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54章

今年的莫斯科天气比往年更冷，气温已经连续两周维持在零下二十度以下了。斯拉瓦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都要先把手掌贴在暖气片上暖一会才能握住笔。

想念远东了，布拉戈维申斯克那边的供暖系统是军用标准建的，克里姆林宫这套...

这据说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老化的管道有时候让人怀疑它是不是也和它的主人们一样在等着被替换。

契尔年科在这个月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一月中旬，原定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召开的华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峰会被宣布取消，塔斯社的措辞是经各方协商一致推迟至另行商定的日期举行。

当然，外交黑话是需要转码的：

当苏联人说推迟的时候，要理解为取消，当他们说各方协商一致的时候，就要理解为总书记病得起不了床了。

此时苏联官方媒体仍然在竭力维持幻象。1月191日，在摄像机的记录下，党内官员在契尔年科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正式提名他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电视上播放了大约十五秒钟的画面：

一张空椅子前面的桌上摆着总书记的名牌，一个中年干部正在宣读提名决议，画外音说“契尔年科同志因公务繁忙委托...”

看到这里的莫斯科市民大概会把电视换到冰球比赛的频道吧。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1月27日干脆报道说契尔年科将因病“即将退休由戈尔巴乔夫接任”，而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向舒尔茨提交的备忘录中说：

“...CIA的报告显示，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在契尔年科死前就决定了由戈尔巴乔夫接班。”

所有人都在等一个已经不可避免的结局，但在等待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没有闲着。

...

斯拉瓦和戈尔巴乔夫在12月24日那场争吵之后维持着一种微妙的表面和平。

两人在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中仍然配合紧密：农业报告照签、联合体试点照推、阿富汗撤军工作组的进展照常通报...

任何一个不知道内情的旁观者都看不出这两个人之间有了裂痕。

但知情的人能从一些细节上嗅到空气中的变化：

两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下班后一起喝茶讨论第二天的工作了，斯拉瓦的农业报告现在是通过秘书转交给戈尔巴乔夫，而不是过去放他桌上。

戈尔巴乔夫在提到斯拉瓦的时候开始用“伊万诺夫同志”而不是以前常用的“韦利科斯拉夫·伊万诺维奇”。

但两个人都不傻。他们都知道在契尔年科还没走、保守派和罗曼诺夫还虎视眈眈的当下公开分裂等于自杀，所以表面上的团结必须维持，真正的较量在水面之下进行。

斯拉瓦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根基太浅了。

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农业书记——这些头衔听起来不低，但在政治局的权力棋盘上他只是一颗刚过河的小卒子。

他的影响力局限在农业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几个工业协调机构，加上通过奥加尔科夫在国防部内建立的那条线，再加上年导通过克格勃系统维持着的一些非正式人脉...

这些加在一起能让他在某些具体议题上发出声音，但远不足以和戈尔巴乔夫在整体层面上掰手腕。

戈尔巴乔夫的资源是他的十倍！

他是事实上的第二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控制着干部任免的建议权，手下的利加乔夫负责组织人事，谢瓦尔德纳泽在外交部——是的，葛罗米柯在一月初把这个格鲁吉亚人调到了外交部担任副部长，名义上是“加强外交系统的干部队伍”，实际上是给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在外交口的眼线和代理人。

更有意思的是，葛罗米柯在做这个安排的时候还特意让他的秘书通知了斯拉瓦一声。

葛罗米柯这个老狐狸永远不会让任何一方完全放心，也永远不会让任何一方完全绝望，保持所有人都需要他这件事本身就是他存在的价值。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格鲁吉亚第一书记，在原本历史中1985年被戈尔巴乔夫提拔为外交部长，堪称苏联政界双子星。

他在格鲁吉亚搞过反腐实验，思想上倾向改革，和知名叛徒、自由派、反动派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样都是后来戈尔巴乔夫核心圈的人。

但是不能把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看成同一帮人，因为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还装的很好，两人有着非常多的共同语言。

实际上，当年险些被罗曼诺夫击败的戈地图胜利后，他当时的核心团队是一个光谱很宽的联盟——这恰恰是他能上台的原因：

他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戈尔巴乔夫的圈子远不是铁板一块，他的核心团队是一个光谱很宽的联盟，拿他1985年核心圈的人物举个例子：

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他想要结束僵化的外交路线，在88年无法接受戈尔巴乔夫和他分道扬镳了；

