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934章

魏红军看向了国家供销总社党委书记程志华。

程志华回答道：“陶鲁家同志和周辉同志主要是认为国家供销社内部程序太多，影响物流速度。但这个也不是他们违背国家政策，生产的工业产品绕过国家供销社的理由。”

程志华说的比较含蓄。

不过魏红军也理解程志华。毕竟他是国家供销总社的一把手，现在国家供销社处于变革当中。他这个一把手左右为难，既要承受外部的冲击，也要稳定国家供销社内部的稳定。要是一个做的不好，不仅外面的力量批评他保守阻挠改革，供销社内部的干部也会批评他不顾及供销社利益。

也就是程志华资历深、级别高，而且直接参与了国家供销社的组建，当了十来年国家供销社一把手，所以才能够稳住国家供销社内部的不满。

程志华说的含蓄，但这不是魏红军想要听的。所以魏红军看向了姚意林。

姚意林是中央干部当中最支持国家供销社改革的，所以他对于国家供销社的研究也最多。再说魏红军和姚意林相识二十多年，对于姚意林的能力还是非常信任的。

姚意林道：“这一次发生的事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地方利益问题。‘衡山牌’自行车工厂原来是衡阳市投资成立的工厂，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后来湖南省政府、衡阳公署都往里面投资，现在变成了三级政府都拥有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当然衡阳市股份最多，目前主要是接受衡阳市国资委领导。”

“这家企业生产的自行车除了出口之外，也大量的供应中部几个省份。本来生产的自行车都是供应给国家供销社，然后国家供销社分配给华中区几个省份。结果是衡阳市自己的市场上，自行车反而成为了稀罕物，购买非常不容易。所以衡阳市想要绕过国家供销社，把更多的自行车投放在自己的市场上。”

目前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是省-地委-市县-乡镇的模式。市县在目前的中国行政区划当中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级别，但地位没有后来那么明显。就像是长沙市，管的就是长沙这座城市，而不像是后世那样还管一大堆的县。

衡阳市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家工厂本来是属于市县成立的工厂，但现在发展速度快，成为了湖南省重点扶持企业之一。省里重点扶持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划拨更多的钢铁给这家工厂。

正因为这是地方工厂，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地方利益的问题。

姚意林继续道：“第二个方面，就是价格的因素。我们了解过自行车出厂价和最终的销售价的区别，发现两者之间相差一倍多。但如果工厂和那些地方供销社单对单的签署合同，不仅出厂价可以提高百分之二十，销售价也可以降低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这样不仅工厂利润增加，市场价格也会下降。唯一的问题就是，国家供销社失去这部分利润。”

这就是自由市场对于原来计划经济的冲击。

以前很多工厂的出厂价，包括市场销售价都是规定好的，或者是国家供销社自行调整的。这里面的差价当中，很大一部分会成为国家供销社的利润。可是自由市场发展起来之后，工厂也好，地方供销社也好，都不满意国家供销社垄断出厂价和销售价，都不满意大部分利润流入国家供销社手中。

因为工厂和地方供销社都各有各的利益。

陶鲁家也好，周惠也好，为什么冒着被批判为“地方主义”的危险和国家供销社顶牛。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国家供销社垄断供销两端，对于地方利益的损害很大。

“第三，是关于物流方面的。目前国家供销社的运转模式是，从工厂购买之后，不是采取就近原则，而是采取统一分配模式。这样一来有些产品会出现很长一段时间无效的运输。就像是衡阳这家自行车厂生产的自行车，出厂之后就算是临近城市的一些供销社想要拿到产品，也需要华中区统一分配。”

“很多产品的流通是，首先要集中到某个地方之后，再统一分配到某个地方。这样一来很多产品物流走了很多冤枉路。明明工厂和销售地点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但产品其实是转了几百公里上千公里，走了一段无效路程之后才到目的地。虽然国家供销社成立大区模式，整改了不少这种无效物流情况，但依旧无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相比起来工厂和地方供销社这种单对单的合作模式，却能够大大加强物流速度。有些产品出厂到走向市场，就算是临近的城市大部分最少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要是慢一点甚至需要两三个月时间。但这种单对单合作之后，临近的城市不到半个月就能够把产品推向市场，快的甚至不需要十天时间。光是这中间的物流成本、仓储成本，就降低了不知道多少。”

魏红军静静地听着姚意林的报告。

的确国家供销社作用大，同样弊端也不少。不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情况，国家供销社是需要继续改革。

姚意林介绍完之后，曾善补充道：“陶鲁家同志、周辉同志他们一直坚持他们的想法，认为这次的事情工厂有问题，但国家供销社问题更大。现在国家供销社华中区和湖北省、湖南省之间冲突不断，影响很坏。”

