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列宁格勒工业界的同志们听说了伊万诺夫同志在农业信息化方面的工作,非常有兴趣,想请你来交流一下工作经验”
看来之前斯拉瓦和雷日科夫的谈话让党内很多人都把斯拉瓦看成了实干家。
斯拉瓦当然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因为戈尔巴乔夫不是傻逼,他只好让秘书回复说“近期工作安排较满,待时间允许时一定前往学习”。
年导在听到这个邀请之后说道:
“其实你已经着了罗曼诺夫的道了,人家这是在给戈尔巴乔夫上眼药呢。”
“啊?”
“他才不需要你真的去列宁格勒——他只需要让戈尔巴乔夫知道你和他有过接触,这就够了。
你去不去对他来说都赚,你去了说明你在考虑跳船,你没去但也没明确拒绝,说明你在骑墙。
不管哪种结果都会让戈尔巴乔夫对你的信任度下降,这在某个关键时刻可能就是决定性的。”
斯拉瓦耸耸肩:“其实如果不是政敌的话,我和罗曼诺夫应该会是很好的朋友吧。”
“这不是戈地图该考虑的事情。”年导说道。
“咱们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得主动起来,让戈地图付出代价,而不是他来找你兴师问罪。
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游戏里,主动交代的人比被别人告发的人处境好一万倍!
你不说,早晚会有人把这件事传到戈尔巴乔夫耳朵里去,到时候他会觉得你在背着他和罗曼诺夫眉来眼去。
你主动说了,他反而会觉得你坦诚——而且他会意识到罗曼诺夫在分化改革派,这会让他更加警觉,你的价值会更高。”
年导拍了拍斯拉瓦的肩膀:“别小看你自己,你已经是个人物了,我亲爱的‘伟大荣耀’同志。
我当时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你能干一番大事。”
PS:大伙还记得主角名字里韦利科斯拉夫的含义吗?
斯拉瓦在当天下午就找了戈尔巴乔夫把罗曼诺夫的邀请汇报了。
戈尔巴乔夫听完之后表情没什么变化:
“谢谢你告诉我。罗曼诺夫最近也在找雷日科夫——工业信息化是他的长项,他拿这个做敲门砖是我预料之中的。
至于你和雷日科夫的工作,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要因为罗曼诺夫的动作就刻意避嫌,那反而显得心虚。”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柔和了些,也许是因为斯拉瓦的‘坦诚’让他松了一口气,也许是因为罗曼诺夫的挖墙脚提醒了他在目前这个阶段和斯拉瓦保持合作关系比争论改革路线重要得多。
总之,不管是哪个原因,两人之间那层因为12月24日的争吵而结的薄冰融化了许多。
————————
一月的最后一周,一份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让所有关注克里姆林宫局势的人都绷紧了神经——
美国国务院宣布了即将在3月12日开幕的“核与空间武器谈判”美方代表团名单:
参议员约翰·托尔负责战略核武器,格利特曼大使负责中程核武器,坎佩尔曼大使负责空间武器。
三个议题同时开跑,这在美苏军控谈判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规模和复杂度。
舒尔茨在宣布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我们准备好了认真、创造性、持续地与苏联方面进行谈判。”
显然,美方看来是真的打算谈一谈,但契尔年科眼看着就去要坦坦荡荡见导师了,谁去谈?
日内瓦条约是安德罗波夫时代的遗产,由斯拉瓦主导完成的。
但这新一轮谈判的规模和复杂度远超日内瓦条约——它同时涉及战略武器、中程武器和太空军备三个领域,需要一个能够统揽全局的首席谈判代表。
在目前的苏联外交系统中有这个资历和能力的人不多,而每一个可能的人选背后都站着不同的派系。
戈地图肯定不会放斯拉瓦再去增加声望,那放谁去?
