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白菜的苦逼
白首相在晚上9点收到了孙明远的加密消息——"要约已发出，目标已达成。华实持股17.9%，明远财团持股10%，合计27.9%。力拓董事长已收到股东通知函。下一步——等待力拓董事会回应，准备进入谈判。"
白首相看完消息后，放下手机，坐在书房里沉思了片刻。
然后他拿起红蓝铅笔，在书桌上一份备忘录的空白处写下了一行字："9月30日——27.9%达成。"
他放下铅笔，望向窗外，明天就是国庆节，这是最好的国庆礼物。
他站起身，走到书桌旁的地球仪前，用手指轻轻拨动——亚欧大陆缓缓旋转，非洲和南美洲依次掠过，最后，他的手指停在了西非的那片区域——几内亚，西芒杜。
20亿吨，铁含量65%以上。
如果力拓拒绝中国资本进入董事会——那么西芒杜的开发权，就是下一个筹码。
而这盘棋——才刚刚进入中局。
第600章 攻击 进步
华实集团对力拓的成功增资，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西方舆论的池塘，激起的涟漪迅速演变成了滔天巨浪。从伦敦到悉尼，从纽约到墨尔本，每一家主流媒体的头版上都出现了“中国”、“力拓”、“孙明远”这三个关键词的组合。
《金融时报》在10月1日的头版标题是：“中国央企突袭力拓，持股比例升至27.9%——全球矿业格局面临重塑”。这个标题中使用了“突袭”这个词，在英文语境中，“raid”带有一种军事行动的意味，暗示华实集团的收购是一种非正常的、具有攻击性的行为，而非正常的商业投资。
报道的正文由该报首席矿业记者约翰·桑希尔撰写，将这次收购描述为“中国资本在全球资源领域扩张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他写道：“华实集团以每股42英镑的价格，溢价30%发出要约，在纽约道琼斯指数单日暴跌7%的黑色星期一之后。
这个时机选择本身就说明了中国资本的操作能力：他们不仅拥有充足的资金，更拥有在极端市场条件下精准出手的判断力。这种能力，在过去，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专属，但现在，中国人已经学会了。
更重要的是，这次收购的幕后推手，不仅仅是华实集团，还有明远财团。明远财团持有力拓约5%的股权已经多年，在华实集团发出要约后，也立刻对外宣布完成了对另外5%股权的收购。这种配合，显示出中国资本内部已经形成了某种协调机制。而这种协调机制在全球资源领域的应用，可能才刚刚开始。”
《每日电讯报》的标题则更加直接：“中国正在买下世界的矿山——力拓成为最新猎物”。报道使用了“猎物”一词，将孙明远和华实集团置于“捕食者”的位置上，强化了一种“威胁”和“入侵”的叙事框架。
专栏作家西蒙·赫弗在文章中写道：“力拓，这家诞生于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矿业巨头，如今已经沦为中国资本扩张的猎物。中国人用一百亿美元，一个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小数目的一百亿美元，就在一天之内拿下了力拓四分之一的股权。这不是商业投资，这是战略占领。
而这场占领的指挥官，不是华实集团的总裁，而是孙明远，这位在过去二十年里建立起了一个横跨芯片、液晶、汽车、电信、金融、矿业和军工的庞大帝国的中国资本家。他不是一个大亨，他是一个帝国建造者。而他正在建造的帝国不是大英帝国，不是美利坚帝国，而是中华帝国。”
赫弗的文章在右翼舆论场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每日电讯报》的网站在当天创下了年度访问纪录。文章的评论区充斥着愤怒和焦虑的声音。有人写道：“我们正在目睹大英帝国最后的资产被中国人一块一块买走，先是港口，现在是矿山，下一步是什么？白金汉宫？”这条评论在二十四小时内获得了超过两千个点赞。
澳大利亚的反应最为激烈。力拓虽然注册在英国，但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在皮尔巴拉地区拥有三十多座矿山，直接雇佣近两万名澳大利亚员工，每年创造超过两百亿美元的出口收入，是澳大利亚经济的一根支柱。
2007年10月2日，华实集团宣布收购消息后的第三天，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韦恩·斯万在议会发表了紧急讲话。他的话虽然措辞谨慎，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含沙射影的锋利。
他说：“矿产资源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外国资本对澳大利亚资源企业的投资，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国家利益审查。
