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35章

“哎，年导，你说咱们为啥不搞辆好点的车呢？这悬挂也太烂了吧？”斯拉瓦的屁股和后腰被折磨得像是被人拿洗衣板搓过一遍。

“KGB配发的车你敢用吗？”年导坐在副驾驶，一条胳膊搭在车门上看着窗外。

确实，没人敢上KGB的车，说不定一去不回了。

“我不是说KGB的车，咱俩不是莫斯科来的吗？理论上可以拿超过我们现在官职资格的车——海鸥或者吉姆都行啊！海鸥的空调真的很棒，比这烂车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斯拉瓦吐槽道。

“得了，咱们是来调查的不是来享福的，刚好给你‘泼泼冷水’吃点苦头，受着。”年导回答道。

几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斯沃博德内区的某个集体农庄。

“这还是苏联吗，给我干哪来了——哎呦我的腰啊！”

斯拉瓦从车上下来的姿态与其说是走下来的不如说是滚下来的，年导在旁边忍着笑把他扶住了。

阿穆尔州的面积相当于四个荷兰加在一起，但人口只有一百万出头，铺装公路总里程大概跟莫斯科市内的马路差不多长。

你在地图上看到的那些连接各个城镇的线条，到了实地之后有一半是碎石路、四分之一是泥路、剩下四分之一在春天融雪的时候会变成一条浅浅的河流。

UAZ的四轮驱动在这种路上能救命但救不了人的脊椎。

“这地方要是有高速公路，”斯拉瓦站在泥泞的路边活动着被颠麻了的双腿，看着四周空旷到让人心慌的平原和远处天际线上那一道窄窄的白桦林剪影，“种什么都能种出来。”

“问题恰恰就在这，”年导把车门关上拍了拍手上的灰，“这地方什么都能种，但种出来的东西运不出去。”

————

头两个星期两人没有开任何会，他们拒绝了一切酒宴邀请，把阿穆尔州跑了个遍。

14天二人速通了阿穆尔州六个主要农业区的十四个集体农庄和三个国营农场，每到一个地方都花上大半天时间在田间地头转悠。

虽然四月初的远东还没到播种季节，大部分农田还是一片化冻后的泥泞，但还是可以从土地的颜色、质地、排水状况和去年残留的作物茬子里读出很多东西来——

前提是你得知道怎么读。

可斯拉瓦很清楚他不知道怎么读。

他是一个程序员穿越来的，对农业的全部知识大概就是“种子种进土里浇水施肥然后长出庄稼”这个小学生水平的认知，至于什么土壤酸碱度、积温带分布、大豆与小麦的轮作周期、黑龙江流域的霜冻日历——这些他连名词都说不全。

“你看明白啥了吗？”年导戴着墨镜站在路旁，看着斯拉瓦蹲在田垄上拨弄草叶。

“...这地可真地啊。”斯拉瓦砸吧砸吧嘴。

肚里没货是这样的，来这丢人现眼这一块。

“所以你啥都不懂就往地头跑？”

“你懂？”

“我是系统我当然懂！”

“来来来你说说你懂什么？”

“种子要种在地里！”年导叉腰。

“...”

“要定期施肥浇水松土，还要打农药！”年导继续叉腰。

“...”

“种出来的东西要妥善仓储！”

“...你牛大了。”斯拉瓦起身就往集体农庄走去，“咱们去找集体农庄主席问问吧。”

两人在田间地头转悠的时候基本上处于一种“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但看什么都看不懂”的状态。

陪同他们的集体农庄主席们大概也看出来了这个新来的州委书记对农业一窍不通，但出于苏联干部体系里根深蒂固的“伺候上级”的本能，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反而竞相用一些听起来很专业的术语和数据来填充他的耳朵，毕竟以往就是这样糊弄上级的。

“今年的播种面积计划是增加百分之三”“我们农庄的大豆单产已经连续两年达标”“国家交售任务完成率百分之一百零二”...