改革派想要一个愿意做实质性让步的人,保守派想要一个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寸步不让的人,军方想要一个懂技术细节的人。
这又是一场博弈。
一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被决定,但所有的棋子都在各自的位置上为即将到来的终局做准备。
1985年的第一个月走到了尽头。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将要发生的事情会改变联盟和整个世界的走向——不管斯拉瓦怎么努力,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他无法阻止的。
他能做的只是确保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然后狠狠地推一把。
戈尔巴乔夫只会害了联盟,只有他才能带领苏维埃完成导师的理想!
第47章 联盟只有一次复兴的机会,如果你不抓住它,那么就让我来完成。(7.5K)
1985年2月24日,莫斯科,库伊比雪夫选区投票站。
电视台的摄像机在投票站的大厅里已经架了两个多小时,摄像师们扛着长枪短炮,调整着角度和灯光。
他们作为苏共的宣传机器必须确保每一个画面都能在晚间新闻中呈现出“总书记亲临投票现场、社会主义民主蓬勃运转、苏维埃联盟蒸蒸日上”的效果。
但在镜头照不到的角落里,三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正蹲在一辆被轮椅挡住的手推车后面等候着,手推车上放着一个氧气瓶和一套紧急心肺复苏的设备。
莫斯科市长格里申亲自陪同契尔年科走进投票站。
两人刚走进大厅,预先安排好的“选民群众”就鼓起了掌,每个人都在用余光打量着轮椅上的总书记,思索着联盟的未来。
契尔年科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但这件大衣根本掩盖不住他身体的真实状况——
七十三岁的他瘦得像是被抽走了大半的骨肉,只剩下一副松垮的皮囊挂在骨架上。他脸色青灰,显然处于长期缺氧状态——肺气肿还在摧残着他的身体。
契尔年科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嘴唇在寒冷的空气中泛着紫色,显然并不只是心脏有问题,看来是全身都有问题。
你活不过我你知道吗.jpg
莫斯科市长格里申的手始终扶在契尔年科的右臂上,另一个不知姓名的助手在他左侧同样搀扶着。
但第二天苏联各大报纸刊登的照片上,那个助手被修掉了,只留下了格里申一个人站在总书记身边,好像契尔年科是靠自己的力量走进来的。
苏联的修图技术在最后关头仍然忠实地服务着政治需要。
————
走向投票箱的那段路大概只有二十米,但契尔年科走了将近三分钟。
他的脑子里也许在想着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在专注于让自己自的腿不要在摄像机面前失去控制。
但如果他在想的话,他大概会想到这一辈子他都在投票。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于1911年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个叫大特斯的偏远村庄出生。
联盟的历任总书记都是苦出身。
他的父亲是从乌克兰迁来的矿工,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于伤寒。
正是丧母的那一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在列宁的领导下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他在十七岁那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九岁入党——那是在1929年,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集体化运动正在像一台巨大的收割机一样碾过俄罗斯的农村,年轻的康斯坦丁在这台机器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齿轮的位置,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他当过边防军战士,当过基层宣传员,当过区委的宣传鼓动部长,负责动员广大人民。
契尔年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将近二十年,从西伯利亚干到摩尔多瓦,再从摩尔多瓦干到莫斯科,每一次升迁都是因为他跟对了人。
那个人是勃列日涅夫。
1950年,勃列日涅夫到摩尔多瓦当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当地的干部队伍里发现了契尔年科——那是一个沉默寡言,但办事极其可靠的宣传干部。
这个年轻人整理文件的手艺一流、保守秘密的能力一流、对上级的忠诚度更是一流!