陶鲁家和周辉两个人都是头铁的。

两个人都不是那么轻易改变自己主张的干部。

这一次的事情，其实他们两个人完全可以压下来。毕竟只是一家工厂的事情，让他们改了就可以。饶书石自己本身就有政治上的污点，这些年在全国供销社华中区也是静悄悄的，并不想惹事。所以只要陶鲁家和周辉两个人有一个好的态度，他也不可能冒着得罪两名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的风险，抓着这个事情不放。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两个人不仅没有压下这件事情，反而直接国家供销社华中区。

饶书石是犯过错误，被中央处理过的干部。但他毕竟曾经是政治局委员，是中央领导，也是有脾气的。陶鲁家和周辉两个人这样的态度，如果饶书石还没什么反应，那不成了人人欺负了。所以双方就闹起来，闹到了中央。

陶鲁家和周辉两个人不好直接说中央制定的政策有问题，就一直抓住国家供销社的问题。但意思大家都清楚。他们这是认为新中国早期制定的一些供销方面的政策，已经不适应现阶段的经济情况。所以名义上要求国家供销社改革，其实就是希望中央调整供销方面的政策。

但这不是简单的事情。

因为中央早年制定的供销政策是为了国家计划经济服务的。对于产品供销政策的调整，直接触及到计划经济的调整。

所以陈运是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到此结束。

他既不希望这件事情直接冲击国家根本政策，发生一些政治上、经济上的大调整。也不希望国家政策僵硬，没有一点活力。所以他希望曾善和周彬两个人可以协调此事。陈运更希望这种事情大家可以睁一眼闭一眼，让他们春风细雨般慢慢的发展，慢慢的变化。

但显然矛盾尖锐到这个地步，回避是不可能的。

在魏红军还在思索的时候，国家供销总社副主任梁药开口道：“国家供销社这边的确是需要进行一些改革，扫除这些弊端。但这种绕过国家供销社，和地方供销社直接合作的单对单模式，却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经过国家供销社的这些工业产品，在一些地方供销社甚至不需要票证就能够购买。这会进一步加大日常工业品市场供应不足的局面。”

“而且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处理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很过企业有可能就会效仿他们。到时候我国轻工业产品会完全不受国家调控，政府发行的工业票完全失效。到时候一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

“所以这个口子不能随便开，必须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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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工业品供给的问题，大家的确是比较谨慎。

梁药虽然是站在国家供销社的立场上说话，但他说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次的事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生产关系不匹配生产力的时候，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出现这种矛盾冲击原有的生产关系。

这件事情一旦处理不好，以后就会有更多的工厂效仿。特别是那些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生活的轻工业产品，到时候都会失控，都会想尽办法绕过国家供销社，获得更高的利润。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虽然工业品产量也在增加，但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也同时在增长。

现在的中国整体来说依旧处于物资不充足的年代。这不是中国的工业没有发展，而是因为人口增长和收入增长导致中国市场迅速扩大，需要的产品正在高速增长当中。

而物资不充足的年代，绝对不能放任自由市场。

票证制度，保证的就是在整体物资不足的时候，可以相对公平的分配物资。要是现在就开始取消票证制度，地方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那么全国市场就会乱套。

到时候一个是物价会出现巨大的波动，甚至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个是有些地方物资缺乏的情况会更加严重。那些工业省份和工业城市，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把一些工业品留在自己省份和城市，那么其他非工业省份怎么办？

到时候工业省份和工业城市的工业品市场产品充沛，可以稳定市场物价。但那些非工业省份的市场就会更加供不应求，导致各种黑市的出现，冲击正常市场。

所以国家在工业品方面的调控依旧要保留，票证制度不能随便取消。

可是政策又不能完全僵化，毕竟经济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化

快速增长的经济，加上地方、工厂各方面的利益，正在冲击原有的国家供销政策。就算中央可以压制一次，难道还能够压制第二次？第三次？

要是中央不调整政策，只是一味的采取压制的策略，最后中央和地方之间，工厂和国家供销社之间的矛盾就会不停的积累。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地步，他就会爆炸。所以这种矛盾既然出来了，那就不能回避矛盾，要去解决矛盾。

所以魏红军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非常仔细的听完商业部、国家供销社、轻工业部的干部各自的想法。

不同部门的利益不同，所以意见也不同。

有时候没有谁对谁错。魏红军要做的就是，充分听取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在保证中央政策延续的情况之下，做好各方面利益分配。

等他们说完之后，魏红军道：“票证制度是我国物资缺乏的特殊时期特殊办法，并不是国家固定的，长久的政策。所以票证制度未来肯定是要取消的，但这不是现在。只有我们的物资供应达到一定的程度，让市场上有足够的产品，市场不会出现混乱的时候，才能够正式取消票证。而且取消票证制度也不能盲目，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计划。”

