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93章

　　然后是关于农村医疗情况的通报。

　　中央制定了“基层医生培养计划”之后，到目前为止培养了大约三万名左右的“赤脚医生”。之所以没有大规模上马，一个是担心乡镇农村经济接不住太多的“赤脚医生”，一个是毕竟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

　　就算如此谨慎的推行，“基层医生培养计划”开始之后，已经给三万多个合作社培养了“初级医生”。

　　卫生部一直在和这些派到乡镇农村的医生交流，看看他们到了乡镇农村之后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什么常见病是没有记录在教科书上的。当然这些基层医生到了乡镇农村之后，除了给百姓看病之外，更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传播卫生知识。

　　让根本没有卫生知识的乡镇农村的百姓开始接触现代卫生知识。其实这才是更大的功劳。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因为缺乏现代卫生知识导致的。

　　为什么农村地区传染病严重，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卫生问题引起的。而这些“赤脚医生”去乡镇农村传播卫生知识，对于乡镇农村传染病的防御作用非常大。

　　最后是工业发展。

　　对于工业，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不足。所以人民日报拿出一些主要重工业数据，以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轻工业数据。

　　数据非常好看。

　　首先就是钢铁产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八年当中，国家重点钢铁项目包括鞍钢扩建、本钢扩建、宣钢扩建、重钢扩建、首钢扩建、唐钢扩建，以及苏联援建的包钢、武钢、邯钢，以及一些特殊钢材工厂如北钢（富拉尔基特钢厂）、抚顺特钢厂、吉林铁合金厂、热河钒钛厂等等。

　　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钢铁布局一般都在东北和华北。

　　除了这些钢铁厂之外，东北还有通化钢铁厂、大连钢铁厂，都是当年日本人留下来的钢铁厂。不过都是小型钢铁厂，目前一年的钢铁产量在十几万吨左右，不过可以生产一些不同的钢材。

　　还有山西的太钢，是阎锡山早年建立的钢厂。

　　东北基础是真好。

　　因为完整的接过了鞍钢、本钢，所以经过苏联技术的援建之后，生铁产量、钢产量迅速提升。特别是鞍钢，日本人在这里建设了9个高炉，战争年代有两个高炉受到破坏。不过解放军接收之后，和当时留在中国的日本工程师一起，重修了被破坏的两个高炉。

　　后来苏联开始援建之后，对于其中的四个高炉进行了改建，比日本留下的高炉大了近三倍。然后给鞍钢提供了三个高炉设备，以及完整的高炉设备图纸。

　　所以到现在鞍钢拥有12个高炉。

　　包括炼钢平炉的建设。

　　日本留在鞍钢的炼钢平炉只是60吨到100吨大小的平炉，可是苏联援建鞍钢的炼钢平炉都是500吨的。苏联给的炼铁、炼钢方面的技术，都是属于比较先进的。

　　可以说鞍钢一家就承担了全国近半的钢铁任务，一年的粗钢产量有370万吨左右。其他本钢、宣钢、包钢、武钢目前的粗钢产量都在100万吨以上。本钢是日本人在本溪留下的钢铁厂，宣钢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打下宣化之后就开始发展的钢铁厂。其他包钢和武钢都是苏联援建的项目，从设计图纸开始，机器设备，技术指导都是苏联一手包办的。

　　除了他们之外，首钢、唐钢、邯钢这些钢铁厂产量就比较低，都只在二三十万吨左右。还有很多产量只有几万吨、十几万吨的小型钢铁厂数量也不少。

　　1955年全国粗钢产量在914万吨。

　　然后是煤炭产量。

　　1955年提前一年完成任务，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一五计划对于煤炭工业部的要求是煤炭产量达到2.7亿吨，结果1955年的时候煤炭产量就突破了3亿吨，达到了3.13亿吨。

　　煤炭工业的发展，和当初从苏联“捡破烂”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1948年开始，新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大量的二手煤矿设备。很多都是苏联二战缴获的煤矿设备，白菜价卖给了中国。中国用这些二手设备，一边扩建煤矿基地，一边集中力量仿制这些煤矿设备。短时间之内东北和山西的大型煤矿，就改建为机械化挖煤运煤，煤炭产量大增。

