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512章

周彬道：“我们从明年开始除了要对接苏联的援助项目，还要制定我们自己的经济计划。到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我们干部的素质，同时培养一大批这方面的人才。

“我们在财经方面的人才的确是匮乏。”

薄树春也是点头。

说起这个，大家都沉默。

新中国的财经人才是真的少，少得可怜。别看新中国成立了财政委员会，里面很多工作人员都不是学财经的。稍微有点文化的，对他们进行财经方面的培训之后，就让他们来财经部门上班。

这就是现状。

可是要制定经济计划，要发展经济，就需要财经方面的人才。

愁坏了一众中央领导。

魏红军道：“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要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要多发展党内培训学校，包括我们的地方省市县党校，都要开设财经课程。要对于我们的干部进行轮换培训，让他们学握一些财经知识。

不能让我们的干部对于财经一抹黑。

这真的是无奈的事情。

新中国的干部学历低、学问少是客观情况。但他们又是新中国打天下的功臣，又不能不用他们。为什么民主人士提出治国应该交给他们。

就是因为历史上一直都是如此。

朝代变迁，打天下的功臣很多都是草莽中人。这些人没什么学问，都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抓住机会成为了打天下的功臣。可是正所谓“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改朝换代之后，治理国家的还是那些士大夫阶层。

民主人士看不起中共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放在封建王朝，他们就是那些士大夫阶层。治国就是他们的事情。

泥腿子能治国？不过魏红军不是怨天尤人的干部。

干部。

既然现实情况已经是这样，当然要想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这些地方干部的能力。地方干部必须要不停的学习。你现在没什么知识，学问少没关系。

只要你愿意学习，现在并不晚。

党内必须要掀起学习之风，要让党员干部积极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有些干部可以脱产进行学习，有些干部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

反正一定要有“学习光荣”的学习之风起。

“对于这些干部的培训，用不着太深奥的财经知识。他们的教材可以尽量的简单，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干部迅速学握财经方面的基础知识。”

想要在短时间之内，靠着短期培训，让干部成为财经方面的专家根本不可能。

而且他们也不需要。

他们需要的是，掌握最基础的财经知识。

“然后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尽快的组建大量的财经方面的中专、大专院校。现在我们很多部门，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说的有理。”

陈运点头道：“红军同志，这两方面的工作你抓起来。你在华北局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经验。

魏红军点头。

晋察冀开始，华北局培养的干部太多。

培养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魏红军因为八纵是后起之秀，所以绞尽脑汁的培养干部。结果慢慢的摸索出了一套培养方式。什么级别、什么用处的干部，应该怎么培养，都有一套程序。

其实有些部门的一般工作，工作人员需要的知识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复杂。这些人只要集中培训几个月时间，就都可以上岗工作。

然后可以在工作当中积累经验。

如果还有追求，就可以继续学习。

因为魏红军培养干部经验多，魏红军手底下也有大批这方面经验丰富的干部和老师。包括这半年来华北局这边大规模培养一批政治法律委员会方面的干部，也受到了好评。

所以陈运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魏红军。

谈完了统计的问题之后；魏红军继续道：“目前我们手中的公营企业越来越多。等苏联援建项目落地，围绕着这些援建项目，我们需要建立几百上千家规模不小配套厂，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公营企业。所以我想问问，我们怎么定义公营企业？公营企业是自负盈亏的公司，还是听命于政府指令的生产单位？”

第784章经济核算

公营企业的定位?