我们的审查机制是透明的、公正的、基于法治的，它将确保每一项外国投资都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我注意到最近发生了一些关于力拓股权变动的重大事件，本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已启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程序。在审查完成之前，我不对具体案例做出任何预先判断。”
斯万的讲话在议会中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在涉及国家资源主权的问题上，澳大利亚政界的立场高度统一。但议员们在质询环节中的提问，暴露了更深的焦虑。
一位自由党议员追问：“如果FIRB的审查否决了华实集团的收购，他们是否会被强制减持？如果他们拒绝减持，政府有什么强制措施？”斯万回避了这个具体问题，只说“我们不讨论假设性情况”。
议会内的焦虑很快传染到了议会外。澳大利亚媒体采用了更具煽动性的措辞。《悉尼晨锋报》在10月3日刊登了一篇由首席评论员彼得·哈奇撰写的长文，标题是：“红色资本入侵皮尔巴拉——中国正在重写大英帝国的殖民剧本”。
哈奇的历史类比极富煽动力：“一百多年前，大英帝国的殖民者们乘坐帆船来到这片大陆，他们用枪炮和法律宣告了对这片土地和地下一切矿藏的所有权。
澳大利亚人，那些被殖民的原住民和后来的移民们，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得不向伦敦的皇室和资本家们低头，换取在自家土地上生存和工作的权利。
今天，殖民者换了面孔，换了方式，但本质没有改变。中国人不需要帆船和枪炮，他们只需要支票簿和要约函。他们用一百亿美元，在一天之内就拿下了力拓四分之一的股权。
他们不需要占领我们的土地，他们只需要占领我们的公司。他们不需要奴役我们的工人，他们只需要控制我们的矿山。这不是商业投资，这是资本殖民。就像当年大英帝国通过殖民掠夺我们的土地一样，今天，中国正在通过资本控制我们的矿产资源。”
“资本殖民”这个概念迅速在澳大利亚舆论场中流行起来，成为描述华实集团收购的主流框架。《澳大利亚人报》、《每日电讯报》（澳大利亚版）、天空新闻台，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在后续报道中采用了类似的叙事模式：中国资本入侵，澳大利亚资源主权受威胁，必须加强监管和抵制。
天空新闻台在10月3日晚间的辩论节目中，澳大利亚独立参议员尼克·色诺芬更是将华实集团的收购直接描述为“经济战争的第一枪”。
他激动地说：“这不是投资，这是战争。中国人正在用资本而不是子弹，发动一场针对澳大利亚经济主权的战争。他们先是买我们的港口，达尔文港已经被中国租了九十九年，现在又买我们的矿山，力拓四分之一股权已经在中国人手里。
下一步是什么？我们的农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能源网络？如果我们现在不设限，十年后，澳大利亚人将会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被中国人用支票簿买走了。”
色诺芬的这番话在节目中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这种掌声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针对那种深层焦虑的共鸣。澳大利亚人对自身经济主权的脆弱感，正在被这次收购刺穿。
而在这场舆论风暴的中心，孙明远被西方媒体广泛描述为“幕后推手”。《经济学人》在10月6日出版的周刊中，以孙明远的照片为封面。照片是孙明远在一次商务会议上的侧脸，光线从左侧打来，在脸上投下半明半暗的阴影。
封面的标题只有一行字：“The Man Who Bought the World?”（那个买下世界的男人？）问号的设置是巧妙的，它既是一种指控，又留有一丝可以回旋的空间。
文章详细梳理了孙明远从1998年创办明远财团以来的所有重大投资，将芯片、液晶、汽车、电信、金融、矿业等每一个项目都解读为“中国全球资源控制战略”的一部分。
文章最后的一段话以一种警告的语气写道：“孙明远不是一个普通的资本家。他代表了一种新的存在，一个将私人商业帝国与中国国家战略深度绑定的混合体。
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财富的积累，更是中国在全球权力格局中地位提升的一个缩影。但如果这种提升是通过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和掠夺来实现的，那么全球经济的平衡将被打破，一个新时代，中国主导的资源霸权时代，可能正在到来。”
澳大利亚媒体发起的“资本殖民”攻势还停留在商业和地缘政治的范畴，而华尔街巨头的加入，则将攻击升级到了个人层面，直接针对孙明远本人。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在10月4日接受CNBC采访时，用一种“善意提醒”的口吻，将孙明远的收购行为从“商业投资”重新定义为“地缘政治赌博”。