这下听懂了。

听懂了那就不妙了，因为这招斯拉瓦在乌兹别克那边已经见识过了。

“主席同志，你跟我说了半天完成率，但你没告诉我一件事——你们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实际拿到手的卢布有多少啊？”

集体农庄主席的表情在那一瞬卡了一下，就好像一台正在按预设程序播放的留声机突然被人拨动了唱针跳到了一首它没准备过的曲子上。

他愣了一下，然后开始说了一串斯拉瓦后来发现在所有集体农庄都会听到的标准话术：

“基本工资加上工分折算加上实物补贴加上节日奖金——算下来每月大概一百四十到一百六十卢布吧。”

“那城里的工人呢？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工厂工人每月多少？”

“大概两百到两百五十卢布吧，具体我不太清楚。”

“行。”

斯拉瓦把这两个数字记在了笔记本上，旁边画了一条线连上了另一个他从州统计局要来的数据：

阿穆尔州1982年城市居民人均每月消费支出约一百八十卢布，农村居民约一百二十卢布。也就是说，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每月挣一百四五十卢布，扣掉基本消费之后剩下二三十卢布——这还不算那些他们想买但国营商店里永远缺货的东西。

这个收入水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在远东黑土地上辛苦劳作一年的农业工人，他的生活水平不如城里一个在工厂里磨洋工的二级技术员。

那你为什么还指望他有动力好好种地？

————

不过在农庄自留地方面联盟的国情还是和隔壁老钟不一样的。

如果不是年导主动提醒，斯拉瓦甚至都没意识到原来集体农庄还存在“私有制”。

当时，她在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宿舍区闲逛的时候注意到了那些围在房子后面的小块菜地，虽然还没到种植季节，但能看到地里翻过的土比集体田的要细碎得多、垄沟也整齐得多，有些人家的地头还搭着塑料棚用来提前育苗。

“你去问问他们自留地的收成是多少，”年导回来的时候跟斯拉瓦说，“那些菜地看起来比外面的大田精心多了。”

斯拉瓦第二天去了。他找了一个叫瓦西里的老庄员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瓦西里六十出头，在这个集体农庄干了一辈子，他说话的时候嘴里总含着一颗糖。后来斯拉瓦知道是因为他的血糖不太好但又舍不得花钱买药。

瓦西里的自留地有零点三公顷，大概两亩地。

在这两亩地上他种了土豆、卷心菜、胡萝卜、洋葱、几垄西红柿，还养了两头猪和十几只鸡。

去年一年，除了自家吃的之外，他把剩余的蔬菜和鸡蛋拿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集体农庄市场上卖了大约一千二百卢布，两头猪卖了八百卢布。加上在集体农庄干活的收入一千六百多卢布，瓦西里一家四口去年的总收入大约是三千六百卢布。

那这看起来还不错啊！

瓦西里在集体农庄的几百公顷大田上干了一整年挣了一千六百卢布，在自家后院的两亩地上挣了两千卢布——一个在集体劳动中只创造了百分之四十多收入的人，用自己那块连集体农庄总面积零头都不到的自留地创造了将近百分之六十的家庭收入。

这就是自留地的秘密，也是苏联农业里公开的灰色秘密。

在1982年，全苏联的自留地只占总耕地面积的大约百分之三，却贡献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农产品总产值——这个数字每一个在农业系统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但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讨论它意味着什么，因为它意味的东西在意识形态上是一颗炸弹：

如果私人的小块土地比集体化的大田高效这么多，那集体化的正当性何在？

瓦西里在说完这些数字之后补了一句：“我不是不想在庄里好好干活，书记同志——我也知道那些地是大家的地、种出来的粮食是国家的粮食。

但你想想看，我在庄里多干一天和少干一天，年底分到手的工分差不了多少，反正任务是按庄子分摊的又不是按人头算的。

可我在自己地里多种一垄菜就多卖几个卢布，这个道理谁都算得过来。”

