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214章

五十万卢布？在1993年的苏联五十万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大约相当于一个高级干部十五年的正式工资。

罗曼诺夫在心里算了一下：军工系统里有多少人的财产超过五十万的不明来源线?

不会太多。

因为苏联军工系统的腐败跟民用系统不太一样，军工的人不太贪钱，军工的薪酬待遇本来就比民用系统高,而且军工的保密环境让捞外快变得很困难。

苏联军工的腐败更多表现在指标造假和虚报上。这些东西虽然也是违纪，但不一定涉及五十万以上的财产。

五十万的线对军工系统来说其实是一道保护网，它把大多数军工干部排除在了“必须追究”的范围之外。

“至于纪委和军方的关系。军方的系统由军队内部的纪检监察体系来具体实施，苏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负责查的是党政干部文官系统。

克格勃在反腐这个领域本来就没有太多执行权。克格勃有监督权，抓人是检察院的事这个格局不变。

严格来说纪委系统是对国内党政监察部门的改革和升级——从原来的党务监察委员会升级为纪律检查委员会,权力更大独立性更强，但它的主要对象是文官不是军人。

军方的纪检则由军方自己来建。总政治部下面设立军队纪检监察局，对总政治部负责同时向苏共纪委报告。具体的案子军方自己查,制度性涉及全党的大案纪委可以介入。但日常的则军方管军方的。”

奥加尔科夫听完点了点头。

这是他能接受的安排，军队的纪检在军队内部,不是一个外来的机构跑到军营里指手画脚。双重领导是一个妥协——纪委有知道的权力,但没有直接动手的权力。

军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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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走了之后,斯拉瓦独自坐在办公室里。

他拿出了一张纸。纪委制度的完整框架已经在他的脑子里转了很久,现在要落到法律上了。

苏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到底对谁负责?

答案是对党代表大会负责。不对总书记负责，也不像之前那样对政治局负责。

这是列宁1923年构想的核心——监察机构必须独立于被监察的对象。如果纪委对总书记负责,那总书记的人它就不敢查。如果纪委对政治局负责,那政治局委员的人它就不敢查。

只有对党代表大会负责这个比政治局更高由全党代表组成的机构，纪委才有理论上的权力监督任何人！

党代表大会五年开一次。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纪委对中央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

那么在法律上它有什么权力?

它的调查权可以对任何级别的党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发起调查，调查不需要总书记批准；

它的审查权可以要求任何党组织和政府机构提供材料。拒绝提供材料的,纪委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并要求强制执行；

它还有建议处分权，纪委可以向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提出处分建议，最终的处分决定由中央委员会做出，纪委不直接执行处分,但它的建议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那么纪委的领导和下面的小兵从哪里来?

领导由党代表大会选出，下面的小兵要么从检察院和法院系统的专业人员招募，要么从克格勃的调查人员招募，以及苏联特色的技术专家群体。

不能让技术官僚成为铁板一块！必须要让检查人员懂技术！

一方面，在未来可以通过人民监督的方式监察这些技术官僚的财产，毕竟这些技官捞好处搞贪污腐败那总得落到实体上吧？总得享受放纵吧？总不能贪污了几十个亿就放在电子钱包里看数字吧？

只要这些技官要把贪污腐败搞来的好处落到现实上，人民就有机会抓住他们把他们送上法庭！

另一方面则更简单容易一些，那就是让监察者懂技术，毕竟前者对整个国家官员干部的震慑性太强了。

曾经有一位领袖也想要这样做，他认识到了即使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党仍然有阶级性，斗争仍然会存在，他担心自己走后党变成了新的阶级新的压迫者。他不信命，于是发动了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下场便是跌得粉碎了。

总有一天，斯拉瓦也会面临相同的状况，到底是像前辈那样放手一搏哪怕跌得粉碎也要尝试打破历史周期律的魔咒，还是顺其自然相信后人智慧？

那便是我们后来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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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末，清洗的火焰终于减小了，纪委的工作从抓人转向了制度改革。

