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89章

　　“对。”

　　魏红军道：“我的意思是，过两天书记处会议上，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专门讨论一下，制定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出版规定。这些涉及到革命历史问题的小说出版，还是应该谨慎，甚至禁止。这种小说最起码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还是要避免。等我们这一辈都老了，干涉不到国家政策。到时候自然就会放开这方面的限制。”

　　“我同意。这种题材的小说，现在出版会受到很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反而有可能不真实。等后人写小说，干扰少了，说不定更真实。”

　　邓希贤很支持魏红军的想法。

　　革命历史问题争来争去，又有什么用处。只会增加同志之间的隔阂，影响党内团结。有这个功夫还不如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习中迅也是点头。

　　“那这个事情先这么说了。习中迅同志，今天我和邓希贤同志过来，主要是想和你商量接下来宣传部的主要工作。”

　　革命历史小说的问题只是临时发现的。

　　魏红军和邓希贤主要是为了下一步宣传，如何减少“秘密报告”带来的冲击力。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和宣传部的同志们讨论下一步宣传计划。你们可以看看。”

987 苏共中央的态度

1956年3月28日，八届五中会议结束第三天，魏红军作为书记处第一书记，第一次召开了书记处会议。

　　召开这一次会议第一个是让大家先认识认识。毕竟书记处改组之后，书记处换了一大半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进入书记处处理工作。

　　虽然大家彼此认识。虽然有些人以前认识，甚至是一起革命过，但在书记处又是另外的情况。

　　先熟悉一下是应该的。

　　所以魏红军开会之后，再次明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分工，调整书记处原来的工作模式。然后大家简单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

　　这个过程很快。

　　然后进入了正题。

　　此次书记处会议正式议题只有两个。

　　一个是制定九大代表选举方法。

　　陈谈秋作为组织部部长，提交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草案”。中央已经有了七大、八大两次大规模的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经验，所以这份草案可以借鉴很多七大、八大的经验。

　　不过相比起七大、八大，九大的变化很大。七大是在抗战末期召开的会议，军队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各个根据地出来的代表，军队代表非常多。而且那个时候的代表都是以根据地为单位选择。

　　到了八大，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有几年时间。但八大的时候，军队实力依旧很强大，地方中央局也存在。所以当时的选举主要是依靠地方中央局，以及地方军区。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

　　国家建设已经是第一位，也没有了地方中央局。所以这一次的代表选举，是以省为单位。全国党代表的名额，也会更多的倾向于地方，而不是军队。

　　组织部这份草案制定的非常详细。

　　书记处讨论这份草案，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份草案直接关系到九大的顺利召开，因此真的是逐字逐句的进行审核。最后才通过了这份草案。

　　等魏红军和邓希贤签名之后，这份草案就需要交给修养同志、陈运、聂帅他们签名。虽然他们不管具体工作，但毕竟他们也是九大筹备委员会的一员，所以需要他们审核。

　　在这方面魏红军和邓希贤两个人还是非常讲究规矩的。再说书记处刚刚出来了高刚这个不遵守规矩的人，闹了个天翻地覆，所以现在正是非常敏感的时候。魏红军和邓希贤两个人这点政治敏感性还是有的。

　　等修养同志、陈运、聂帅他们都签字之后，就要送到政治局审核。当然这只是程序，筹备委员会五个人签字的提案，在政治局是不会被卡住的。政治局通过之后，魏红军和邓希贤就需要明确制定九大代表候选人份额的问题。各个省要有多少代表，军队要有多少代表，中央机关要有多少代表，都要明确起来。

　　所以魏红军和邓希贤两个人商量之下，制定了九大筹备前期三次重要会议。一个是1956年4月17日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中共九大地方代表名额的安排。

　　规定每个省多少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名额，然后告诉他们选举程序。这些地方党委书记就要回去选举本省的代表。

　　4月22日，召开书记处和军委、各大军区联席会议，讨论军队出席九大代表候选人问题。4月28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出席九大代表候选人问题。

　　这些都在书记处讨论通过。

　　另外一个是讨论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问题。

　　书记处通过了邓希贤同志的提议，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版做出了最严格的规定。没有文化部、宣传部、书记处批准的，涉及到党内高级干部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允许书写和出版。

　　包括电影的拍摄。

　　涉及到党内高级领导的题材，都必须要得到文化部、宣传部和书记处的批准。

　　本来这个提议应该是宣传部部长习中迅提出来最适合。但毕竟这个事情是源于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如果让习中迅同志提议，那么就会影响习中迅同志和陕北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些想要推进刘志旦小说的陕北干部，会以为习中迅同志故意阻止他们。

