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737章

　　魏红军想了想道：“主席，那我就大胆说了。我认为第一批要调整的，应该是长时间在地方担任一把手，或者长时间在地方革命的干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齐龙同志，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熙胜同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刘树德同志，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京全同志。谭齐龙同志、刘树德同志、李京全同志，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一边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一边又是大军区政治委员。曾熙胜同志从抗战时期就在安徽革命，到现在有二十多年。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熙胜同志也是一直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省委书记一级的调整，组织部和书记处有建议权，但决策权在政治局。魏红军立马开始考虑第一批要调整的干部。不能太多，但都要有代表性。

　　魏红军提出的几名干部，算是最有代表性的。

　　主席听着魏红军提出的名单，点了点头，道：“他们四个人的确有代表性。那你觉得怎么调整比较好？”

　　从魏红军提出一把手任职时间问题，主席就知道魏红军是有腹稿的。

　　所以想听听魏红军的想法。

　　魏红军道：“我想的是，曾熙胜同志上调中央。曾熙胜同志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这段时间，淮河治理成效很大，粮食产量是1947年的三倍。安徽成为了粮食净出口省份。所以我的想法是，曾熙胜同志上调中央进入农村工作部工作。最近赖若宇同志身体不好，已经住院了。农村工作部需要曾熙胜这样主持过淮河治理，主持过一省工作的干部。”

　　魏红军对于曾熙胜的印象是真的不错。

　　如果不考虑历史上的事情，曾熙胜在目前地方省委书记当中绝对是能力超强的一个干部。他在安徽的政绩好得不得了。曾熙胜主持淮河治理，然后调整安徽农业建设，结果粮食产量连年增加。

　　1947年安徽的粮食产量不到80亿斤，1948年安徽解放之后粮食产量有了92亿斤左右。但曾熙胜主政安徽之后，1957年安徽省粮食产量已经增加到了266亿斤。

　　目前安徽人口在3000万人左右，安徽人均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440公斤左右。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改变种植技术，改良种子。以及最重要的是，兴修水利，增加安徽灌溉耕地面积。1948年的时候，整个安徽省灌溉耕地面积只有1000万亩左右，但曾熙胜这些年带领安徽人民群众把安徽灌溉耕地面积增加了6000多万亩。而且按照曾熙胜的计划，安徽要在未来十年之内，把灌溉耕地面积达到1.2亿亩。

　　到时候安徽的粮食产量可以突破400亿斤。

　　安徽刚刚解放的时候，是需要从周围省份购买粮食的。但从1954年开始，安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了粮食出口省份。可以说曾熙胜在安徽这些年的工作，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进入1958年之后，有一件让魏红军非常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赖若宇身体检查结果非常不好。

　　确诊为肝癌。

　　这让魏红军很是伤心，整个农村工作部这边也是如此。赖若宇是中央农村工作的重要干部，九大的中央委员，也是魏红军负责华北局之后和山西本土干部之间的桥梁。魏红军正是靠着赖若宇，迅速和晋中、晋南地区的干部打成一片。可以说赖若宇是魏红军非常信任的干部。可是他现在的身体情况，生命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所以邓志辉想要调一名干部进入农村工作部。

　　魏红军和邓志辉两个人点评一些适合农村工作部干部的时候，邓志辉对于曾熙胜的评价很高。所以魏红军才提议让曾熙胜进入农村工作部工作。

　　“熙胜同志在长征时期立下了大功劳。”

　　主席对于曾熙胜倒是很熟悉。

　　几次说过曾熙胜在长征是功勋卓著的。

　　“至于其他几位同志，是不是让他们换位置。再从中央调一名同志去地方，这样四个人就完成了一次转换。”

　　主席点点头。

　　这些地方省委书记不可能一股脑都弄到中央，中央也没有那么多位置给他们。那么只能是让他们换个省份继续当省委书记。

　　“具体的情况，你和陈谈秋同志，还有书记处其他同志们商量一下，然后写一份报告上来。”

　　“是。”