魏红军的话- -出来，很多人都开始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新生事物太多，都是中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务。正因为是新生事物，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定位。但偏偏这个定位是最困难的。因为很多新生事物的定位，直接关系到新中国

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政策。定位准确，政策制定就会成功。定位错误，政策制定就会失败。

就像是中央苏区的时候，临时中央对于当前局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失误。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在即，所以要求党和红军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不要觉得对于很多事情的定位好像是“脱裤子放屁”，没什么用的事情。

相反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一切政策制定的基础。

李富春道:“说起公营企业，我们前段时间在苏联考察过苏联那些工厂，也了解了公营企业的运转情况。发现苏联那些工厂都是属于独立的核算单位，不单单只是接受指令的生产单位。”

”对。”

陈运点头。

他们这一次去苏联， 除了和苏联那边谈判，也考察过很多苏联好多工厂。

了解苏联工业的运转情况。

当然只是简单看一看，了解一下，只是这样是不可能了解苏联工业的全貌。但实际看一看， 还是能够加深对于工业的了解。

“苏联的那些工厂，不单单是接受国家指令进行生产，更是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毕竟企业是很多人组成的生产单位，有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机器，不可能只接受命令。我的想法是，

我们的公营企业很多方面还是要学习苏联，成为一个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

中共最重视一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

更不用说主席他们推行的就是“人民路线”，不可能把一一个公营企业当成只是生产物资的单位。

陈运也是如此。

陈运在东北的时候，虽然不怎么参与高刚和彭珍之间的争论。但陈运这个人能力上是很强的，对于东北的工农业情况还是很了解的。

对于新中国的经济考虑很多。

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之后，这些问题他都考虑过。

魏红军提出这个问题，倒也不是一定要知道对于公营企业的定位。因为新中国初期的很多政策，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政策的变动是比较频繁的。

从新民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变动很多的时段。

关于公营企业的定位，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停的调整，绝对不可能在一-两次会议当中决定。所以魏红军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下一步如何发展公营企业的问题。所以魏红军道:“我 赞成陈主任

和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我们应该和苏联多学习。特别是关于公营企业独立核算的问题，我认为是重中之重。

说起独立核算，魏红军变得很认真，很严肃。

因为这不是小事情。

新中国早期，公营企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独立核算的问题。政府把公营企业当成是纯粹接受命令生产的单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

“新中国虽然成立:但我们的干部思维还处于战争年代。那就是一声令下，不管多少代价也要完成任务。这种精神很好，对于我们接下来的生产、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精神。我们国家是-个落后的农

业国，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成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要有这样战天斗地的精神。但我们一-些成熟的公营企业不能有这种思维，也不应该走这种道路。因为我们的公营企业是国家财产，我们不能用战争思维来

糟蹋我们国家的财产。所以我们的公营企业在财务上，必须要做到独立核算。我们必须要知道，国家投入了多少钱，中间花了多少成本，最后的产出是多少。这个东西必须要明确起来，我们才能够对得

起国家的投资，才能够保护我们国家的财产不会被糟蹋。

这才是魏红军在这一次会议上准备重点提出的事情。

新中国早期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在学习苏联。

公营企业的建设和管理方面也是如此。而苏联公营企业当中，有一个中国的公营企业完全比不了的东西。

那就是经济核算。

苏联已经有自2完整的经济体制，对于公营企业的管理也有自己完整的方法。苏联公营企业非常重视经济核算，甚至苏联很多企业都已经开始自负盈亏。虽然苏联公营企业当中，官僚主义很严重，

贪污、浪费也不在少数。但这些不影响苏联公营企业出色的核算。

但是中国公营企业在经济核算方面一塌糊涂。解放后政府对全国的公营企业进行了统计和摸底，然后留下了原始资料存底。接着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成本、产出的核算。

不过后来的情况很差。

不仅原始档案错误频频，而且后面统计的核算，也是错误百出。从这些原始档案和经济核算当中，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企业的生产情况。

发生这种事情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水平问题。

新中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同时也不太懂这些东西。说白了还是干部能力问题和中国教育的落后问题。说是对工厂的经营进行经济上的核算，但本身就不懂。从上到下文盲居多，那些在生产第一-线

的车间主任、工段长之类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文盲。所以做出来的报表有一大堆的错误。