他说：“从纯粹的商业角度来看，华实集团的收购是一个高风险的赌注。力拓背负着四百亿美元的债务，大宗商品价格正在下跌，全球需求前景不明。
在这种情况下以溢价30%买入13%的股权，这不是一个稳健的投资策略，这是一个赌博。赌中国能否真正控制力拓的经营方向，赌铁矿石价格能否反弹，赌澳大利亚政府不会强制减持，赌太多不确定的东西。
但话说回来，孙明远从来不是一个稳健的投资者。他喜欢赌博，他喜欢在别人恐慌的时候出手，他喜欢用别人不敢用的方式做事。当一个人的赌博背后站着一个国家的力量时，这种赌博的风险就不仅仅是商业风险了，它变成了地缘政治风险。而这种风险，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都无法控制的。”
戴蒙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讨论商业逻辑，实际上是在为之后更激烈的攻击铺路。如果孙明远的收购是“赌博”，是“地缘政治风险”，那么对他的任何抵制就都是“正当防卫”。
高盛董事长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10月5日的一个金融行业私人晚宴上，以“开玩笑”的口吻，将孙明远与历史上那些被西方社会视为“威胁者”的人物做了类比。
他说：“你们知道，历史上每次有一个人试图同时控制技术和资源，结果都是什么？结果都是战争。从石油到橡胶到铀，每一次资源控制的争夺，最终都演变成了冲突。
现在孙明远想同时控制互联网和铁矿石，他想控制信息的基础和工业的基础。这种双重控制的野心，在过去，只有帝国才敢于追求。我不是说孙明远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但他的行为模式确实有一种‘帝国建造’的逻辑在里面。
他不是在投资，他在布局。他不是在追求利润，他在追求控制力。这种逻辑，如果被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人所采纳，那它就不仅仅是商业策略了，它是国家战略。”
布兰克费恩的这番话泄露给《华尔街日报》后，被冠以一个耸动的标题：“高盛董事长警告：孙明远的‘双重控制野心’可能引发全球资源冲突”。这个标题迅速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之间传递，成为了10月第一周最热议的话题。
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则选择了一个更加阴险的攻击角度。他在10月7日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质疑了孙明远技术成就的真实性。他说：“我一直对孙明远的所谓‘技术突破’持怀疑态度。
正常的创新需要几十年积累，需要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协作，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失败实验，不可能由一个人在短短几年内完成。
所以，要么孙明远的‘突破’不是真正的突破，只是商业包装和营销宣传；要么他的‘突破’的来源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从别处‘获取’的。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不足以支撑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用建立在可疑基础上的资本力量，去控制全球核心资源。”
韦尔的这番话是在公开暗示孙明远的技术成就是“偷来的”或“假的”。这种暗示一旦在舆论场上成为主流叙事，孙明远整个商业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将被从根本上动摇。
华尔街巨头们的攻击形成了一种默契的配合：戴蒙质疑商业行为的正当性，布兰克费恩暗示个人动机的危险性，韦尔则直接否定技术成就的真实性。三个角度，指向同一个目标：摧毁孙明远的公信力和正当性。
紧急着，在10月中旬，一场更深层、更危险的攻击开始了。它来自西方文化中最敏感的领域：宗教与信仰。
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根基到基督教传统，始终存在一种深层的认知框架：一切伟大的事物，无论是知识、技术还是权力，最终都来源于上帝。人类理性和努力固然重要，但它们只是工具和载体，真正的源头是上帝对“选民”的恩赐。
这种认知框架在现代西方社会虽然不再以公开的宗教形式表达，但它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公众对技术进步和历史变迁的理解。
