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916章

还有一些人却是糊里糊涂参加了革命。

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对于革命的本质了解不多。特别是对于政治教育不是很重视的四方面军当中，很多军政干部的军阀主义非常严重。

现在他们当权了，当然希望能够享受生活。

他们的孩子呢？

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父辈，他们想跟历史上那些“衙内”一样生活。但党内纪律森严，对于他们的约束太多。

这个时候传进来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对于他们的冲击非常大。就像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为什么官场风气、社会风气那么坏。就是因为当中央放弃了对于党员的严格要求之后，赶上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潮传入，立马让很多人内心不平衡。

自己明明手握大权，但过得如此的“憋屈”。再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资产阶级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就连实力一般的那些资本家，他们平时的生活都是吃最好的，穿最好的，住最好的，美女环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是他们呢？

一生过得清贫，有党内纪律约束，对于他们有一大堆的约束，还有那些“泥腿子”天天盯着他们。这种“憋屈”的日子，他们当然是不愿意继续过下去。

当放松了对于自己的约束，同时失去了党内外的制约之后，这些人立马就开始“变本加厉”的变坏。他们的后代则是终于过上了“衙内”的生活。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苗头。

“信访局这边还有一些反映。”

夏侯文开口道：“目前我国农村工商业发展很快，也出现了不少规模不小的乡镇农村企业，甚至有些企业规模已经和一些省属企业一样。这些企业当中，有不少参与贸易的企业。问题主要出现在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身上。这些乡镇农村企业的管理人员，在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现在这些工厂管理人员，他们把企业发展的功劳全都归于自己身上，把企业当成是自己的企业，开始模仿外国资本家的享乐作风。”

“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有的随意调动企业资金为己用，在企业里面随意的安排自家亲戚朋友，还有人甚至在企业内部大搞‘个人崇拜’，弄得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各种反映信件来到信访局这边。”

魏红军对于这些事情倒是没有勃然大怒。因为对于这方面的情况，魏红军是有心理准备的。自从魏红军支持罗启荣、陶朱他们在广东进行来料加工贸易之后，这些事情的出现是必然的事情。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工厂的老板，企业本身就是他们的，生产资料是私有制。而且美国为首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推崇的是自由主义，所以美国也叫“自由世界”、“自由灯塔”。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只要是不触犯一些他们的底层原则，那么你爱干嘛干嘛，大家是不在意的。

你有钱，想干嘛干嘛。你就是养百八十个情人，社会上的人只会羡慕你，大家只会说你能力强。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社会发展逻辑。

但社会主义中国不行。

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正常的、合法的，甚至被社会推崇的所谓“自由”，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格格不入，是被人唾弃的、谩骂的东西。一个没有约束的“自由”，这种“自由”会直接毁坏整个社会的道德。

为什么主席一直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的社会性。那是因为人不是单独生活的个体，他是整个社会关系的一环。所以研究人，就要研究社会关系，研究人的社会性。脱离了社会关系，只研究单个的人的问题，就是典型孤立的看问题。

八九十年代，包括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很多人一直批评新中国在压制人性。但其实新中国早期要压制的不是人性，是压制人的动物性。很多人把人的动物性当成是唯一的人性。后来的那些艺术电影，谁能够把人拍的更像是动物，谁就能够获得更高的赞誉，认为拍出了人性。

包括一些作家写文章，号称要把好人往坏了写，坏人往好了写。社会舆论也是在好人身上用放大镜找问题，然后在坏人身上找人性的闪光点，认为这才是人性。其实这些人的做法都是否认人的社会性，总是把人的动物性当成是一切。

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生活方式”。说的不好听其实就是把动物世界当中弱肉强食的动物性放到人类世界，同时把这种弱肉强食的动物性放大，更是把人的动物性不约束反而加以放纵。而在这些放纵当中获得足够利益的利益阶层，他们也知道这个不光彩。所以给这种动物性的放纵取名为“自由”，以此披上了绝对的合法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用“自由”教育所有的老百姓。有能力就过上好生活，挣钱之后怎么过奢靡生活都是应该的，这是你的“自由”。同样如果你日子过的差，那是因为你能力不足，不要抱怨社会。因为上帝给大家的机会是公平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去把握住。他们这样宣传的过程当中，却不告诉大家底层逻辑。那就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公平的机会是不存在的。

但这种“自由”的宣传，煽动性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对于很多“社会精英”来说，这样的社会适合他们，因为可以满足他们人上人的愿望。同样一些不得志的人来说，这样的宣传也是蛊惑性非常大。他们认为自己不得志是因为社会不给自己机会。要是到了这种“自由世界”，自己一定能够大放光彩。

