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724章

　　这三个人现在看起来落魄，过几年之后说不定就会重新受到重用。如何给他们几个人分工，也是邓国比较头疼的事情。作为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给太重要的工作，但又不能完全忽视他们。

　　邓国虽然明白到了中央之后，所有的干部背后关系都很复杂。但看着自己手底下这些副总参谋长，还是忍不住摇摇头。如何梳理总参谋部的关系已经很不容易。又想到和彭老总这样有性格的干部合作，真的是非常头疼。

　　张忠勋上调中央之后，军委任命郭田民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西北这边的干部安排，彭老总和贺老总肯定是优先考虑原西北野战军的干部。但原西北野战军兵力少、实力弱、干部太少，级别高的干部也少。现在原西北野战军，也就是120师出来的干部当中，张忠勋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王振调出军队担任农垦部部长，徐光达担任装甲兵司令员，黄欣婷担任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廖汉升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姚哲担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李京全更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原西北野战军干部之后，就是第一野战军的干部。

　　当年郭田民率领的兵团是直接并入到了第一野战军。所以郭田民虽然不是原西北野战军的干部，但也是第一野战军的干部。张忠勋离开兰州军区之后，军委能够任命的兰州军区司令员候选人是有限的。

　　然后是沈阳军区司令员。

　　目前还在朝鲜的杨德志，被军委任命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军委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军委秘书长黄可成调离了军委。政治局召开会议之后，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力量还是严重不足。

　　谭振林需要帮手。

　　所以政治局决定调军委秘书长黄可成加入中央监察委员会担任副书记。

　　黄可成离开军委之后，调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王新亭担任军委秘书长。军委秘书长职务历来都很重要，黄可成在的时候更是如此。或者说黄可成在的时候，军委秘书长的权力达到了巅峰。很多时候黄可成都可以直接代表彭老总主持军委会议，下达军委命令。军委八部委平时都要给黄可成汇报工作。

　　彭老总也很信任黄可成。

　　此次调走黄可成，彭老总是非常不满的。

　　但连续两任总参谋长“被逼离开”，不管是中央还是军委一些领导，都对于彭老总产生了一丝忌惮。所以中央才会调走黄可成。

　　王新亭接到命令之后，不知道应该是高兴还是苦笑。他本来是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因为九大确定省委第一书记不再担任军区政治委员，所以王新亭才成为了济南军区政治委员。他担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还不到半年时间，没想到又被调到军委担任秘书长。

　　军委秘书长那可是连接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各部委的重要职位。可是自己和几名军委副主席认识，但关系都一般，以前也没合作过几次。

　　而且自己顶替的可是黄可成的职位。自己何德何能，能代替黄可成的位置。

　　想一想都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快主席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发通知，军委秘书长根据事情的重要性，把军委要处理的事情分为几个级别。最基础的东西，军委各个部委自己讨论决定。再往上涉及到各个部委的一些重要事情是彭老总、各个部委负责人签名才有效。

　　然后是关于军委日常会议，包括军队团级以及以下干部的任命，需要彭老总、贺老总、罗帅三个人的签名才有效。最后涉及重要军委会议，团级以上干部的任命，需要主席、彭老总、贺老总、罗帅、魏红军五个人的签名才有效。

　　其实是开始在军委内部进一步推行民主集中制。

　　后面军委一些干部调动，魏红军并没有全程参与。不过魏红军虽然没有参与，但很多事情还是要找到魏红军，听听魏红军的意见。

　　就像是陈中和的事情。

　　魏红军没有发表意见，但自然会有人来询问魏红军的意见。

　　魏红军当然不会说，应该怎么安排陈中和。魏红军只是表示陈中和在训练总监部有些错误，但他毕竟参与过指挥百万志愿军部队，和帝国主义军队实际打过仗。对于现代化战争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这在目前的解放军部队当中是非常难能宝贵。

　　如果陈中和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检讨，那么还是可以一用的。

　　有了魏红军这句话，陈中和就不会和肖子敬、李达一样离开了军队去地方政府。

　　不过军委的事情，毕竟不是魏红军的主要工作。魏红军的主要工作还是在书记处，马明芳他们调查组调查“湖西肃托”过了三个多月。

　　来给书记处汇报工作。

　　“当初定的七名‘托派’，其中五个人当时就被杀害，还活着的有两个人。我们仔细调查了当初定罪‘托派’的原始报告，以及找到了郭宏韬同志、白子名同志、刘举英同志等当时的领导同志，还有跟随刘举英同志参与调查的山东分局那些同志们。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我们调查组认为当初山东分局认定的七名‘托派’，没有任何根据。”

　　资料很多。

　　都是此次调查的内容。

　　还是那句话，以什么根据来给这七个人定性为“托派”。

　　当时刘举英根据郭宏韬山东分局的命令，调查“湖西肃托”的事情。他们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想法，调查也是根据他们的想法来的，而不是根据“湖西肃托”的实际情况来的。

　　所以弄了一圈，没找到所谓的“托派”。

　　那怎么办？

　　总不能说“湖西肃托”，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如果这样定论，山东分局自己都觉得不好。如果一个“托派”都没有，怎么向大家解释湖西党委折腾了那么久，折腾那么厉害。不仅无法和湖西党政军解释，也无法和湖西老百姓解释，更不知道怎么和党中央解释。所以他们硬是弄出了所谓的“托派”，不管怎么样湖西一定要有“托派”。但“湖西肃托”毕竟错了，所以就给出了“肃托”是正确的，扩大化是错误的这种结论。