当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时，尼克松总统在庆祝讲话中说：“这是上帝赋予他的选民的伟大时刻。”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宗教修辞，而是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深层信念：登月不是人类理性和协作的成果，而是上帝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明的特殊恩赐。
当硅谷的革命者们发明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时，他们谈论“改变世界”的使命感，背后同样隐藏着“选民”意识的变体：我们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我们拥有特殊的洞察力和创造力，而这种洞察力和创造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它是某种更高力量对“选中者”的赋予。
现在，孙明远的出现，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这个深层信念。
他，一个中国人，不是西方文明的“选民”，不是基督教传统的继承者，不是希腊理性主义的后裔，却在二十年内，做出了一连串西方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未能实现的技术突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LED、石墨烯。每一个突破，都是在西方自认为拥有绝对优势的核心领域。
这些突破在西方的认知框架中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它们不是来自“选民”，不是来自“恩赐”的正当继承者，它们来自一个在西方文明叙事中被定位为“他者”的存在。
而一个“他者”做出了“选民”才能做出的成就，这意味着什么？
在西方文化最深层的逻辑中，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他者”不是真正的“他者”，他实际上已经通过某种方式，“窃取”了本应属于“选民”的“恩赐”。这种“窃取”可能是通过间谍活动、技术盗窃或者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实现的。总之，他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就的，他是从“选民”那里“偷”来的。
第二种：“他者”的力量来源不是上帝，而是某种对立的存在，某种“反上帝”的力量。在基督教的传统符号体系中，这种“反上帝”的力量有一个明确的名字：魔鬼。一个“他者”做出了超越“选民”的成就，不是因为他窃取了恩赐，而是因为他从魔鬼那里获得了力量。他的成就不是“恩赐”的转移，而是“亵渎”的彰显。
这两种逻辑，“窃取”和“亵渎”，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和强大的情感号召力。在中世纪，它们是审判异端和焚烧女巫的逻辑基础。在近代，它们是排斥犹太人和迫害少数群体的心理根源。在现代，它们虽然不再以公开的宗教形式表达，但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文化化”的方式，继续影响着西方公众对“他者”成就的反应模式。
最先将这种逻辑公开表达出来的，不是一家主流媒体，而是一个在美国基督教右翼群体中颇具影响力的博客网站“上帝的国度”。
10月12日，该网站刊登了一篇长文，标题是：“亵渎者孙明远——当‘他者’窃取上帝的恩赐”。文章以一种混合了宗教修辞和地缘政治分析的文风写道：“上帝将智慧和创造力赐予了他的选民，西方文明的继承者们，这是圣经的承诺，也是历史的证明。
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爱迪生到肖*克利，每一个改变人类认知和技术边界的人，都是西方文明的子嗣，都是上帝恩赐的正当继承者。这不是种族主义，这是事实，是上帝的选择，是恩典的流向。
但现在，一个‘他者’出现了，孙明远，这个来自东方的异类，声称他的企业搞出了电动跑车，LED灯泡和石墨烯……这些声称如果属实，意味着他掌握了上帝赐予选民的核心恩赐，信息的基础和计算的力量。
但这些声称不可能属实，因为上帝不会将恩赐赐予‘他者’。圣经从未承诺东方人将继承智慧的恩典，历史的轨迹从未显示异质文明将成为技术进步的引领者。
所以，孙明远的‘突破’必然有着另一个来源。要么他从选民那里窃取了恩赐，通过间谍、盗窃、模仿；要么他从另一个力量那里获得了能力，一个与上帝对立的力量，一个以亵渎为本质的力量。