可是人的动物性是与生俱来的，要做的就是改造社会性，以此来让人类脱离动物世界，进入文明世界。可是一个人学好需要一辈子的坚持，但一个人学坏，放纵自己的动物性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

随着中国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资本主义自由化必然会冲击国内的思想。有些人必然会羡慕资本主义的“自由”出现问题。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问题。”

邓合开口。

道：“最近我们宣传部门在宣传上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某些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工作的时候他们是党员，他们是国家干部，是政府工作人员。但下班之后，他们也是普通人民群众，不应该再受各方面约束。”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的也不少。现在宣传部门有不少年轻学生支持这种观点，弄得思想上比较混乱。”

魏红军把大家说的话都简单记录下来。

看着这些发生的事情，魏红军也只能是叹口气。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困难，因为需要克服人的动物性，克服人的惰性，克服人的欲望。可是人活着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包围，想要克服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中国是有基础的。

因为中国目前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资产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集体主义一直是思想的主流。虽然社会上还有少量的私有制，但已经不成气候。这种所有制的方式，自然而然会压制私有制的自由化。为什么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当中那些人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天然的压制资产阶级的利益。

虽然八九十年代思想上、社会上的混乱，对于中国的公有制打击很厉害。但中国还是挺了过来，没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保留了不少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要不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金钱主义”、“自由主义”、“弱肉强食思想”泛滥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必然更加困难。

魏红军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之后，道：“这些问题现在还只是少数地区的少数情况。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若是我们不能正视这些问题，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大的问题。这种思潮会从基层慢慢的蔓延到高层，最后影响我们中央。如果中央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中央领导也开始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那么就会变成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存亡的大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必须要解决。”

“我今天和同志们召开这一次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先从邓合同志说的宣传部门的事情开始讨论。现在有一些思想，说上班的时候是党员、是干部，下班就把自己当成是普通群众的，这明显也是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我们有些党员干部，这是把入党和当国家干部当成了一项有报酬的工作。好像国家开工资，他们上班做事情，这样就是对等的，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等到下了班，没有工资，他们就是普通群众。如果真的这么想，他们还入党干什么。怎么，当干部的时候你是党员，下班不当干部了你就不是党员？那你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干部？”

“这种错误的思想必须要坚决清理出去。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是要以马列主义为信仰，遵守党的纪律，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就不要入党，我们党不缺这种党员。”

“我们的党员，平时工作的时候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外面的时候，也要做大家的表率，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不是到了外面就把自己和普通的人民群众放在一起比较，用普通人民群众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我一直强调，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养成一种好的社会风气。要表彰好人好事，斥责坏人坏事。只有在这种好的风气之下，我们才会赞扬好人好事，厌恶坏人坏事。到时候我们的人民群众愿意做，敢于做好人好事，同时敢于和歪风邪气作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员要做表率，要为养成这种好的社会风气起带头作用。”

“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大家在公共场所排队，我们的党员不仅不应该自己去插队，更应该在碰到插队这种不文明行为的时候，主动站出来制止这种不文明行为。只有我们的党员起这种表率作用，人民群众才能够更加信任我们党，才能够愿意跟着我们的党员一起为好的社会风气做贡献。”

“我们的党员都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他们在社会各个层面。他们平时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周围的人民群众。身边的党员做得好，人民群众就会觉得我们的党是好的。身边的党员是坏的，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观感。所以那些表示下了班自己是普通人民群众的，这种党员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党有信心吗？”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1236 党徽团徽

魏红军说完之后，邓合道：“这个问题我和宣传部的一些同志们也交流过。这些思想真的很有问题，如果不处理好，会让我们很多年轻干部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会持续的，腐蚀我们的年轻干部。”

“任何一个人一旦放松了思想教育，那么慢慢的会降低对于自己的要求。虽然说的好听，说上班的时候是党员，下班就是普通群众。可是一旦他们真的这么想，那么以后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他们都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一名国家干部，而是真的把自己当成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他们会把上班当成是一项拿钱干活的工作，而不是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邓合是文教工作委员会书记，而这种思想在文教领域最早出现。

应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流入之后，第一时间受到这种影响的，一个是有权的，一个是有钱的，还有一个就是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读书人。

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这些人最为有利。而只要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他们第一步要反对的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是最大的压制。