　　然后是1948年、1949年主席两次奔赴苏联，得到了苏联的援助。

　　当时援助项目当中，三分之一都是煤炭项目。

　　结果新中国的煤炭产量迅速提升。

　　还有一个原因是，魏红军和煤炭工业部商量之后，给地方政府下放了一部分的煤矿建设项目。实在是因为新煤矿的建设和旧煤矿的扩建要花太多钱，煤炭工业部负担不起。所以只能是把一部分项目下放给地方，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这些煤矿的管理权和分配权。其实就是让地方政府出钱完成一五计划的这些项目。

　　就像是山西这边。

　　煤炭工业部一五计划要在这里打造八个煤炭基地，后来实在是拿不出钱，所以把其中两个项目留给了山西省政府。山西省政府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这样这两个煤炭基地就是省政府下面的产业。

　　目前工业重大项目都在中央手中，能够从中央抠出两个煤炭基地项目，对于省政府的财政都是好事情。利用这种方式，煤炭工业部已经提前一年圆满的完成了一五计划。

　　还有石油。

　　一五计划原油产量的目标是300万吨。

　　不过1955年的时候，全国原油产量已经有了490万吨。目前新中国主要石油基地是延长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辽河油田，正在大规模建设的松辽油田，一边勘探一边建设的青海油田，抚顺人造石油。

　　辽河油田目前是全国产量最高的油田。

　　毕竟开发时间长。

　　1955年的时候，原油产量已经有230万吨。

　　但这只是开始。

　　松辽油田（大庆油田）才是大油田。从1951开始就进行小会战勘探石油，经过几年的勘探，1954年黄吉庆就已经写了一份报告，表示松辽油田是储量惊人的大油田。

　　所以1955年已经调三万人左右进入松辽油田进行基础建设，1956年再次抽调三万人左右开始进行松辽油田大会战。石油工业部的计划是，两年之内在松辽油田建设600万吨产量的原油基地。

　　这样两年之后，新中国的石油就可以完全自给自足，不需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购买。

　　当然“人民日报”对于工业建设的介绍还在进行。

　　但随着“秘密报告”传播时间的增加，有些人开始蠢蠢欲动。终于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有人正面表达了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991 联合政府

魏红军翻看统战部报告，脸色是越来越差。

　　统战部这都是什么妖魔鬼怪。

　　一次座谈会，什么言论都有。书记处其他人看着这份材料，也都是紧皱眉头。魏红军一边看一边记录，把里面的内容大致上归纳了一下。

　　书记处会议总不能对里面所有的言论都讨论。

　　肯定是要抽出重点来讨论。

　　魏红军一边看，一边道：“李伟汉同志，这份材料我只看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怎么没有看到几次统战部的发言。”

　　“是我们没有准备好，一时之间被打了措手不及。”

　　统战部部长李伟汉很是难堪。

　　这一次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本来只是一次日常的座谈会。统战部隔一段时间就会召开一次，大家联络一下感情。这些年座谈会的气氛一直都是不错的。

　　因为“秘密报告”的事情，李伟汉这一次也是比较谨慎的。可虽然谨慎，但也没有想到会被人“群起而攻”，一时之间忘记了怎么回答。

　　可以说这一次的座谈会的节奏，完全掌握在了那些民主人士当中。统战部变成了哑巴，只能是被人牵着走。这一次统战部座谈会可以说是非常失败。

　　事情传的沸沸扬扬。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书记处会议。因为统战部这一次座谈会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主席或者总理肯定要再次召开一次座谈会，和这些人谈谈。

　　听着李伟汉的回答，魏红军只能是叹口气，李伟汉党内资历深，但真不是扛事的干部。

　　你要说他能力弱，倒也不是，很多事情都能够处理的井井有条。但你要是说他的能力很强，他历史上又是“左右不定”。李伟汉的历史非常复杂，或者说非常难以捉摸。

　　他是主席在湖南师范的学弟，是主席他们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之一，也是旅游学生。他在欧洲开始是支持萧子升的温和改良，积极反对蔡泽英他们的革命主张。但他后来改变态度，和总理、赵世严他们一起创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回国之后在主席和蔡泽英的介绍之下入党，成为了中共党员。