无论哪种情况，孙明远都是一个亵渎者。他亵渎了上帝的恩赐秩序，他扰乱了恩典的正当流向，他挑战了选民对智慧和创造力的正当继承权。而亵渎者，在圣经的传统中，只有一个归宿：审判和惩罚。”
这篇文章在主流舆论中几乎没有引起关注，但在基督教右翼的社群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在短短几天内被转发和引用了超过十万次。更重要的是，它为一种更加“文明化”的攻击方式提供了模板。接下来的几周里，这种模板以一种微妙而有效的方式，渗透到了更主流的舆论空间中。
《华尔街日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霍尔曼·詹金斯，在10月15日的专栏中，以一种更加“学术化”的措辞，重述了这个核心论点。他写道：“西方文明的技术领先不是偶然的，它是希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数千年培育的结果。
孙明远的‘突破’如果属实，意味着一个缺乏这种理性主义和信仰传统的文明，突然产生了超越西方的科学能力。这种突然性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规律，它暗示着这些‘突破’的来源不是孙明远自身的创造力，而是某种外部的、非自然的力量。
我不是在暗示孙明远是一个‘魔鬼的代理人’，我在说的是，他的成就背后的驱动力需要更审慎的审视，不能简单地以‘天才’或‘创新’来解释。我们需要追问，这种驱动力来自何处？它是正当的，还是可疑的？”
詹金斯的专栏措辞比“上帝的国度”博客更加“文明”，但核心逻辑是完全相同的：孙明远的成就是“不自然”的，不符合正常规律的，因此需要“额外的审视”。这种“额外的审视”实际上意味着：因为你是他者，你的成就必须被证明是正当的，而“正当”的标准由我来定义。
这种逻辑一旦被《华尔街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赋予了“合法性”，就开始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在舆论空间中蔓延。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位评论员在节目中公开称孙明远为“技术领域的异端”。
《经济学人》在一篇长文中使用了“不属此世的突破”这个短语来描述孙明远的技术成就，这个短语在宗教语境中通常用来描述神迹。
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道：“孙明远的成就，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技术进步的文化前提。也许我们需要承认，技术天赋的分布并不遵循我们习惯的文明边界。”这番话表面上是在呼吁“重新思考”，实际上是在强化“文明边界”的假设。
到10月下旬，这种“窃取/亵渎”的叙事框架，虽然被主流媒体以更加“文明”的措辞包装着，已经成为了西方舆论攻击孙明远的一个核心支柱。它与“资本殖民”和“帝国野心”的叙事框架一起，构成了一个三面夹击的攻击体系。资源层面、地缘政治层面、文化信仰层面，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措辞，指向同一个目标：孙明远。
随着孙明远不可避免再一次成为热点，自然引起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孙明远老爸孙受财这一天晚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孙受财没有说话，沉默了将近十秒钟。
孙明远先开口了：“爸，你怎么不说话？”
“明远，你走在刀尖上。”
“我知道。”
“你还是不懂，他们说你‘亵渎’，他们说的不是生意，他们要的是你的命。”
“我早就意料到了。从我决定走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这不是偶然，是必然。当一个中国人开始超越西方最优秀的人，就是这一天开始倒计时的时候。你不超越，没人看你。你一超越，所有箭都射向你。这是规律，历史的规律。”
“那你为什么不能悄悄地，不要让那么多人知道？”
电话里，孙明远沉默了，这是很少见的。然后他说：“爸，因为我没有选择。我们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永远躲在后面，让西方人看不起，永远做他们的加工厂和市场。要么站出来，做出他们做不出的东西，然后承受这个代价。我选择了后者。没有第三种选项。”
“代价可能会很大。”
“我知道，但值得。”
“你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倔呢？”
“古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都这么大岁数，总要有一点不同一般的地方！”
“唉，你既然有这个心思，那我也不说了，注意身体！”
“明白，您老也注意！”
