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46章

总参谋部公开承认了苏军在某些关键领域已经落后于北约，这种坦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生活太久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粉饰太平，以至于在看到真相时总是无法接受。

在军改期间，安德罗波夫还在斯拉瓦的推动下加深了和中国邻居的关系。也许是看到苏军逐步撤出阿富汗的诚意了吧，老钟也和苏联在远东边境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协定，远东的经贸正在蓬勃发展。

但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在整个二月里还在持续恶化。

透析的频率越来越高，浮肿从脚踝蔓延到了小腿和膝盖，他的食欲几乎完全消失，每天能吃进去的东西不比一个少年多多少。

但安德罗波夫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在那段时间里他仍然在审阅文件、签署指示、通过电话和戈尔巴乔夫讨论政策细节、偶尔也会把斯拉瓦叫到别墅去汇报农业改革和阿富汗工作组的进展。

每次去别墅，斯拉瓦都能感觉到安总比上次又衰弱了些。

但那双眼睛里的光始终没有灭掉，光依然在那里，只是亮度在一点一点地降低，像是一盏灯油所剩无几的灯，每一次闪烁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他知道，自己终究要面对这位如他父亲般的老同志的离去。

3月7日。

斯拉瓦那天正在沃罗涅日州视察新建的农业产研联合体。

这个联合体比阿穆尔的规模大了好几倍，涵盖了好几个集体农庄和两个食品加工厂，而且还和当地的农学院、机械厂开展合作。

这时候这些大型农业产研联合体的春耕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要协调的事情可多了。

在下午三点左右他突然接到了谢洛夫的电话。

“伊万诺夫，你马上回莫斯科。”

斯拉瓦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什么情况？”

“总书记同志今天早上透析的时候血压骤降，医疗团队紧急处理了一下，但现在情况不太好。他的肾功能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急剧恶化——医生说的原话是‘进入了不可逆的终末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总书记他...可能撑不了太久了。”

斯拉瓦深吸一口气：“我立刻回莫斯科，伊万诺娃呢？”

“伊万诺娃在莫斯科，她已经知道了。”

“戈尔巴乔夫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正在别墅。”

远处有一台拖拉机正在犁地，柴油发动机发出沉闷的突突声，在空旷的平原上传得很远很远。

他在那一刻想起了很多事情。

三年半，从卢比扬卡到克里姆林宫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到沃罗涅日，他跟着这个老人走了三年半。

他已经从一个手足无措的程序员变成了一个至少知道大豆长什么样、知道政治局怎么开会、知道怎么统计的人。这个老同志把他从审讯室里捡起来，把他送到乌兹别克去挨枪子，把他派去远东种地、又把他调回莫斯科进入中央...

而现在是时候和老同志说再见了。

四十分钟后，斯拉瓦坐上了从沃罗涅日飞莫斯科的军用专机。

斯拉瓦双手紧紧攥着皮包，脑子里很乱。

安德罗波夫走了之后联盟会怎样？日内瓦条约会不会被新的领导人推翻？阿富汗撤军会不会被叫停？农业改革会不会被砍掉？军队的信息化建设会不会重新被束之高阁？中苏关系的解冻进程会不会因为领导层更迭而降温？

还有，他该怎么办？

安德罗波夫是他在苏联体制内的保护伞，安德罗波夫一走，保守派会不会清算他这个“自由派顾问”？

契尔年科如果上台，他的态度会怎样？戈尔巴乔夫即使成为第二书记，他能保住斯拉瓦多少？他和斯拉瓦之间的分歧可还没解决呢！

太多的不确定性像是一团浓雾裹住了他，他在那团雾里什么都看不清，只能依靠三年半积累的直觉和判断力摸着石头过河。

“我现在就是过河的卒子，没法退了啊...”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军用机场。年导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穿着那件灰色的毛呢大衣站在停机坪上，风把她的银发吹得有些乱。

她看到他从飞机上下来，没有说话，走过去跟他并肩站了一会儿。

“去别墅还是先回公寓？”她问。

“去别墅。”

“谢洛夫说安总今天状态稍微稳定了一些，但——”

“但什么？”

年导看了他一眼，神情有些暗淡。

“但已经可以准备后事了。”

他们上了停在跑道旁边的伏尔加，年导开车，斯拉瓦坐副驾驶。从伏努科沃到郊外的别墅大约四十分钟的车程，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

莫斯科三月的街道上还有积雪，白桦树的枝干光秃秃的在灰色的天空中画出一张密密麻麻的网，偶尔有几只乌鸦从树顶上飞起来又落下去，发出沙哑的叫声。

斯拉瓦打开车窗拍了拍脸，让自己从悲伤中振作起来，他必须保持清醒！

死人只需要去坦坦荡荡见列宁就好了，活人还得接过他的接力棒继续去完成一代代共产主义者毕生的梦想。

他拿出了笔记本立刻开始写清单，一个安德罗波夫走后必须保住的东西的清单。

清单上写了七项：

第一，日内瓦条约的执行不能中断。

第二，阿富汗撤军工作组的运作不能停。

第三，大型农业产研联合体改革不能砍。

第四，军改不能搁置。

第五，中苏关系的改善进程不能降温。

第六，对欧贸易攻势不能松劲。

第七，确保政治局不会重新对美国人翻脸。

每一项后面他都拟了一份负责人方案，每一项至少需要一个在新的领导层中有足够分量的人来盯着它不被废掉。

党内改革派在最高政治局中的数量不占优势，他必须尽可能扩张改革派人数。

伏尔加驶过了莫斯科环城公路进入了郊外的林荫道，白桦林在两侧退去又退去，路越来越窄，最后变成了一条通往别墅区的碎石路。

前方的路口有两辆黑色的伏尔加横在那里，几个穿便装的克格勃在路边站着。

别墅在白桦林的深处静静地等着他们，二楼的一扇窗户亮着灯——那大概是安德罗波夫的房间。

灯光在三月的暮色中显得昏黄而微弱，像是黑暗中的一颗快要燃尽的星。

年导把车停好熄了火。

两个人在车里坐了大约十秒钟没有动。然后斯拉瓦打开车门，走进了那片白桦林的阴影中，向那盏灯走去。

...