斯拉瓦后来还了解到，庄员首先要完成集体农庄规定的最低工日数（不同时期标准不同，一般情况下是每年100-150个工日），之后才能把时间花在自留地上。

在养家禽和家畜方面，联盟也没有出现“养三只鸡是共产主义，养四只是资本主义”这种规定。养殖限制存不存在？存在！

但这些限制针对的主要是大牲畜比如牛、马、猪、羊。家禽和兔子在实际操作中管得很松，很多地方根本不认真清点。

斯拉瓦后来将这种操作称之为“苏联式弹性”：纸面规定和实际执行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灰色空间。

超出限额理论上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有权要求庄员处理掉超额的牲畜，可以罚款，严重的可以削减自留地面积。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套规定的执行力度完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集体农庄主席自己也要完成肉、奶、蛋的交售计划指标，庄员的私人牲畜产出虽然算庄员自己的，但庄员往往会把一部分产品卖给或交给农庄，帮助农庄凑数。

在这种默契下，主席没有动机去严格清点谁家到底养了八只羊还是十二只羊。甚至有些地方农庄会主动把幼畜低价卖给或赊给庄员，鼓励他们多养，因为这些产品最终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回集体经济的统计口径中。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多养点猪呢？”斯拉瓦问道。

“没饲料啦。大牲畜需要大量饲料，而饲料的生产和分配掌握在集体农庄手中。

我们的自留地面积太小，种不了足够的饲料作物。所以我们实际上只能...呃...”

斯拉瓦明白，瓦西里只能依赖集体农庄“漏”出来的饲料——有时是正式分配的，有时是默许的灰色渠道，有时干脆就是偷的。

这时候他才理解为什么集体农庄的饲料损耗率这么高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其实流入了庄员的私人牲畜棚。

而且，年导说的对，基建水平确实限制了集体农庄的共同富裕。

联盟法律规定自留地产品可以在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定价出售，但把产品运到城市市场需要交通工具和时间，受限于基建很多偏远地区的庄员只能就地消费或在本村交换。

有些庄员会私下和“投机倒把者”合作——后者从多个庄员手中收购产品，运到城里的黑市高价转卖。

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灰色的，但从未被真正根绝，因为城市的食品供应体系离不开这条非正式渠道，去年年导还在黑市上买过火腿呢。

————

等调查进行到第三周，斯拉瓦已经不满足于只在田间转和听汇报了，他开始往大学里跑。

阿穆尔州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多，但布拉戈维申斯克农业学院还算不错，几十年来一直在为远东地区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有几个教授在大豆育种和黑土地水土保持方面还是全苏联有名的。

斯拉瓦通过州委的渠道联系上了农业学院的院长——一个姓科洛索夫的老教授，然后在学院的小会议室里跟他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科洛索夫教授在农业理论方面给了斯拉瓦很多他在任何官方报告里都找不到的东西。

他说：

“阿穆尔州的大豆种植潜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这里的黑土地肥力不比乌克兰差太多，积温和降水条件完全可以支撑更高的产量！

问题出在三个地方：第一是品种退化，集体农庄用的大豆种子很多是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选育的老品种，学院里培育出来的新品种推广了十年还只覆盖了全州种植面积的不到百分之十五，因为推广需要种子站的配合而种子站归另一个体系管，两边的计划指标对不上号；

第二是化肥和农药的配套跟不上，化肥从几千公里外的乌拉尔运过来到了阿穆尔经常错过最佳施肥窗口，农药更是长期短缺，因为远东在全苏联的农药分配优先级上排在最后面；

第三是收获后的损耗惊人——大豆收割后需要尽快烘干入库，但阿穆尔州的粮食烘干设施严重不足，每年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大豆因为来不及烘干而在仓库里发霉变质。”

斯拉瓦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数字：“好，也就是说我们的问题不只是田里的产量低，而是从种子到种植到收获到储运的整条链上每一个环节都在漏，漏到最后消费者手里的可能只有田间产出的六七成。”

“对。”