　　所以只能是魏红军和邓希贤提议。

　　但魏红军是书记处第一书记，政治局常委，一般情况之下最好不要随便提议。所以交给了邓希贤同志提议此事。

　　会议结束之后，魏红军把这份提案上交给了修养同志。等修养同志批准之后，再报给主席。其实这份提议，书记处通过之后，就可以通过宣传部下发给下面各个单位。

　　因为书记处有这个权力。

　　但魏红军还是很谨慎。

　　希望能够得到主席和修养同志的批准。不仅因为这个问题有些敏感，更多的是这就是规矩。之前高刚几次不通过修养同志，直接给主席汇报工作，其实就是违反党内纪律的。

　　除非政治局把中央党务工作全权委托给魏红军，要不然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

　　书记处会议并不是每天都会召开。大家平时各处理自己分管的事情，如果没有紧急事情的话，一周会召开两到三次书记处会议。

　　魏红军没想到书记处报告上交当天晚上主席就叫了魏红军。

　　事件过去了还不到半天时间。

　　魏红军来到主席这里，发现主席正在院子里，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看着书记处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报告。看到魏红军过来，主席放下了这份报告，道：“坐。”

　　主席很随意的给魏红军指了指小板凳。

　　主席没有直接讨论这份报告，而是给魏红军一篇文章，道：“你先看看这篇文章。”

　　魏红军接过来。

　　刚刚读了开头一段，魏红军就坐直了身子。因为这是一篇主席在1941年9月写的“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中央路线的批判”。

　　1931年9月就是王铭、伍豪同志、卢福坦、博谷、张文天五个人开会讨论，正式确定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也就是成立临时中央的日子。

　　而1935年1月就是遵义会议的日子。

　　这是主席批判从临时中央成立到遵义会议之间的错误路线问题的批判文章。

　　1941年9月，那就是主席正在准备“延安整风”的时候。

　　这个时间段中共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是主席为了下一步整风运动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正式检讨中共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

　　从时间上魏红军判断，这篇文章应该是主席在九月会议的时候写的文章。

　　这篇文章字数不少，有五六万字之多。但魏红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篇文章。现在的魏红军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党和政府的文件几乎没有魏红军不能翻阅的。

　　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专门出版“李德胜选集”，也没有收录这本文章。但五六万字的文章，而且是为了整风运动写的文章，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自己怎么可能没有读过。

　　魏红军按下疑问读了下去。

　　越看魏红军越是惊讶。

　　主席在这篇文章当中，对于当时中央的路线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做了全面的批判。主席在这些问题的总结上是非常出色的，完全是一针见血。把当时出现的问题根源，都指了出来。

　　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延安整风和七大才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而后来延安整风和七大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在这篇文章当中都集中体现。

　　不过很快魏红军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不一样。

　　可能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比较激动，所以批判当时中央政治路线的时候，对于当时中央的很多领导都是直接点名批评的。说哪位领导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在主席的很多文章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魏红军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主席在旁边看文件。

　　好一会之后，魏红军才读完了这篇文章。主席放下手中的书，道：“读完了？”

　　“是。”

　　“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本来是要公开发表的。作为我党和苏区历史的一个总结，用在整风运动和七大上。但最终我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只是给修养同志和任培国同志两个人看过，你是第三个看到这篇文章的。”

　　魏红军忍不住再看了一下手中的文章。

　　整风运动和七大会议，修养同志和任培国同志两个人在理论上、组织上都很好的配合主席完成了工作。显然主席是非常信任他们两个人的。

　　所以才会把这篇文章只给他们两个人看过。

　　其实这篇文章当中，主席对于修养同志和任培国同志也有批评。就像是修养同志，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批评修养同志当时也跟着留苏派错误的政治路线起舞，跟着错误的路线走。

　　但还是让修养同志看，可以看出当时主席和修养同志的关系。

　　这篇文章当中，主席对于王铭、博谷、张文天三个人的批判最多。“九月会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那就是王铭在自我检讨的时候突然发飙，爆出了巨大的“秘密”。

　　他表示自己离开中国去苏联之前，只是给王铭、张文天他们临时处理中央事务的权力，从来没有让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代替中共中央局，也从来没有指示博谷同志成为中央领导人。博谷和张文天同志他们后来能够成为中央负责人，是临时中央“篡夺”了中共中央的权力。王铭揭发的这个“秘密”，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临时中央篡位”事件。

　　王铭表示，自己离开上海之前曾经告诉过博谷、张文天、伍豪同志。等临时中央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就必须要把权力让出来，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因为他们只是临时处理中央工作，并不是实质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博谷、张文天等人并不是真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这是王铭的说法。

　　不过原来的规定是“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应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随后将名单报共产国际批准”， 这是当时对临时中央的领导规定的。