　　谈完了这方面工作之后，主席开始谈党校的问题。

　　“培国同志走了之后，中央对于党校的工作的确是忽略了很多。我给你提一个建议，你还有陈谈秋同志、邓合同志三个人担任党校常务委员会委员，你担任主任，全权负责党校的事务。虽然我们召开了九大，统一了思想。但毕竟这些年新生事物太多。那么多不同所有制经济体的存在，还有农村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都在变化当中。我们的干部必须要重新学习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你是亲自经历过，也参与过。党校改组之后，你每周都要抽空去党校讲课。讲一讲目前我国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阶段发展论，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矛盾。也要设立国际学，开拓我们干部的国际视野。”

　　主席详细介绍党校的一些问题。

　　从到了延安之后，主席对于党员干部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不管是在中央党校还是在延安抗大，主席都是亲自讲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党校都在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

　　所以主席详细的给魏红军介绍建设中央党校的经验。

　　魏红军虽然有办校的经验，但中央党校和魏红军之前办过的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是培养党内高级干部的学校，也是给党内高级干部讲解和传达中央政策精神的学校。

　　所以魏红军一边记主席的经验介绍，一边也会问一些问题。对于魏红军的问题，主席都是详细的给魏红军介绍。关于党校的问题，主席谈了半个多小时。

　　一直到田家营过来两次提醒主席下面还有安排，主席才停止了和魏红军的谈话。

　　结束之后，魏红军离开。

　　心中已经有了底。

　　所以回来之后，先是和组织部部长陈谈秋，文教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合交流了意见，得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同意和支持。然后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在会议当中正式确定中央党校直属于书记处。

　　接着魏红军开始改组中央党校。

　　魏红军、陈谈秋、邓合三个人担任党校常务委员会委员，魏红军担任常务委员会主任。全权负责党校的改组工作，党校的课程安排。

　　组织部部长陈谈秋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祥、组织部副部长马明芳、宣传部副部长段成伟，原党校校长杨贤珍，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召德尊，财经工作委员会委员兼计委副主任宋少文等六个人担任党校副校长。

　　这么多级别高的干部担任副校长，一个是加强党校的领导力量，一个是为了党校课程的安排。魏红军要让他们各管一摊，尽快完成中央党校的课程安排。特别是需要他们短时间之内弄出魏红军想要的党校教材，以及找出足够在党校教书的干部。

　　这可是中央党校，是培养党内高级干部。光讲理论知识没什么用，更多的是要参与政策研究。因为这些高级干部本身都有足够的经验，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光是讲理论，是无法让这些高级干部满意的。中央党校是需要老师和学生互动，老师除了理论功底也要有实际工作经验，找这样的老师并不容易。

　　这里面肯定需要从各个部委抽调一些干部加入党校。有了这些人当副校长，和这些部委协调抽调一些干部的时候，会有很多方便之处。

　　党校日常工作依旧是杨贤珍负责处理。

　　魏红军在党校分两年班、一年班、半年短期培训班。

　　同时分为高级干部进修班，中青年干部进修班、年轻干部培训班、民族干部培训班。当然现阶段来说，中青年干部班和年轻干部培训班，还无法立即开课。

　　因为需要组织部先考察一下。党校要招什么样的中青年干部，年轻干部，这个需要组织部这边确定。

　　魏红军一边改组中央党校，一边按照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地方一把手轮换提议。

　　书记处这边给出的建议是，曾熙胜同志上调中央担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谭齐龙同志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刘树德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京全同志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然后书记处推荐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玉合同志去安徽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政治局审核书记处的报告，批准了书记处的建议。新中国成立之后干部调动很频繁，但这次是第一次有目的性的进行干部轮换。

　　中央和地方很多人是比较吃惊的。

　　毕竟一次性调动四个省委一把手。之前中央已经开始传出党政军一把手的任期问题。因为主席一直在和党内主要领导探讨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地方党政军领导入京汇报工作的时候，主席也会和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所以风声自然而然就传了出去。

　　当然这也是主席故意在党内试探大家的意见。

　　经过这一次调整，很多人立马明白，中央传出的风声是真的。中央真的在考虑和酝酿党政军一把手的任期问题。在这样纷纷杂杂的过程当中，九届二中会议正式开始。

1036 九届二中会议

1958年2月26日，九届二中会议正式开始。

　　魏红军作为大会主席团团长，第一个上台做了开幕词。

　　做完开幕词之后，魏红军接着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代表政治局和书记处给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主要是给中央委员会汇报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一年的工作。