　　大革命时期，他在党内地位逐步提高。八七会议的时候，他是会议主席，和曲秋白一起主持八七会议。结果他开始在左倾道路上狂奔。在李力三当家的时候，积极推行“立三路线”。当时他工作非常积极，很多人回忆录当中写到，李伟汉每天睡得都很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后面李力三受到王铭他们的批评，李伟汉就去了苏联。结果从苏联回来之后，他又跟着王铭、博谷他们参与了对于中央苏区路线的大批判。在中央苏区最开始对于主席路线批判的就是福建的“罗明路线”，而这就是李伟汉亲自动手，亲自批判的。从福建回来之后，李伟汉又是抓“江西的罗明路线”，也就是后来的“邓毛谢古”。

　　批评“邓毛谢古”的时候，李伟汉同样是亲自坐镇。公开写文章批他们是派别活动的就是李伟汉。当时“邓毛谢古”都咬牙坚持，不承认存在“反党小组”，要不然中共历史都要改写。所以主席后来有过一句话叫，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谷应负主要责任，李伟汉次之，张文天又次之。可以看出主席对于李伟汉这名学弟、老朋友是多么的印象深刻。

　　历史上“反右”的时候，李伟汉正好负责统战部。提出了好多个离谱的主张。一个是用几年时间就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提出了“五年内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左派加中左分子要达到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当然也提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些企业当中，停止给参加公私合营的资本家定息。

　　这些主张很快就受到了中央和统战部内部的批评，甚至国务院那边也批评这种主张。

　　当然李伟汉也不是说没有为党做过工作。

　　相反他跟着其他干部一起工作的时候，还是非常有成绩的。大革命时期在湖南担任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主席、修养同志、李力三同志等人的领导之下，李伟汉在湖南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上表现非常出色。

　　还有就是长征结束之后，李伟汉跟着董毕五一起解决陕北肃反的问题。当时陕北肃反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里面的矛盾很大、情况很复杂，但李伟汉在董毕五手底下工作做得很好。抗战时期跟着林波曲，主要做一些调查报告，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这个工作他也完成的很好。

　　可以说每一次把他单独放出去独当一面，他就很容易激情澎湃，把事情搞砸，或者是把事情搞复杂。但只要跟着某个人老老实实工作，成绩就非常好。

　　现在魏红军对于李伟汉就非常不满意。

　　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虽然允许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发表他们的意见，但主动权应该是牢牢地掌控在统战部手中才对。但看看这份会议记录材料。

　　虽然对方的确是来者不善，来了一次突然袭击。但也不至于说，统战部面对民主人士的各种质询和建议，完全是手足无措。

　　这样一点反应能力都没有，还怎么工作。统一战线的问题，主席抗战期间就说的很清楚。当时最大的统一战线就是和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大家合作抗日。

　　那个时候主席对于党内各种思想，就很明确的表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大家琢磨的。

　　新中国是要团结那些民主人士，包括资产阶级也在团结之内，要不然也不会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提出的口号可不是打倒资产阶级，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央都是要团结。

　　但这个团结的意思是，要以中共为主的团结。

　　和他们团结的时候，不仅仅考虑“你好我好”，更要考虑原则。如何在守住自己原则的情况之下，灵活的完成团结任务，本来就是统战部的工作。

　　但显然统战部做的非常不合格。

　　差一点就要成为批判会。

　　所以魏红军不再看李伟汉，对大家道：“同志们，大家都看了此次座谈会的具体报告了。里面各种话都有，我重点归纳了一下。里面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龙基部长的意见为主。他拿出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表示斯大林同志都能够犯错误，而且是犯了这么多严重的错误。表明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很大的缺陷，实行过程当中肯定发生过很大的错误。我党作为马列主义政党，也是不能例外的。”