所以邓合对于这个问题是考虑比较多的，也和不少文教工作委员会这边的干部讨论过。不过邓合说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之后，皱眉道：“思想问题比较严重。但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也没有多少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上班的时候，有单位、有党组织、有同事，知道你是党员，大家都在监督你的工作表现。平时在这么多人的监督之下，肯定不敢放纵自己，还是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但下班之后，情况就会出现变化。很多人的情况除了亲戚朋友邻居之外，外面的人都不认识你。这就出现很多人想要的结果。在没在有人认识的地方，就会放松对于自己的要求。因为没有人认识自己，那么就没有人会关心自己做什么。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多少办法。我们总不能说每个党员都挂个牌子，说我是党员，你们可以监督我。”

邓合说的很是无奈。

对于邓合说的，大家都是点头。问题是存在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说起来两千多年前的“礼记·中庸”当中就写过一句话，叫“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在别人见不到听不到的地方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不要因为细小的事情而不拘小节，所以君子要慎独，即使一个人独处、没有人注意，也要谨言慎行。

但这个做起来并不容易。

因为这是儒家文人对于自身的标准要求，可惜又有几个儒家文人可以做到这些。

一个人在人多的地方，有熟人的地方，肯定会谨慎，会隐藏自己不好的一面。可是一旦到了没有人认识的地方，或者是没人的时候，就会放松自己。

虽然儒家学说糟粕不少，可是在修身方面的很多学说还是有不少是可以借鉴的。

就像是“君子慎独”，其实说的非常好。当然这也可以用不好的方面解释，那就是骗子要骗人，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也骗了。

邓合的意思就是这个。

很多党员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会谨言慎行，因为周围的同事都在，有很多顾忌。可是到了外面大家都不认识谁，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放松对于自己的要求。

反正都不认识，自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算真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不文明的事情，别人最多说他一句“没有素质”，还能咋的。

“每个党员都挂个牌子？”

魏红军重复了一下邓合的话，直接道：“这是个好办法。每个党员要是在外面的时候，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名党员。这样对于我们的党员来说，不管是在哪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党员，那么他肯定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既是我们约束我们的党员在外面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也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员的监督。”

邓合疑惑的看了看魏红军。

自己刚刚说的，只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说法，没想到魏红军还真是把这个听了进去。所以邓合疑惑道：“可是在外面的时候，怎么让大家知道，他是一名党员？我们总不能真的挂个牌子，上面写上我是党员。”

“怎么不能？党员徽章、团员徽章，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明。”

又不是宠物，当然不可能挂个牌子。但却可以使用党员徽章、团员徽章。

魏红军这么一说，旁边的陈谈秋道：“党员徽章，团员徽章，这个倒是不错的建议。以前我们组织起义，包括两支陌生部队对暗号的时候，使用的方式有红旗，有红袖章，有吹号声等等。大家都是用这些来确认彼此的身份。”

“党员徽章，党员袖章，以前有些党组织也是实行过的。当时有些党组织设计党员徽章，党员袖章之后，就会给每一位党员都发一枚徽章或者是袖章。当时的党员徽章呈五角形，正面中间为镰刀斧头图案，背面刻有入党的年代和党员佩戴者的姓名。”

在革命年代，做地下工作当然不能随便暴露身份。

但在根据地，其实有过很多这种做法。有些党组织设计这种证明，来表示他们是一名党员。所以有些党员是佩戴党员徽章，还有一些党员佩戴的是党员袖章，又或者发放党员证章之类的。说白了都是关于党员的证明。

只是战争年代，就算是根据地也不是说完全安全。打仗的时候很多根据地都时时刻刻受到战争的威胁。

所以这些只是在小范围之内实行过，没能够大范围实施。

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党员团员主要是完善他们的档案，完善各种证件。倒是慢慢的忽略了以前的党员徽章和袖章这种东西。

现在魏红军一说，陈谈秋就立马想了起来。

罗启荣也是点头道：“的确，以前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也是有过这种佩戴的党员徽章和佩戴的党员袖章。”

“那这就好办了。”

魏红军道：“我们制定一个详细的党员徽章、团员徽章的佩戴规则。这样我们的党员团员在外面，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党和团。”

在中共历史上中央关于佩戴党员徽章的文件，最早出现在1997年的中组部部刊“组工通讯”刊载的“关于党员佩戴标志、党徽问题”。在这篇文章当中，中组部对特定范围的党员佩戴党员标志给予肯定并要求加强管理，但未要求全体党员统一佩戴。不过这也是中央层面第一次提出党员徽章的佩戴问题。

一直到2011年，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党员佩戴党员徽章有关事宜的通知”，对党员徽章的制作和佩戴作出明确规定。这是中央层面第一次制定关于佩戴党员徽章的规则。

之后中央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好几次的整理，最后201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发布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严格做好党员徽章制作、佩戴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算是进一步完善了如何使用党员徽章的问题。