各大部委开始执行新的财产申报制度，副处级以上的干部每年申报个人和家庭的财产,包括房产、存款、有价证券(如果有的话)、汽车和大额消费品。申报的信息由纪委核查，核查的方式包括查银行记录、查OGAS系统中的房产登记数据、查税务记录。

OGAS的算法审计制度开始建立，纪委的技术审计组开始对各地区的算法进行第一轮审查。同时，军方开始建立自己的纪检监察体系，总政治部下面设立了军队纪检监察局。

苏联的改革将不仅限于内部改革，斯拉瓦知道同样搞信息化建设的国家还有东欧的那一大票小弟，苏联老大哥面临的问题小弟们肯定也有，说不定更严重！

老大哥的黑手开始伸向东欧，战火终于从苏联烧向了华约。

当时间来到1993年12月的时候，一群意想不到的客人来了：在江怀民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了一个十几人的考察团,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位副书记带队前往莫斯科。

考察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反腐经验。

中国的反腐在这个时期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中共有自己的纪委,但纪委的权力、独立性和技术能力跟苏联刚建立的新纪委不在一个级别上。

苏联大清洗将如此多的干部送去了西伯利亚，而在民间居然还没闹出来大乱子，生产秩序还能保持！这让北京意识到苏联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国家反腐力量比中国强。

如果中国不加快自己的反腐制度建设,那么国内的腐败会越来越让中共难堪。

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下岗，国企改革导致许多企业破产解散，大笔大笔下岗人员的养老金、退休金要分发，还要完善社保制度——毕竟已经没有那么多企业给职工完成社保了。

再加上当时中国经济形势不好，更容易造成腐败了。

考察团在莫斯科待了两个星期，他们参观了苏共纪委的办公设施,听了纪委的制度介绍包括什么财产申报、算法审计、技术审计组,还专程拜访了克格勃16局的网安团队——中国纪委官员们对苏联用技术手段反腐的能力印象深刻,还旁听了一次纪委的案件讨论会。

他们了解到苏联已经将上万人送进了劳改营，几万人被开除党籍进入监狱，受到处分的干部更多！

这一切仅发生在三个月之内，在中国这个规模的反腐他们想象不出来，他们知道苏联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苏联的总书记对此有足够的决心。

考察团回到北京之后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关于苏联反腐败制度建设的考察报告》。

报告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苏联的经验表明，反腐是一种制度，运动式反腐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打掉一批腐败分子,但只有制度才能遏制新的腐败分子产生。苏联正在从运动反腐向制度反腐过渡，这个过渡必然要出现流血和阵痛，甚至可能付出巨大代价，但它值得。

我们应当思考:中国是否也需要这样一次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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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几个月苏联的大清洗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

西方编辑们找到了他们最擅长的叙事框架，他们几十年来反复使用永远不会失效:斯大林。

苏联在搞大清洗，上万人被送去西伯利亚，高级干部被免职、被关押、被送进劳改营，一个年轻的总书记用铁腕清除了整个官僚体系中的反对者！

这是重返1937年！

西方叙事就这样被顺利建构了起来。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头版社论率先开火。

“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恐惧再次弥漫。韦利科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这位苏联最年轻的总书记正在进行一场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最黑暗岁月的政治清洗。

上万名苏联官员被逮捕审讯、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他们的罪名是‘腐败'，但在苏联的政治词典里腐败从来就是一个可以随意伸缩的概念。今天你是‘腐败分子',也许只是因为你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伊万诺夫说这是反腐，斯大林在1937年说的是肃反，本质都是用国家暴力清除一切不服从的声音！”

《纽约时报》的社论走得更远:“伊万诺夫政权的本质绝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在理论上追求平等。

它是一种亚洲式的威权主义，即一个强人用铁腕控制一切,不容忍任何异见,用‘为人民好'的名义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力。