　　这是魏红军第一次代表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做报告。

　　以往如果不是主席做政治局报告，就是修养同志做政治局报告。魏红军是中共七大之后，十四年以来第三个代表政治局做报告的。任培国同志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代表政治局做过报告。

　　政治局报告主要是讲这一年来政治局做的各项决定。

　　给中央委员会说明一下，为什么政治局做出了这些决定。然后魏红军汇报最近政治局对于地方领导人的调整的事情。涉及到的四名省委书记，都是九大的中央委员，因此都参加了这一次九届二中会议。

　　魏红军代表政治局做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条例草案”。

　　这个和书记处提出的“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草案”是不一样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条例草案”主要是讲党政领导一把手的一些限制。比如任职年限，以及开始涉及到异地任职问题等等。

　　因为现阶段党政领导一把手把，主要涉及到的就是省一级的干部。

　　所以才会由魏红军代表政治局做报告。

　　在这一次报告当中，中央第一次公开提出，党政领导一把手在地方任职，任职年限不超过两届，也就是十年。同时逐渐的在地方完成异地任职。

　　这只是最基础的“任职草案”。

　　只有大致的意思，具体的、详细的内容还没有完善。不过魏红军在九届二中会议上公开报告之后，党内就会明白中央的意思，就可以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调整。

　　魏红军结束报告之后，修养同志做了“退休制度修正草案报告”。随着1957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成功召开，退休制度已经圆满的走出了第一步。

　　不过八大的时候制定的“退休制度”，制定的还不是很圆满。特别是这一次民主人士退休问题上，有过很多意见。原来的“退休制度”在年龄上漏洞也不少。

　　因此第二届人大会议结束之后，修养同志进一步完善“退休制度”。

　　做了“退休制度修正草案报告”之后，修养同志接着做了“工商业各种所有制经济体的性质及经济地位问题草案”的报告。九大上主席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存在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体的判断。同时明确表示，各种所有制企业，只要坚决服从新中国的法律法规，遵守新中国工厂的分配制度，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中，那么这些所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

　　但主席只是做出了这种政治上的定论。

　　现在根据主席的这个定论，进一步明确这些不同所有制经济体的具体地位。主席的定论是大方面上的说法，修养同志这一次提出来的是具体的结论。

　　算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

　　然后是总理做了国际事务上的报告。

　　主要是三方面的报告。

　　分别是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候的“莫斯科宣言”，接待戴高乐之后和欧洲之间的外交变化，以及关于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问题。

　　谈完了外交问题之后，总理还做了一份“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当中个人股份分红问题的报告”。1956年、1957年民主党派大量的干部退休，虽然整体来说很是顺利，但并不是说中间没有龌龊。不少民主人士那都是刷笔杆子的，做一些小作文讽刺中共，那都是他们的强项。

　　结果从1957年开始社会上一直传共产党要废除原来约定好的“分红”。就是八大之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中央答应那些大小资本家的“分红”。说白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政府赎买了大小资本家的股份，用“分红”的方式进行分期付款。

　　结果社会上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党内竟然已经有干部认为党中央应该停止“分红”。认为那些大小资本家靠着“分红”，过着“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

　　也有一些当初积极参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红色资本家”，他们给中央写信，表示愿意停止接受“分红”。这样整的好像中央真的要停止“分红”一样。

　　这并不是好事情。

　　如果是刚刚解放的时候，这笔“分红”并不是小数目。但对于1958年的中国来说，他们这些“分红”已经不是太大的负担。中央是不可能为了一点点的钱，就让人以为中央不守信用。

　　总理从1957年开始接到了太多这方面的报告。

　　所以和中央其他领导商量之后，在九届二中会议上，总理专门做这个报告。那就是再次强调，共产党是讲诚信的。既然说了要给他们多少时间的“分红”，那么绝对不会提前停止。一定会按照约定，该付十年的就付十年，该付十五年的就付十五年。