“曾善同志，你代表我给陶鲁家同志和周辉同志打电话。首先要批评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陶鲁家同志和周辉同志作为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要进行自我批评。然后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事情不要继续扩大。在国家供销政策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湖北省和湖南省的企业都要遵守国家供销政策，地方必须要服从中央。”

陶鲁家和周辉他们更熟悉地方情况这是肯定的。

他们因为在一线，所以看出了目前国家供销政策的一些弊端。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家供销政策，对于地方利益的损害很大。所以他们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和国家供销社这样直接对上。可是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这也是另一种的“地方主义”。

你静悄悄的，对于一些事情睁一眼闭一眼，魏红军不会在意。毕竟绕过国家供销社，私自和一些地方供销社联系的，其实在不少省份也是存在的。

只要没闹出什么大问题，中央也不会太在意。可是这一次的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魏红军必须要批评陶鲁家和周辉。

要是其他地方效仿陶鲁家和周辉，那成什么样子。

“如果谁要是硬顶着国家供销政策，中央就要对他们进行党内处理和组织处理。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要跟国家供销社华中区坐下来，把这一次事情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等明年一月份党的十届三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会带着财经工作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一起南下，专门调研这个事情。三月中旬我会在武汉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什么问题到时候让他们畅所欲言。”

现阶段还不是取消票证的时候。可是如果这一次的事情放着不管，那么接下来整个国家的票证制度都会出现大问题。

所以魏红军虽然知道问题要解决，但还是先稳一稳，把事情压下来。

改革历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改革是一场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只要是重新分配利益，那么必然有利益受损的一方。而且这些利益受损方，往往一般都是既得利益阶层，同样也是有钱有权有势的阶层。

你想要从这些有钱有权有势的阶层当中分走利益，他们怎么可能束手就擒。所以历史上改革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整体来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那些改革失败的多，成功的少，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

当然新中国也有既得利益阶层。

这不是具体指某个人，或者具体指某些部门。就像是供销政策，好像只是国家供销社的事情。只要搞定了国家供销社，那么就没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如此简单的。

因为国家供销政策是国家计划经济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也涉及到国家工业化。要改变国家供销两端的政策，那么整个经济政策都要随之进行调整，甚至需要调整国家工业化步骤和计划。所以这件事情涉及到的部门不是一个两个。

所以国家供销政策涉及到的“既得利益阶层”，那不是一两个部门。

这么大的事情不是魏红军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

具体的调整，魏红军要和政治局委员商量，要听听负责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些重要干部的意见。最后还需要得到主席的批准。

所以这件事情魏红军只能是先压下来。

等和主席商量之后，魏红军准备召开一次广泛的经济工作会议。让那些地方省委书记省长也参加会议，讨论国家供销政策。

“好。”

曾善之前是做过陶鲁家和周辉的工作，但他们一直不认同。

现在魏红军发话，他们就算是不满意，短时间之内也会老实一些。再说魏红军已经给了他们答案，等中央会议结束之后，魏红军会亲自去调研，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这其实是从侧面认同目前的供销政策是有问题的。要不然也不会是魏红军亲自带着干部去调研。

不过虽然魏红军暂时压制了这件事情，但不代表魏红军在这一次事情上就站在国家供销社这边。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国家供销社的改革和国家供销两端政策的改变必须要提上日程。要不然未来这种事情一定会频频的出现。总不能未来出现一次这种事情都让魏红军出面压制。

魏红军也认为国家供销社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看着程志华道：“程志华同志，新中国成立已经都已经是第十七个年头。这些年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变化很快，可以说生产力在高速发展。所以国家政策也要不停的调整，来适应新的生产力。国家供销社想要适应新的经济变化，新的生产力，自身很多方面必须要进行改革。你认为呢？”

这程志华还能说什么。

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程志华总不能说自己不同意改革。所以程志华回答道：“国家供销社改革问题，我们会认真研究。”

“我提议你们国家供销总社成立负责国家供销社改革的发展改革委员会，专门制定国家供销社改革方向，改革方案。你觉得呢？”

程志华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看向了国家供销总社几名副主任。

国家供销社，这是新中国一个巨无霸的机构。从创建之日起，实力非常强，地位非常高，干部级别也高。但现在国家供销社的改革方向，明显是要拆掉国家供销社原有的结构。

现在东北区改革只是开始。

如果按照东北区改革为范本继续下去，国家供销社只能是慢慢的退出原来的地位。说不定未来国家供销社就跟现在的那些国营企业一样，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商业公司。一旦如此国家供销总社的这些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直接缩减不知道多少。

屁股决定脑袋，国家供销总社的这些领导干部也是一样。国家供销社的改革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并不想国家供销社进行大改革。