苏联正在脱离文明世界——如果它还曾经属于文明世界的话。”

亚洲式威权主义这个措辞让很多亚洲国家的外交官不太舒服。可在美国的媒体里,亚洲式加上威权是一个标准的贬义搭配，暗示落后专制和不文明。

欧洲那边的其他国家态度则有些两极分化，法国长久以来的革命传统让一些官方背景的左翼报纸还愿意为苏联说好话。

西德政府不愿意得罪苏联，可受美国控制的西德媒体没那么客气。《明镜》周刊做了一期封面：

伊万诺夫的照片被处理成了半红半黑的色调,标题是“Der neue Zar”，新沙皇。

与之相对的则是东德。东德的官方媒体《新德意志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苏联的自我净化——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能力”

社论高度赞扬了伊万诺夫的反腐行动，“...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有能力发现和纠正自身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被包装成游说和政治献金,永远得不到清除。只有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制度才有勇气对自己开刀。”

美国和英国的媒体还做了一件事——采访被清洗者的家属。记者们倾向于找国内的苏联润人来获取“真实信息”，在记者们的诱导下，苏联过去十几年里的润过去的润人们纷纷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编出一堆可信度堪比老白剧场的垃圾。

BBC做了一期专题节目，采访了一些润人。

其中一个是被免职的某加盟共和国副总理的妻子，她和她儿子在伦敦，她在镜头前哭着说:“我的丈夫为苏联服务了二十年！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只是在那个体制里不得不做了一些所有人都在做的事，现在他被关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牢房里——我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

这些采访每一个都声泪俱下。可在互联网上西方网民的反应并不像他们的媒体那么一边倒。

维彻论坛上那些通过VPN从西方接入的用户在为斯拉瓦辩护，他们在西方国家生活了很多年，对自己国家的政客腐败深恶痛绝。

一个自称是法国人的用户在维彻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

“嗨，同志们，我住在巴黎。我们的市长去年因为腐败被调查——你知道结果吗?什么都没有。调查了一年,最后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他继续当他的市长，他的别墅还在，他的瑞士银行账户还在。”

一个自称是英国人的用户说道:“BBC今天又在播苏联大清洗的报道了。我只想问一个问题：那些在私有化过程中发了大财的人有一个进过监狱吗?一个都没有！他们合法地偷了几十亿英镑！”

“苏联的方式也许太粗暴了。可至少有人在付出代价。在英国腐败的人从来不付代价。”

当然,也有很多西方网民在骂苏联，说什么“斯大林主义复辟”、“极权恐怖”、“又一起人权灾难”...这些声音同样响亮。

在所有的国际反应中最让人意外的也是后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中国的反应。

1993年12月中旬，在北京的一次外国记者见面会上，一个CNN驻京记者向江怀民提了一个问题:

“主席先生,苏联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行动,西方媒体将其与三十年代的大清洗相提并论。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您如何看待苏联的这一做法?”

江怀民听完翻译之后没有马上回答，他摘下了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他的中文偶尔还夹杂着几句英语和俄语：“这位记者，你问我怎么看苏联的反腐,这个问题我给你讲几句啊。”

他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

“首先呢,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应该由那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自己来处理。这是我们中国一贯的立场，So we don't comment on others' internal affairs——这个你们应该理解。”

“但是你们西方的记者啊总喜欢拿斯大林来吓唬人。一说苏联反腐就是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就是古拉格。我跟你讲,你们这个认知啊...too simple!”

“伊万诺夫同志现在做的是惩治真正的腐败分子，那些侵吞人民财产欺上瞒下的人。你们这种认知不是天真是什么?”

江怀民没有停，他继续说道:

“我年轻的时候在苏联留学——в Москве, на автомобильном заводе——在莫斯科的汽车厂实习，我知道苏联是什么样的国家，苏联的老百姓跟中国的老百姓一样——他们要的是什么?是好的生活!是公平!是那些当官的不要把他们的钱偷走!”