　　接下来是陈运汇报这一年来的经济发展问题。

　　然后是做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工业发展问题的报告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

　　九大之后，财经工作委员会经过一年的讨论，终于拿出了一份中央和地方合作发展工业的方案。历史上中央决定把一些企业下放给地方的决定，那真的是大刀阔斧。

　　把中央控制的企业当中，三分之二的企业都下放给了地方。就像是化纤工业，中央把当时中央控制的化纤工业全都下放给了地方。让地方政府自己发展化纤工业。

　　看起来是一身轻。

　　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工业建设一团乱麻。

　　本来中央控制这些企业的时候，制定的计划是互相关联的，是整体的发展思路。但下放给地方之后，同一个领域的工厂之间再想要合作就困难很多。因为以前大家上面只有国务院各部委，很多事情只要部委就可以决定。就算是涉及到好几个领域，也可以是国务院自己协调。但下放给地方之后，他们的上面是地方政府。

　　地方和中央之间都有利益纷争，更何况是地方和地方之间。就算是同一个领导的工厂要合作，也不是两个工厂之间的事情，已经是两个省份之间的事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些钢铁厂下放给地方政府之后，如果钢铁厂需要的铁矿石和煤矿不是自己省份的，而是其他省份的，那么这都需要重新协调。就算这些钢铁厂之前已经和这些煤矿厂有合作，照样要重新协调，重新合作。

　　光是这里面的协调，就不知道会产生多少制度成本，产生多少矛盾，浪费多少时间。

　　可以想象历史上中央突然大规模下放给地方那么多工厂之后生产是多么的混乱。还有煤矿行业。中央当时大规模下放煤田给地方之后，煤矿产量迅速大涨。

　　1957年、1958年每年都是一亿吨的数量增长。

　　然后就出现了问题。

　　生产出来的煤炭怎么办？以往全国煤炭的消费，都是国家调控的。中央掌握全国煤炭需求情况，根据这个需求分配这些煤炭。虽然这样的分配也有很多问题，但最起码还知道部署煤炭生产和消费。

　　可是煤矿到了地方之后呢？

　　使劲地生产，根本不管煤炭的销路，只知道生产。结果1957年和1958年煤炭大规模生产之后却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煤炭生产大省，煤炭多的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而煤炭不足的省份，想要煤炭，但困难重重。

　　以前只要和中央协调就可以。

　　可是地方负责煤炭生产之后，要打交道的部门就多了很多。然后各大大型煤矿都赔了一大笔钱。这就是人为的改变了工厂属性之后，又没有一个配套措施的结果。

　　本来运转好好地工业体系，突然之间人为的割裂开来，运行变得迟钝。

　　相比起来这个时空就谨慎很多。关于下放哪些工业给地方，财经工作委员会是讨论了一年多时间。不仅仅是内部讨论，还和下面各省进行协调。还有魏红军直接建议，必须要限制地方盲目投资。

　　这不仅仅是魏红军的建议。

　　轻工业部门、农业部门，还有其他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各部门都是如此要求的。因为工业部门的投资多了，其他领域的投资就会减少。

　　再说地方政府一旦疯了，跟历史上一样财政的70%、80%都流入工业部门，而且都流入重工业部门。那样的话其他领域就会受到重大的打击。甚至有些省份为了发展重工业，从银行大规模贷款举债发展重工业。

　　历史上因为地方政府疯狂投资，结果1958年比1957年工业投资增加了一倍，从150亿左右增长到了近300亿。而且一年之内全国职工人数增加数量超过2000万，也就是说一年之内吃财政饭的人增加了2000万。这一下彻底压垮了财政。同时因为大部分资金都进入到了重工业，资源都用在了重工业，让农村压力大增。为了养活这么多人，中央只能是增加从农村购买粮食。

　　钢铁行业更是遭受重击。

　　因为地方在工业上投资的钱太多，导致对于钢铁的需求激增，让市场上的钢铁价格开始几何倍数的增长。看到钢铁需求如此之高，中央和地方又开始疯狂的投资钢铁工业上。

　　然后呢？

　　各种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钢铁三分之一都是废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