡不到。做工作应该是抓住西瓜丢掉芝麻嘛。而且各个部门都有人。外交部的干部都是能力很强的。什么都干涉，让别人不好工作。”

张文天突突的，把该说的都说了。弄得会议变得很尴尬。

不过张文天的确是说出了外交部不少干部的想法。

总理大小事情一手抓，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很明显，总理连下面干部家里什么情况都清楚。总理这种关心，干部心里都是暖洋洋的。

但缺点就更明显。

工作上都放不开手脚。总理的新闻秘书杨钢的文章，总理连标点符号都要检查。这让他怎么工作。

就像是长征的时候，刘帅对于总理就有诸多不满。当时刘帅是军委总参谋长,跟人抱怨:伍豪同志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随身带着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

总理和张文天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张文天的妻子刘莹，目前是外交部部长助理。本来以刘莹的资历、级别,是要提名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但因为张文天是常务副部长,所以总理就任命刘莹担任部长助理，其实和副部长没有多少区别。

正因为关系很好，甚至私交也好，所以张文天才如此直接的批评总理的工作作风。

但这个时候不由得总理不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