“伊万诺夫同志有没有做得过火的地方?也许有，可是哪个改革没有代价?But the direction is right——方向是对的，一个领导人敢对自己的干部队伍开刀，这需要courage,需要勇气！你们西方的领导人——”

他看着那个CNN记者笑道：“你们谁有这个勇气?你们的总统敢把华尔街的banker送去劳改吗?”

记者席上有人笑了。

江怀民的语气缓和了不少：“所以啊——我的看法就是第一这是苏联的内政,我们中国表示尊重，第二反腐败的方向是对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做，第三,你们西方媒体不要总是double standards搞双重标准。你们自己的腐败一塌糊涂,没资格指责别人。”

他补充道:“中国古人有句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伊万诺夫同志在打铁，他自己硬不硬历史会给出答案。

但至少他在做，我们中国的同志也要学习苏联同志反腐的决心和意志。我们中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些同志就跟那个记者一样——”他点了点靠在墙上的某个澳大利亚记者。

“站姿看起来不行，但走姿那是又快又稳，我们一定要坚守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苏联的纪委同志说得好，绝不能思想滑坡脱离群众丧失理想信念。”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采访结束了。

第148章 取消苏共特供制度

1994年1月 莫斯科 苏联最高苏维埃

年导亲自书写的“坚持推进反腐斗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标语正挂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墙上，几百名最高苏维埃代表坐在座位上。

在苏共28大时，斯拉瓦明确了国家元首的职务，它不再像先前那样是个橡皮图章般的荣誉职位了。

斯拉瓦向人民承诺了发扬苏维埃民主，完成列宁未竟的事业，那么他就要做出行动来。

卢基扬诺夫主席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两个月前他被斯拉瓦从葛罗米柯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划掉了，为了表明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坚定不移靠拢伊万诺夫总书记、坚持苏维埃民主路线不动摇，他彻查了检察院的人事问题，撤换了几个被认为跟腐败链条有关联的检察官，随后在最高苏维埃的立法工作上加快了反腐制度的落地。

卢基扬诺夫必须用行动向斯拉瓦证明他的忠诚，所以只要是和反腐制度相关的法令他都会仔细修订、反复观看斯拉瓦执政以来的讲话、揣度体会伟大领袖的反腐方向态度，在完成了新法条的修订后他还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先收集手下法学专家们的意见以及苏维埃的意见，大家都觉得没啥问题了总书记应该会满意后才把新法条发给总书记办公室。室

尽管最高政治局都知道卢基扬诺夫这是在讨斯拉瓦欢心、表明追随伟大领袖路线一万年不动摇，但他干的确实不错，斯拉瓦还在中央委员会议上多次表扬卢基扬诺夫，说“这位好同志兢兢业业，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而阿利耶夫委员在去年因健康原因退休后他的位置一直没有人补，苏共最高政治局成员选拔除非是紧急时刻要召开全国党代会，否则只会在5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上重新选举。

在斯拉瓦还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某个候补委员的青睐前一切都有可能，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们想着法子在斯拉瓦面前表现自己，没几个人愿意在总书记已经批准了新法条送上最高苏维埃投票时投下珍贵的反对票。

大家都想进步！

于是卢基扬诺夫的新法案《关于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职务津贴制度的决定》就这样顺利进入了最终表决阶段。

新法案对广大苏共干部来说如同开天辟地，因为它要取消信封工资！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项法案涉及我们干部薪酬制度的一个历史性调整。

大家都知道，虽然我们很少公开谈论，但苏联的干部薪酬体系中长期存在一种‘非正式补贴'制度。”

卢基扬诺夫没有说信封工资，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每个月除了工资卡上打进来的正式工资之外，到了一定级别的干部都会收到一个大信封。信封里是现金，数额取决于级别也取决于他跟上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