他终究没能见安总最后一面，安德罗波夫已经先他一步去见导师了。

守在病房外面的克格勃医疗团队在凌晨两点十七分记录了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线变成平直的时刻。

安德罗波夫的私人秘书在两点二十分拨通了契尔年科的电话，三分钟后拨通了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又过了五分钟拨通了乌斯季诺夫的电话。

安总去世的消息在凌晨三点之前传达到了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斯拉瓦知道，要开始争夺遗产了。

“什么时候宣布消息？”斯拉瓦问谢洛夫。

“政治局今天刚刚开完会讨论，正式公告大概在明天。”

“治丧委员会主席定了吗？”

谢洛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在苏联的政治传统中，治丧委员会主席就是下一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自己就是从勃列日涅夫的治丧委员会主席位置上直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

“还没有正式决定，但我听到的消息是政治局选择了契尔年科作为下一任总书记。”

不出所料。

斯拉瓦闭了一下眼睛。这在他的预判之内，但听到它被确认的时候仍然像是被人在胸口推了一把。

————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是斯拉瓦在苏联度过的最漫长的三天。

3月14日上午，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紧急会议。斯拉瓦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没有资格出席政治局会议——那是苏联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只有十几个人有资格坐在那张桌子旁边。

他通过戈尔巴乔夫的渠道在会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得到了会议内容的详细通报。

会上的第一个程序是确认安德罗波夫去世的事实和基本丧葬安排——这部分是例行公事，没有争议。

第二个程序是任命治丧委员会主席。

其实按照苏联的惯例，这个职位应该自然而然地落到政治局中排名最高的人头上。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的政治局排名中契尔年科确实居首。但这一次惯例被打破了——或者说差一点被打破了。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了个很罕见的动议：

“我建议治丧委员会主席由政治局全体投票决定，而非自动按照排名确认。”

如果要投票，戈尔巴乔夫有信心自己能争取到至少和契尔年科相当的票数。

在过去一年半里，安德罗波夫通过人事调整已经大幅改变了政治局的构成，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作为安德罗波夫的嫡系也站在改革派一边。

如果加上戈尔巴乔夫本人，改革派在政治局中至少有四到五票。

但保守派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罗曼诺夫...

这四个人代表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近卫军，他们在政治局中各自掌握着一票，而且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势力网络中仍然拥有深厚的根基。

关键的摇摆票是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

葛罗米柯在外交部当了三十年部长，这个人在政治上的主要特征就是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他不投第一票，但总是投决定性的那一票。

墙头草等着看风向呢。

乌斯季诺夫的态度更加复杂。

作为国防部长，他在军事改革问题上已经站到了安德罗波夫一边，但在权力继承的问题上他的首要考量不是改革与否，而是军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契尔年科虽然是保守派，但他对军工复合体的态度是友好的——他的维持现状恰好意味着维持军方的预算份额和特权不受触动。

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如果走得太远，比如大幅削减军费来支撑经济改革——这对军方来说可是一个威胁！

戈尔巴乔夫的投票提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引发了激烈辩论。

契尔年科的支持者们用苏联政治传统中最经典的武器——“惯例”和“稳定”来反击：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治丧委员会主席都是按资历自然确认的！

现在搞投票等于是在破坏党内团结！是亲西方分子！

格里申甚至暗示说在领导人去世的关键时刻搞竞争性的权力争夺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国际形象。

改革派的反驳同样有力。利加乔夫在会上引用了安德罗波夫在六月全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我们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他认为治丧委员会主席的投票选举恰恰是实事求是和党内民主的体现。

切布里科夫则从克格勃的角度提供了支持。他虽然没有公开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但他在发言中强调“安德罗波夫同志生前对继任问题有过明确的考虑”。

克格勃那边在暗示安德罗波夫的意愿是让戈尔巴乔夫接班而不是契尔年科。

辩论在下午一点左右进入了僵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票数非常接近，任何一方都无法确保稳赢。

这时候葛罗米柯开口了。

“...治丧委员会主席按照惯例应该由契尔年科同志担任，但中央全会在选举新的总书记时应当充分考虑安德罗波夫同志生前的意愿和全党的期望。”

翻译成人话就是治丧归契尔年科，总书记也可以归契尔年科，但戈尔巴乔夫必须成为第二书记并且获得比以往任何一个第二书记都更大的实权。

这个折中方案在当天下午通过了。

3月15日，苏联中央电视台再次播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一部列宁纪录片。

然后把两年前勃列日涅夫去世时的流程又走了一遍——丧服的播音员、中断的冰球比赛、悲伤的古典音乐。

3月16日，安德罗波夫的遗体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里停放供人瞻仰。

3月18日，葬礼在红场举行。

斯拉瓦和年导又一次站在红场观礼区的角落里，和两年前送走勃列日涅夫时的位置几乎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的胸前佩戴着中央委员的证章，周围站着的不再是各部委的中层干部，而是更接近权力核心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