　　意思就是临时中央到了中央苏区之后，是要召开中央会议。由中央委员重新进行选举，重新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政治局委员，然后报给共产国际批准。但事实上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只是召开了临时中央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谷、张文天、陈运、修养同志，以及苏区中央局委员主席、项鹰、任培国、邓法总共八个人。

　　因为临时中央来中央苏区的时候是代表中央，所以苏区中央局这边对于改组新的政治局都没有什么意见。因此这一次会议很是顺利的成立了新的新中共中央局。博谷成为了中共中央书记、总负责，张文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长。

　　王铭“揭发”的就是这件事情，表示这是临时中央“篡位”。

　　博谷和张文天没有通报临时中央规定，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讨论”。而且当时在前线的伍豪同志，明知道这个规定，也没有提出来。

　　这就是著名的“临时中央篡位”事件。

　　当然这件事情主席后来给出了结论。七大会议召开之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表示：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

　　主席为什么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临时中央篡位”事件。

　　是因为主席根本不认为苏区的问题出现在这里。因为按照当时党内对于苏联的盲目迷信，就算真的召开中央会议重组政治局，最后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基本上都信奉苏联的成功经验。这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当时党内的主流。支持主席想法的干部，反而是另类。

　　当时主席准备整风运动和七大，所以不愿意把精力放在这种事情上。主席是要对于这种问题的出现进行刨根。只有解决了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中共才能够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情。

　　但很显然，主席还是受到了“九月会议”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当中，除了王铭、博谷、张文天之外，对于伍豪同志的批判最多。伍豪同志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难怪主席最后没有公开出版这篇文章。

　　当时的主席还在搞团结的阶段。

　　主要批评对象就是留苏派的“教条主义”，要让我党正式独立出来，不可能再把伍豪同志拉起来当靶子批评。

　　主席道：“这篇文章我有生之年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打算，以后可能会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达一下，让大家引以为戒。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吗？”

　　“为了党内团结。”

　　“对。”

　　主席很是严肃的道：“红军同志，处理问题一定要多想想。党内分裂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除非涉及到严重的路线问题，要不然党内斗争一定不能扩大化，造成实质上的党内分裂。破镜难重圆，党内分裂也是如此。勉强重新弥合，裂痕依旧在，是很难愈合的。我们中国革命早期正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才走了很多弯路。”

　　“我党从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为现在的近六百万党员。好几次经历了亡党边缘，但我们都挺了过来。但毕竟我党是从青涩走向成熟，过程当中很多干部都犯过错。这些错误有大有小，如果追究起来就会无穷无尽。”

　　“我之所以让你看这篇文章，就是想让你知道，作为一名领导者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处理问题。要牢牢地抓住主要矛盾，有些时候为了解决主要矛盾，一些次要矛盾就要放下。不过你在这方面还是比我强，抗战时候才二十来岁就已经很成熟。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脾气太火爆，不懂的团结人，在革命当中也造成了不少损失。”

　　魏红军其实很难理解主席当年写这篇文章时候的心情。

　　毕竟魏红军没经历过那些。

　　当年来说，魏红军级别太低。想要搞肃反，魏红军自己没权力。别人搞肃反，也没搞到魏红军这个级别的小干部身上。因此没有经历过主席当年在苏区时候那种心情。

　　不仅仅是自己被打压，和自己靠近的干部被打压，更多的是主席看到一条错误的路线在危害革命却无力改变。

　　但主席还是忍住了。

　　主席这才拿着书记处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报告，道：“这份报告写的很不错。有些伤疤还是等当事人老了，没了，然后再公布出来，这样对谁都好。很多历史问题不能深究，一旦深究一定会再次造成党内干部之间的分歧，影响党内团结。”

　　“是 。”

　　“邓希贤同志怎么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

　　“是工人出版社那边，邀请刘志旦同志的弟妹李建通同志，撰写一本刘志旦同志的传记小说。他们找到了习中迅同志，希望能够得到习中迅同志的支持。习中迅同志深知陕北革命历史的复杂，因此很是为难。我和邓希贤同志看到了，我们都认为现阶段这些问题不好处理。所以才有了这份提议。”

　　“刘志旦同志应该铭记，但现阶段写小说的确是不太合适。”

　　主席点头。

　　当年解决陕北革命历史问题，有段时间让中央也是颇为头疼。

　　现在要是写出来，必然会造成一些争议。

　　两个人谈话的时候，叶梓龙走了进来，道：“主席，总理有急事见你。”

　　“快请。”

　　很快总理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看到魏红军简单点点头，然后道：“苏联‘真理报’今天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为什么个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专文。列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传略’两本书，指责斯大林同志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这是我们刚刚翻译的原文。”

　　主席立马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