雅科夫列夫，想要深层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后来从改良主义变成反共了；

利加乔夫想要一个更清廉高效的党，当年和雷日科夫一起由安德罗波夫提点上来，他是最偏向于保守派的一员，主管组织工作和干部人事。

他支持反腐、支持纪律整顿、支持干部年轻化，但他的改革逻辑是安德罗波夫式的——在党的框架内整顿秩序，而非动摇体制本身。到1987年末，他和戈尔巴乔夫的分歧就公开化了；

雷日科夫想要更合理的经济管理，他1985年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他出身乌拉尔重工业系统，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僚，还支持经济改革，但思路是改良计划体制的运行效率，而非引入市场机制。

在88年他就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政策的混乱深感不满；

至于葛罗米柯，他想要一个他能影响的年轻总书记。在历史上1985年3月的关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名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这是一笔政治交易——葛罗米柯获得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荣誉职位；

至于剩下的大量中层干部，他们只是想跟对人。

他们的共识仅限于“现状不可持续，需要某种变化”。至于变化的方向和深度，1985年时连戈尔巴乔夫自己恐怕都没有清晰的蓝图。

这个联盟注定会在改革深入后分裂——事实上，改革还没深入呢在1988年初就已经四分五裂了。

那么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身边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西方、多党制、私有化自由派呢？

没有！这个概念本身在当时的苏共政治话语中都几乎不存在！

如果硬要说的话，经济学界从1960年代起就存在一股市场社会主义的学术思潮。到1985年前后，那些市场派基本都聚集在几个学术机构里，尤其是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新西伯利亚的经济学与工业组织研究所、以及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后来这些学者都被戈尔巴乔夫启用了，尤其是87年后他的政治联盟四分五裂之后：

尼古拉·彼得拉科夫——短暂担任过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主张价格自由化；

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后来“500天计划”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尼古拉·什梅廖夫——1987年在《新世界》发表了轰动性文章批评计划经济；

加夫里尔·波波夫——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莫斯科市长。

但这些人在1985年还只是学者，不是政治玩家。他们的激进思想只写在内部报告和小圈子讨论里，还没有进入政策议程。

所以现在戈尔巴乔夫圈子里没有极端自由派，真正的自由派都在联盟的学术储备池里面等着戈地图来抽卡呢，这些人后来都会进入权力中心。

那么，是否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呢？

如果不走斯大林式的权力集中，不走威权政体，而是像列宁当年所想的那样搞真正的苏维埃民主，那么这类人去哪里了？

一部分已经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中被坦克碾碎了，一部分和自由派混在一起之间——反正两者都还没有机会在现实政治中检验自己的立场。

很多改革派在1985年都自认为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或“民主派”，但经过实践被现实拷打后，到了1990年才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甚至自由主义。

PS：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两个东西。

其实我早就是社民了.jpg

比如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1985年他还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一个体面的体制内学者。到1989年他已经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最激烈的改革声音之一，再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市长和普京的政治导师。

从体制内的法治改良派到实质上的西方式自由派，只需要四年。

后来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踢开了戈地图，和叶利钦混在一起，在1990年组了个“党内民主纲领派”，说是主张把苏共改造为议会民主制下的社会民主党。

直到苏联解体了就立马不演了开始一脚油门往自由主义狂奔。

党还在领导的时候我们说党内民主，党不领导了我们还说党内民主，那苏联不是白解体了？

自由派和买办们是准备富得流油的，至于广大苏维埃人民在解体后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

所以说，对于任何改良主义者提出的意见，如果他能在被现实狠狠拷打后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立场，那才算牛逼，如果他被拷打后立马投降变成自由派，那只能说是暴露本性，先前改良主义的嘴脸只是面对建制派的伪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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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

每年这个时候联盟各个部委之间的预算大战就要正式开场了。

官员们在这个指令经济的大黑箱里能不能实现权力变现就看这一下，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都是一场庞大的资源分配谈判。

国防部要多少、重工业要多少、轻工业要多少、农业要多少、科研要多少、社会福利要多少...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代表着一个部委或一个利益集团的权力份额。

在正常年份，这场谈判由总书记和国家计委主导，但在契尔年科卧床不起的当下，谈判的主导权实际上落到了戈尔巴乔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季洪诺夫之间——前者代表改革派的方向，后者代表第聂伯帮和保守派。

雷日科夫被安排负责一个关键的准备工作——科技进步专项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从1984年11月就开始运转了，目标是为定于1985年4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提供一套经济改革方案。这个安排让雷日科夫成了五年计划编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虽然不是决策者，但他掌握着数据和方案的产出权，每一个想要影响五年计划方向的人都需要和他打交道。

于是斯拉瓦在一月的第二周开始频繁地和雷日科夫接触。

两人的第一次正式工作会谈是在国家计委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

雷日科夫五十五岁，出身乌拉尔重工业系统，在成为中央委员之前当过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的厂长，那种大型国企管理者特有的务实气质在他身上非常明显。