但形势所逼。

陶鲁家和周辉两个人，都是党内实力派中坚干部。等1967年召开十一大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年纪依旧不到五十岁。如此年轻的两个人却已经是中央委员，是执掌一省的省委书记。特别是陶鲁家先是担任了两届山西省委书记，十大后又调到湖北担任省委书记，这就是三届省委书记。更重要的是陶鲁家在山西和湖北表现都非常好。

陶鲁家是非常有可能在十一大的时候调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

周惠倒是才担任一届省委书记。

可是周惠不仅深受主席的信任，魏红军也是非常欣赏。要不然周惠这种脾气，也不会如此安稳的坐镇湖南。

别看刚刚魏红军批评他们，但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等到魏红军明年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一旦做出国家供销政策的改变，到时候这些批评就随风而去，没有人会继续关心。

他们两个人这一次联合逼迫国家供销社华中区，其实就是代表地方一些主要领导的态度。湖北湖南不用说，目前自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浙江等地，这种事情也不少。只不过没有闹出这么大的事情而已。

可以说现在的情况是地方一些重要干部，在逼着国家供销社进行改革。

国家供销社已经是挡不住这种要求改革的压力。更不用说这一次东北区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更是让国家供销社这边无法继续阻挡改革。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压力，国家供销社今天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明显已经感受到魏红军是支持国家供销社改革的。魏红军是目前党内确定的接班人，主席更是在不少场合直接表示满意魏红军的工作。和一些兄弟党领导人见面的时候，都是直接表示自己的接班人就是魏红军。这都是为了给魏红军的接班造势。离十一大也就剩下两年时间，国家供销社这些领导人也不想和魏红军对着干。

但他们心中也是不满意的。

因为魏红军建议国家供销总社成立发展改革委员会，这明显就是不信任现在国家供销总社的领导干部会自觉地完成国家供销社的改革。所以要把国家供销社的改革权力交给这个新成立的发展改革委员会。

但不满意归不满意，现在他们是被架在这里，不同意也得同意。所以国家供销总社的几名领导干部都只能是点头表示同意。

程志华看到大家的态度，也只能是回答道：“我们供销总社会尽快创建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国家供销社改革方案。”

“国家供销社这边有适合担任这个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的人选吗？”

对于魏红军的问题，程志华很是无奈。

当初东北区改革的时候，国家供销总社内部是一片反对声音。程志华自己不用说，国家供销总社的那些副主任全都是反对的。反而是商业部部长姚意林一力支持，又有魏红军的支持，才有了国家供销社东北区改革。

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家供销社成立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供销总社这边的领导干部哪一个都不合适。毕竟他们当初都是反对改革的干部。魏红军明知道这一点，还询问程志华国家供销社内部的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人选。

唯一合适的就是国家供销社东北区主任贺伟。

贺伟在东北区做出了成绩，改革数据也漂亮，可以说是打响了国家供销社改革第一炮。而且贺伟又是冀东大暴动出来的，是目前外贸部副部长高为农的学生，完全是在晋察冀成长的干部。不管是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是最适合的人选。

在程志华看来魏红军这明显是要让贺伟上位。只不过不好直接提起贺伟的名字，所以才拐着弯问自己的意见。

对于魏红军这样直接插手国家供销社人员的安排，程志华心中不是很满意的。不过程志华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中央高级干部，所以很平静的开口道：“东北区主任贺伟同志合适。”

可是对于程志华的回答，魏红军却是摇头。

程志华一愣，难道自己猜错了？魏红军不是要让贺伟上位？

魏红军道：“要是成立国家供销总社发展改革委员会，那么这是负责国家供销社改革的重要部门，不是国家供销总社内部的一个普通机构。他不仅要参与国家供销社的改革，以后甚至可能还要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从级别来说，应该是国家供销总社副主任级别的干部担任比较合适。”

“贺伟同志还年轻，还需要历练，而且目前的级别也不足以担任主任职务。特别是他一直在地方工作，从来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不过他在东北区有改革的经验，可以成为国家供销社改革大将，我看担任副主任比较合适。”

不是魏红军不想让贺伟担任主任。

其实魏红军是非常看好贺伟的能力的。这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国家供销社系统杀出来的干部。他本来是外贸部东北系统的干部，后来转到了国家供销社。结果十来年时间，就成为了国家供销社东北区主任。

特别是这一次东北区改革做的非常漂亮，让魏红军很是欣赏他的能力和魄力。要是没有贺伟在东北区杀出来，坚定的要进行改革，国家供销社的改革也不会这么顺利。

但贺伟的级别还是不足。

目前能够担任国家供销总社副主任的干部，级别一般都在行政五级以上，大部分副主任都是行政四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