魏红军也准备制定一个比较严格的党员徽章使用制度。

现在的情况可比历史上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好了很多。历史上经历了八九十年代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后，整个党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所以586时期看起来好像各种规章制度都有些别扭。

不仅制度本身别扭，执行起来也别扭。但其实不是制定的政策别扭，而是经历了几十年混乱之后，出台的很多规定都是为了“拨乱反正”。而越是拨乱反正时期，各种情况就越是混乱，越是会让人感到别扭。

目前虽然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传入，但也只是刚刚开始。虽然挡不住这种思潮的流入，但却可以从理论上、组织制度上、纪律上，防备“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可以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现在的中国，完全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各种话语权，理论层面不一定谁更厉害。

相比起来历史上到了二十一世纪，甚至想要在理论上批判和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已经非常困难。因为经过了八九十年代之后，宣传、教育各方面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完全渗透。

“这个…………”

罗启荣没有立即回应。

而是陷入了思考当中。因为要制定一个详细的党员徽章佩戴规则，这要包括党员徽章的设计，怎么佩戴，还有不遵守规定的党员要怎么处理等一整套的规定。而这些规则的制定，中组部是主力。

这个问题罗启荣之前并没有考虑过，所以一时之间罗启荣也不好立即回答。

倒是陈谈秋点头道：“这个想法不错。若是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党员徽章佩戴规则，那么对于我们的党员要求会更高，还能够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员干部的监督。”

魏红军看向了邓合道：“邓合同志，你怎么看？”

“我认为可以。”

邓合点头。

道：“这个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看到陈谈秋和邓合都同意，魏红军对罗启荣道：“罗启荣同志，那么这个问题就交给中组部讨论，制定一份这方面的草案。”

“好。”

“陈谈秋同志，等中组部拿出草案之后，书记处要进行详细的论证和讨论。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循序渐进，不要想着一步到位。慢慢的推进，从一些特定时间、特定场所、特定范围内的党员干部开始推进。有了一定效果之后，慢慢的推广到更广的范围当中。我希望在十一大之前，书记处和中组部能有完善的党员徽章佩戴规定 ，到时候可以在十一大当中正式通过。”

“好。”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魏红军继续道：“至于目前一些农村合作社企业管理人员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教育问题。这些合作社企业管理人员在农村工商业发展之前，大部分人都是农村农民。只是在农村工商业发展过程当中，展现了他们的能力，成为了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所以他们抵御‘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能力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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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些乡镇农村企业的管理人员最容易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他们很多人是短短几年之内获得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成就。他们本身有能力，但以前没有机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才能。

可是随着中央大力支持农村工商业的发展之后，农村开始出现各种企业。而这些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这场农村大改变当中脱颖而出。他们开始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才能，迅速的成为了农村工商业发展当中的一颗颗闪亮的明星。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出现了很多问题。

他们本来只是农村的农民。

很多人没什么知识，甚至不少人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都只是文盲，都是在扫盲运动当中开始认字。他们原来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包括土改、互助组、合作社这些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当中也是如此。因为不管是土改、互助组、合作社，都是基于农业的改变。因此在这种变化当中，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想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好好种地，吃饱饭，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可是随着随农村工商业的发展，把他们推到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行业当中，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位置上。这种身份上的转变，很多人都是不适应的，或者说他们在短时间之内没法找到对于自己准确的一个定位。

不要说是这些农民，就是党内聚集了那么多这个年代厉害的人物。但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战争年代转变为和平年代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干部在和平年代，在执政党的位置上，也是经过了好多年别扭的情况。

这些骤然变成了一个行业的明星人物，骤然手中有了权力的农民，他们无法适应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们不懂有权的人，有钱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看到过、体验过。他们看过最有权势的，也就是当年乡下的土地主，农村的族长之类的。所以他们会自觉不自觉的学习，他们曾经看到过的这些印象当中有权有势的那些人的生活。

这个时候他们又知道了，或者接触了一些国外资本家是怎么生活的。在这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冲击之下，他们出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古代有很多词汇描述。

就像是穷儿乍富、穷儿暴富、乞儿暴富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好词，都是讽刺人的。二十一世纪的网络上，用这种词汇来讽刺这种现象，同时用这种事情来证明穷人的本质差了贵族很多。还有一些媒体动不动就扯什么“三代成贵族”，动不动就是什么豪门、贵族。

后来兴起的网络小说也好，短剧也好，最多的其实就是“血统论”。这些在新中国早期，被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扔到垃圾桶的渣渣，又被很多人捡起来，开始给所谓的“豪门”、“贵族”、“精英”歌功颂德。

不过这种现象真的是穷人的本质不如贵族吗？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