“伊万诺夫同志，你的农业联合体我研究过了，”雷日科夫开门见山，面前摊着一份斯拉瓦的联合体运营报告和几张标注了密密麻麻数字的图表。

“我认为你的产研一体化的思路没问题，信息化数据汇集的方向也对，但规模太小——几个试点州、173个产研联合体，这种规模的实验在统计学上证明不了什么东西。”

“我知道，但从几个边境州扩大到整个联盟需要的设备和通信基础设施是另一个数量级的投入，现在的预算根本覆盖不了。”

“所以你来找我是想在五年计划里给农业信息化争取一块预算？”

“不，不只是农业，”斯拉瓦把一份他花了两个星期准备的报告推到了雷日科夫面前。

“我的想法是把农业信息化的框架推广到工业领域——在五年计划中设立一个跨部门的经济信息化专项，统一规划从农业到工业的数据网络建设，统一技术标准和设备采购。

这样比各个部委各搞各的效率高得多也省钱得多。”

雷日科夫翻着那份报告，视线在预算上停留的时间明显比其他地方长：如果由各部委分别建设自己的信息系统，按照现行的ACY模式，每年的建设浪费估计在三十到五十亿卢布之间，而如果通过统一规划可以节省至少百分之四十的投入。

而今年联盟的经济并不好，石油价格在持续下降，换来的外汇数量填补不了国内各个嗷嗷待哺的部门。

“这些数字你从哪里来的？”雷日科夫问。

“电子工业部和仪器制造部的内部报告交叉比对出来的，加上我们各个产研联合体信息化建设时的实际成本数据。

真的，信息化和自动化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真实度，我强烈推荐我们在工业上也搞信息化和自动化。

雷日科夫同志，OGAS并非遥不可及的幻梦。”

经过实践后的斯拉瓦比两年前那个只会空谈的斯拉瓦更有说服力。

雷日科夫把报告合上放在桌上，手指在封面上敲了两下。

那个动作让斯拉瓦意识到苏联的高级干部们也许真的有一种通过敲击来辅助思考的传统基因。

“OGAS这个先放下，我没权力去和那些老官僚们打交道，你的思路我也认可，”他说。

“但有一个问题，伊万诺夫同志——你的方案和戈尔巴乔夫同志主导的经济改革方向是什么关系？他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市场定价、加快所有制改革，你主张信息化和产研整合，这两条路线在五年计划里怎么协调？”

这下问题大了，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雷日科夫到底倾向于他还是倾向于戈地图。

如果斯拉瓦的回答听起来像是在公开和戈尔巴乔夫唱反调，雷日科夫可能会因为不想得罪第二书记而退缩，这可不行！

“雷日科夫同志，我看两条路线不矛盾，”斯拉瓦巧妙地回答道。

“戈尔巴乔夫同志关注的是体制改革的方向——企业自主权、价格机制...这些是宏观层面的制度变革。我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技术基础建设，信息网络、数据标准、生产管理现代化。

方向改革和技术基础建设应该同步推进，而不是互相替代。

你不能在一个信息不透明、数据不可靠的环境里搞市场定价，市场从来不是万能的，那等于在黑屋子里射箭！你连靶子在哪都看不见怎么瞄准？”

雷日科夫笑了笑，作为一个工厂出身的人他对这种具象化的表述有天然的好感。

两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讨论了五年计划中信息化专项的具体框架。

预算规模、设备来源、技术标准、组织架构...每一项雷日科夫都问得极其细致，斯拉瓦就喜欢这种技术官僚，尤其是这种喜欢干实事的。

这些实干家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更关心怎么做而不是为什么做，后者是政治家的事，前者是工程师的事。

联盟就缺这种人材！

会议结束后，雷日科夫在门口和斯拉瓦握手告别时说道：

“下次带你的信息化试点的数据过来，我让工作组的人看看能不能纳入四月全会的改革方案讨论。”

斯拉瓦从国家计委大楼走出来的时候莫斯科正在下雪，细密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晕中旋转着，像是无数个微小的舞者在各自完成着各自的编舞。

他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雪，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

“雷日科夫，工业出身，重技术轻意识形态，对市场化不热衷，但对效率改善感兴趣。可以合作。”

...

但另一个人的接近让斯拉瓦感到有些意外。

戈尔巴乔夫的劲敌罗曼诺夫来找他了。

罗曼诺夫在一月中旬通过一个中间人向斯拉瓦转达了一个非正式的邀请，请他去列宁格勒考察工业信息化建设经验。

他没有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发出正式邀请，而是很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