他们不懂怎么计算资产，怎么计算成本，包括机器设备的折旧计算，都弄得一塌糊涂。

另一个是态度问题。

很多干部习惯了战争年代的生产。战争年代是不计成本的，为了战争胜利，可以忽略其他很多东西。就像是兵工厂生产大炮，投入一百产出只有十，但只要对战争有利，那就可以做。

但到了和平建设年代就不一样。

必须要有成本和产出的预算。

明明一百块钱的投入可以产出一百以上，但实际产出只有五十，那么肯定是中间有什么问题。可以根据这种报表，对于生产过程进行检讨。

可是新中国早期很多干部没有这方面的思维。

他们只知道国家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国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是历史上修缮津浦铁路的时候，国家让铁道部修缮，铁道部就立即着手修缮。

结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铁道部知道政府会给这给个工程提供140万立方米的木材，所以就直接按照14000公里的里程计算修缮工程。结果实际修缮之后发现，这个计算足足比实际需要多了十倍以上。

结果好多东西准备了，但没有用上。动员了好多人，最后用不上那么多人。结果浪费了-大堆好东西，还和其他很多建设计划发生冲突。

以至于历史上原华北农业部部长，后来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宋少文在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会议上就说过一句话:目前我国最大的浪费在我们的经济机关，这种毛病不是因为别的，就

是因为我们的经济部门不去计算。把政策放在前面，把计算放在后面，实行政治领导，而不是经济领导。只关心产出，不关心投入和成本。

宋少文计算，新中国初期中国的很多建设，投资当中一半都是浪费的。这种浪费不是因为干部想要浪费。而是新中国早期的干部没有成本核算的概念，结果没有准确的计算。往往都是建设到了最

后，才发现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投入，结果浪费了大量的投资。

这就是新中国出现的问题。不管是国家的经济部门，还是下面的公营企业，生产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们不是从经济核算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是从政治上考虑。任何问题都想用政治手段解

决。经济部门]的领导人也好，公营企业的领导人也好，面对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不是从生产过程、经济角度找问题。而是想要用工人的政治热情来提高生产效率。但这种政治热情，只能解决一时的问

题。真正存在的问题，都被这种政治热情给掩盖。

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从生产当中解决。

而这个基础就是经济核算。

只有拥有最准确的经济核算，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所以魏红军才会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公营企业的经济核算问题，必须先要从中央开始解决。

中央领导，中央经济部门的领导先要改变思维，先要有经济核算的概念。只有中央领导先改变这个思维，才能够影响下面的公营企业的领导。

只有上下一-心，真正把经济核算的概念融入到生产当中，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基础差不怕，只要大家的思维跟上来，基础问题怎么都能够补上。就怕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和公营企业领导人改不掉战

争年代的思维，用打仗的思维去建设。

“对，不仅仅是公营企业，只要是生产单位都应该重视经济核算问题。”

毛泽民开口。

道:“我们的干部必须要明白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必须要迅速转换思维，从战争思维走向建设思维。我们国家现在很穷，每一笔钱都很宝贵。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国家投资的每一笔钱， 我们要明确知

道国家投资到底有没有被浪费。想要如此每个生产单位必须要有明确的经济核算。

毛泽民不是军队出来的干部。

从入党之后开始，就一-直负责经济问题。从掌管工人合作社的资金开始，负责过出版社、杂志社， 乃至于负责中央银行。后来到了新疆也负责建设，来到华北负责华北经济。

所以他能够理解经济核算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公营企业，其他生产单位，乃至于基层政府都应该有这方面的思维才对。

薄树春也在旁边道“我同意魏红军同志和毛泽民同志的意见。战争年代的思维，不能带入建设当中。国家财政的困难，在座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我们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要为国家花的每分钱负责。

“经济核算是好事情。

刚刚担任燃料工业部部长的林大峰道:“各位领导，我陪同苏联顾问去考察北京、张家口等地发电厂的时候，苏联顾问跟厂领导问发电厂煤炭价格和人工成本问题，发电厂的厂领导对于这些几乎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