勃列日涅夫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
于是从摩尔多瓦开始,他跟着勃列日涅夫一路向上:
1956年到莫斯科,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了总书记他当了总书记办公室的大管家,1965年当上了中央总务部部长,1976年成了中央书记、1977年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成了政治局正式委员。
每一级台阶都是勃列日涅夫搬来垫在他脚下的,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契尔年科大概会在西伯利亚的某个区委里当一辈子的宣传部长,然后在退休后的某个冬天悄无声息地死去,连讣告都上不了州级报纸。
但勃列日涅夫看中了他。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对于将自己从微末中发掘出来的老领导,契尔年科一直保持着忠诚,许多人给他起了个外号:
勃列日涅夫的影子。
他并不介意这个称呼。或者说,他已经把这个称呼内化成了自己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也不是一个有魄力的改革家,更不是一个有个人魅力的政治明星。
他是一个行政系统中的齿轮、一个权力机器中的润滑油、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的正确的人。
1982年,勃列日涅夫颤颤巍巍去见导师的时候契尔年科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回报。
三十二年的忠诚,应该足够换一把总书记的椅子了吧?
但安德罗波夫抢先了,那个在克格勃蹲了十五年的阴郁的匈牙利通——是的,有人私下里这么叫安德罗波夫因为他在匈牙利当大使的那段经历在某些圈子里不被视为光彩——用他在情报系统中积累的人脉和筹码在政治局的投票中击败了契尔年科。
“...这可以有你们说的大量事实。
那都是在鸡蛋里头拣骨头,拣来拣去,说什么影子、说什么大管家、说我只配整理文件替人保守秘密——这些话是你们今天说出来的我才知道的。
你们是要通过丑化我、丑化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丑化我们这一代人用毕生精力建设起来的发达社会主义!
我是勃列日涅夫同志最信赖的战友,三十二年整啊!认识还不止,共患难了!
从摩尔多瓦跟到莫斯科,从区委跟到克里姆林宫,每一步都走在勃列日涅夫同志身后的只有我一个人。你安德罗波夫躲哪儿去了?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翻人家的档案吗?”
那一夜,契尔年科思索良久...
然后安德罗波夫也走了,这一次轮到他了。
七十二岁、肺气肿、心脏衰弱、被一条熏鱼搞得半死不活。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坐上那把椅子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坐太久,包括他自己。
但他还是坐了上去,重新整理勃列日涅夫留给他的遗产。他等了三十二年,中间被安德罗波夫截了一次胡,现在终于轮到了。
他对自己要做什么没有太清楚的规划,大概就是维持现状不折腾、让所有人的日子都照旧过、让那些被安德罗波夫吓得心惊胆战的老干部们重新安心。
仅此而已。
他不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但他是一个安稳的人,在一个已经习惯了安稳的体制中安稳本身就是一种政策。
现在,安稳也快到头了。
...
契尔年科站在投票箱前。
格里申的手仍然扶在他的右臂上,摄像机在三米外的位置上记录着,投票站里那些被安排来充当背景的“选民”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安静。
他手里拿着那张选票,他自己的名字就在上面: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苏共中央总书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
他要把这张写着自己名字的票投进那个箱子里。
这是他这辈子投的最后一张票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投票站墙上挂着的导师的神像。
和苏联所有的公共建筑一样,列宁的画像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望向那曾短暂到达过的未来。
那个目光他看了一辈子。从西伯利亚的区委会议室,到摩尔多瓦的党校教室,再到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每一个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有一幅导师的画像,每一幅画像上的导师都在看向远方。
列宁在看什么?在看共产主义的未来吗?那个未来在哪里?
他想起了安德罗波夫——那个和他斗了一辈子的人。
他不喜欢安德罗波夫,从来没有喜欢过,安德罗波夫太聪明、太急、太不把规矩当回事了,但他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致辞的时候还是这样说道:
“安德罗波夫同志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那我呢?我这十三个月里做了什么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的手在投票箱的开口上方停了大约两秒钟。
摄像机拍到了这个画面,但后来的剪辑师把这两秒钟删掉了,因为它看起来像是犹豫。
联盟的总书记是不应该犹豫的。
联盟以后会好吗?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
他把选票放了进去。
纸张滑入投票箱的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清晰,像是一片秋叶落在了一层积雪上。
格里申在他身边露出了一个表演性的微笑对着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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