普通民众的反应则更加复杂。他们天然地为孙明远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是发自内心的、不讲条件的，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看到自己的家乡修通了高铁、看到自己的国旗在国际赛场上升起，那种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性分析的纯粹的骄傲。但在自豪的同时，也不由得担心。
2007年10月下旬的北京，正是秋意渐浓的时候。东三环的一家路边小面馆里，几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他们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头，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劳作。
电视里正在播放财经新闻，主持人正在讨论对力拓的收购以及孙明远，一个工头抬起头看了几眼，认出了屏幕上那个人的面孔。“哎，这不是那个孙总吗？”
另一个工头接话：“嗯，是他，前天老家的报纸上也有他的新闻，说外国人急眼了，骂他呢。”
“为什么骂他？他买矿山又不是不给钱，外国人卖矿山的时候怎么不骂？”
“谁知道，外国人的脑子跟咱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中国人不该买他们的东西。”
“叫我说，孙总干得漂亮。咱中国人有钱了，凭什么不能买？外国人买我们的工厂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了？轮到我们买他们的，他们就急眼了，这叫什么事？”
“是啊，但这个事儿也悬。那可是一百亿美元，要是赔了呢？要是外国人不让他买呢？要是出别的事儿呢？”
最后一句话让整个面馆沉默了几秒钟。“出别的事儿”这五个字，在2007年那个时代，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记忆和潜在的恐惧。普通人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可能不如专家深刻，但他们凭借一种朴素的本能，能够感觉到，当一个中国人做出让西方国家集体不安的事情时，风险往往不仅仅是商业风险。
“叫我说，”第一个说话的工头放下筷子，“希望孙总好好的。他好，咱中国人脸上有光。他要是出点啥事，那就是咱中国人被打脸了。”
这句话没有高深的战略分析，没有复杂的逻辑论证，但它代表了中国基层民众对孙明远的最真实情感：把你当作“我们自己人”，为你的成功而骄傲，因你的危险而担心，希望你好，因为你好，我们就好。
与普通民众的复杂情感不同，在民营资本家和部分政府官员的圈子里，孙明远的行为引发了更多的“不理解”，甚至有些微妙的抵触。
2007年10月25日，深圳福田区的一家私人会所里，几位珠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正在聚餐。这些企业涵盖了电子代工、纺织服装、房地产开发等传统行业，在过去十年里，他们乘着中国加入WTO的东风，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形成了稳定的人脉网络和商业模式。
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最近的舆论焦点上。
“孙明远这个人，”一位做电子代工的企业主放下酒杯，“我看不懂他。他有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好？搞芯片？搞飞机？去跟力拓打仗？风险那么大，收益那么不确定，他图什么？”
一位做房地产的企业家接话：“是啊，我们这几个人，搞了这么多年，能赚几个亿就已经觉得不容易了。他一个人弄出几万亿的盘子，他也不怕被撑死！”
“我觉得他不是不懂这些，”做电子代工的那位摇摇头，“他是另外一种人，一种我们理解不了的人。我们是为了赚钱，他好像是为了一些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是什么？”
“他钱赚够了，贼好名，他完全可以做房地产，搞出口，做最轻松最稳妥的买卖，为什么非要去做芯片？去做飞机？去跟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们对打？”
“他是，”做房地产的思考了一下，“他是把自己当成故事的主角了。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是在舞台下面看戏。他，他是站到舞台上去了，自己演一出戏，让全世界看他。”
“那他会不会把自己演死了？”
那位电子代工的企业主笑着说道，“也许他不在乎。”
“不在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