　　“他批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改、‘镇反运动’、‘三反运动’都有不少问题。所以他要求以人大和政协联合成立‘平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我们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这个委员会要检查过去土改、‘镇反’、‘三反’运动中的问题。还应该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罗龙基部长还表示，中共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后面很多人各有各的说法，但其中不少都是和罗龙基部长的意思是一样的。”

　　看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带来的恶劣影响。

　　斯大林都错了。

　　你们马列政党谁敢说自己没错误。罗龙基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的还是比较委婉，私下里罗龙基甚至表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错误的。看看“秘密报告”当中的斯大林，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吗？这样的一个人领导的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革命能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虽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中国的政治情况和东欧国家又是不一样的。新中国是中共牺牲几百万烈士，花了二十多年打出来的天下。政府机构和军队都是中共直接领导。那些人都是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可不像东欧政府那么好整。

　　正面进攻肯定不行，没那个实力。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给了罗龙基他们足够的借口，足够的武器。罗龙基一边肯定中共的成绩，承认中认共的领导地位。但同时以“秘密报告”为武器，表示社会主义革命存在问题，因此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要求人大和政协负责。其实就是主要以党外人士负责这个委员会，审查中共这些年的政策。

　　“第二个是，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张博俊部长提出来的。他表示就如‘秘密报告’当中表现的那样，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就是‘个人崇拜’的错误。这个不仅适用于个人问题，也适用于党派。一个党派如果没有民主，没有监督，那么它也会做出和斯大林同志一样的错误。”

　　“因此他提出技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政治建设和打仗不一样，中共党员文化水平低，工作作风粗暴，应该要更多的倚重知识分子。所以提出了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的说法。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他们都是很聪明的。

　　让他们把生命置之度外去革命，他们没有那种胆子。让他们提出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他们没有那样的能力。但在规则之内，特别是官场规则之内“争权夺利”，他们一个比一个专业。

　　都是先承认党的领导，从来不说要挑战党的领导地位。

　　但他们很明显是利用“秘密报告”，想要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系当中的地位。如果说罗龙基的“平反委员会”是要审查中共的政策。

　　表达的是要监督中共。

　　那么张博俊提出来的是，要直接参与中共政策的制定。

　　说是“政治设计院”，但其实就是提高民主党派在政治决策当中的话语权。他们是以“秘密报告”为武器，以民主决策为口号，想要和中共成立联合政府。

　　“第三个是，关于‘党天下’和退休的问题。楚安平认为退休制度是非常进步的制度，可以遏制‘秘密报告’当中出现的斯大林问题。可是他表态我们八大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退休政策很有问题。他表示目前的退休政策对于中共党员有利，对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利，是不公平的制度。”

　　“他举的例子就是，目前国务院副总理全都是中共党员，各部委的部长也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在快要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获得提拔，以此来避开退休。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认为目前中国政治有‘党天下’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之下，1952年制定的退休政策是不公平的。退休制度应该进行改正，不能偏向于中共党员。这不符合当初政治协商制度的精神。”

　　当然还有很多说法。

　　但这几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其他的说法基本上都可以归类到这三个意见当中。

　　他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方面的成绩很大。看看最近“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几年国庆八周年，一篇一篇的“歌功颂德”。全国各大报纸都是争相转载。

　　就连香港和东南亚那边很多报纸都在转载“人民日报”这一次的文章。

　　盛况空前。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不好直接从这方面出击。

　　所以他们紧扣一个事情，那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看这可是目前苏共领导人亲自写的文章，批评的是前苏共领导人。而且不是简简单单的苏共领导人，曾经还是国际共运的领导人，包括中共曾经也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

　　所以斯大林的问题，也是中共的问题，谁也躲不开。

　　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错误？

　　就是因为缺乏民主和监督。

　　所以他们直接从这方面入手。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政治设计院”，最后楚安平更是直接批评目前的退休制度。认为现在的退休制度，对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太不公平。

　　魏红军归纳了这三方面东西之后，道：“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的、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听取，应该做一些改正。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合适的、有问题的。我们不仅不能接受，还应该要有强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