科洛索夫点了点头，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张阿穆尔州农业分布图前面，用一根粉笔在图上画了几个圈和几条线——种子站在这里、化肥仓库在这里、粮食烘干厂在这里、铁路装运站在这里——然后退后一步让斯拉瓦看全貌。

那些圈和线之间的距离让人沮丧到发笑。

种子站在州的最北边，化肥仓库在最南边，烘干厂在铁路线旁边但离主要产区有一百多公里的碎石路，而铁路装运站的排期经常要等三个星期以上因为远东的铁路运力长期不足。

“我明白了，单独解决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意义，因为瓶颈会立刻转移到下一个环节。把大豆产量提上去了又怎样？烘干厂的容量没变，多出来的那些大豆照样烂在仓库里。把烘干厂扩建了又怎样？铁路排不上车皮，烘干了的大豆照样运不出去。”

...

在第四周的时候，斯拉瓦召集了一场他到任以来的第一次大型会议。

正常情况下来讲，会议流程应该是“领导讲话、下面鼓掌、然后散会什么都不变”，但这次不一样，他把会议地点设在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农业学院的大教室里。

受邀参加的人分三批。

第一批是阿穆尔州几个主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负责人，这些人掌握着最一线的生产数据和操作经验，虽然他们的汇报材料一定是经过修饰的，但至少他们知道地里发生了什么。

第二批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农业学院和远东科学院阿穆尔分院的教授和研究员，包括科洛索夫在内的六七个在大豆育种、土壤学、农业机械和水利工程方面有专长的学者。

第三批是三十多个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农场工人代表，他们是斯拉瓦通过克格勃的基层网络和年导亲自跑了好几个农庄点名邀请来的。

斯拉瓦把三个群体分开，分三个半天分别和他们谈话，每次谈话的记录只有他和年导能看到不给任何人传阅。

跟农庄负责人谈话的那个上午，斯拉瓦听到了他在过去三周的实地考察中已经逐渐拼凑起来的那幅图景的完整版本：

化肥永远不够而且永远来得太晚，种子站推广的新品种和农庄实际需要的品种经常对不上号，收割机械的维修配件要从几千公里外的乌拉尔订购等三个月是常事，粮食烘干能力严重不足每年烂掉的大豆够养活好几万人。

但在这些具体问题的背后，斯拉瓦发现这些负责人谈论困难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出过“我想要自主权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诉求无一例外都指向上级：

“如果莫斯科能多给我们一些化肥配额”“如果铁道部能优先安排我们的车皮”“如果计划委员会能调整一下播种指标”...

在他们的思维框架里，问题的根源在于上面给的不够多管的不够细，解决方案是让上面给得更多管得更细——而不是让下面有更大的自由度去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做决定。

这让斯拉瓦很不舒服，因为他意识到集体农庄制度经过五十年的运行已经不仅仅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它还改变了从事农业的人的思维方式。

一个在集体农庄体系里干了一辈子的负责人，他已经习惯了等上面的指令、向上面要资源、把责任往上面推。

这并非他个人的品德问题，正如斯拉瓦认为工厂里旷工的工人不是因为天生懒惰而是因为激励结构鼓励懒惰一样。

跟教授们谈话的那个下午收获更大一些，因为学者们——尤其是那几个年纪大的、已经不太在乎仕途了的老教授——说话的顾忌要比基层干部少得多。

科洛索夫在那天提出了一个概念把斯拉瓦在过去三周零散的观察串了起来：

他说阿穆尔州农业的问题是缺一个把钱和技术和人整合起来的机制。

种子在研究所里、化肥在仓库里、机械在修理厂里、劳动力在农庄里、加工设备在食品厂里——每一样东西都有，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管辖体系，彼此之间的协调完全依赖于计划指令的精确度和执行效率，而这两样东西恰恰是苏联体制里最稀缺的资源。

“如果在一个州的范围内把这些环节放到一个统一的管理框架里，让它们之间的协调不是通过莫斯科的计划委员会转来转去，而是在本地直接对接——你觉得效率能提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