　　可是这种东西根本经不起调查。

　　调查组下去仔细调查，轻易就能够查到很多资料。别看过去了二十年，但中共最重视档案管理。当年的很多资料还在，当事人也在。

　　只要仔细调查，所谓“托派”的根据一个都找不出来。所有罪名都是瞎编乱造的。

　　“马明芳同志，你们调查组的报告是要接受政治局、书记处的全面审核的。”

　　魏红军很是严肃的和马明芳说话。

　　马明芳明白魏红军的意思。历史上他和郭宏韬两个人是有过冲突的，特别是在陕北的革命路线，肃反问题上，双方的矛盾可不小。

　　这一次调查就涉及到当时的山东分局书记郭宏韬。

　　马明芳立马道：“我拿我的党性保证，这一次的调查客观公正，绝对没有任何的打击报复。而且此次调查不是我一个人，夏侯文同志、王从武同志、王金祥同志、刘志建同志都是一起参加调查的。所有的证据是大家一起整理，最后的结论也是大家一起拿出来的。”

　　马明芳是不喜欢郭宏韬。

　　但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恩怨，他也不可能抓着不放。

　　再说这一次调查，他虽然是调查组组长，但只是因为他是组织部副部长，并不是因为他的级别就比其他干部高。其他几个人各自代表自己的部门，特别是夏侯文那可是可以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干部。又是出自晋察冀，和魏红军关系很深。马明芳怎么可能为了二十多年前的恩怨，在调查问题上做手脚，完全没有必要。

　　听到魏红军和马明芳的话，调查组其他几个人也都是点头。

　　夏侯文开口道：“魏书记，这一次调查我们没有事先预设立场，完全是按照我们调查的资料来做结论的。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夏侯文很有信心。

　　因为“湖西肃托”的事情，很多原始档案简单查一查，就已经是漏洞百出。加上他们去找当事人调查，整理出来的资料已经非常明显。

　　只要是能够正常判断的，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嗯。”

　　魏红军放下手中的资料问道：“陈谈秋同志，你怎么看？”

　　“山东分局当年的结论可以推翻。‘湖西肃托’不是一次‘肃托’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从开始时候的‘肃托’就是错误的。湖西党政军系统当中没有‘托派’，‘湖西肃托’就是一次错误的，当地领导人被蒙骗，做出的错误政策。山东分局战争年代没有深入调查，只是根据白子名同志的报告，做出了错误的结论，现在应该要彻底否定。”

　　陈谈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湖西肃托”的问题，只有解决山东分局的结论，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一次要是确定当年的“湖西肃托”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所有受到“湖西肃托”问题困扰的党员干部，以后就彻底可以摆脱这个沉重的枷锁。

　　旁边的谭振林开口道：“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彻底否定山东分局的结论，对于湖西干部来说可以让他们放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继续革命。我们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我们的党员干部负责。”

　　“我也认为应该如此。”

　　书记处几个人都是支持。

　　大家对于革命各有各的理解，工作作风也各有各的不同。但对于“湖西肃托”事件的解决，大家的想法大致是一样的。这就是一次错误的“肃托”。

　　要让那些深受这一次事件伤害的党员干部彻底平反。

　　而且大家还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康盛这位大佬，还是不要回来了。

　　康盛实在是太厉害。

　　别看现在康盛只是处理一些简单的情报问题，不怎么出现在大家面前，但中央领导谁敢小觑他。毕竟这可是常年领导中国情报战线，领导中国党内纪律的干部。

　　谁知道手中有没有大料。

　　而且康盛手腕很强，能力也很强。他要是重新出山，很多干部都睡不好觉。

　　这样的干部现在挺好。康盛在七大之后比较小心翼翼，就是因为在整风运动当中惹了众怒，得罪人太多。现在又把“肃托”问题翻出来，郭宏韬这种根本不在书记处这些大佬眼中。只有康盛这种级别的大佬，书记处干部才会注意。

　　中国的“托派”有，党内也有过，但绝对不可能在抗战期间各个抗日根据地当中成建制的存在。但因为康盛当年要“肃托”，多少人都背着“托派”的罪名。

　　此次把“肃托”问题提出来，会再一次把康盛拉进来。

　　虽然不会大规模批判康盛，但会让很多中央领导想起康盛的威名。这样会进一步堵死康盛重新出山的路子。康盛的年纪不小，今年已经是59岁。再过一届十大的时候，他要是无法再进一步，也要退休。

　　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

　　魏红军看大家都是同意，所以道：“那么‘湖西肃托’的事情我们就做一个结论，上报给政治局。”

　　在魏红军处理“湖西肃托”问题的时候，戴高乐也回到了法国。回到法国之后，戴高乐和不少人开始频频接触。因为法国在殖民地的很多部队都已经开始慢慢的不听话，法国政府的命令他们都敢反对。他们认为法国政府太软弱，出卖法国的利益。

　　所以对于戴高乐出山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因为大家都相信，现在的法国只有戴高乐能够拯救。法国总统勒内·科蒂在戴高乐回国之后，几次拜访戴高乐。其实就是想听听戴高乐的想法，同时也表达想要请戴高乐出山的诚意。

　　戴高乐的话也是分量越来越重。法国工商界不少巨头和戴高乐交谈之后，组建了法国工商界访华代表团。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欧洲工商界访华代表团是英国商人组织的，但这一次不仅有法国商人，也有法国政府部门的官员。

　　他们都相信戴高乐。

　　所以都想要来中国，来亚洲这边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1022 党的发展

本来大家以为九大确定发展方针之后，工作会有所轻松。

　　结果是大家比九大之前更忙。

　　修养同志负责人大筹备工作，相比起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次会议要讨论的内容更重要。而且要处理的事情，比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要多。

　　因为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确认政协会议通过的那些内容，权力从政协会议转移到人大会议。会议当中需要确认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政协会议已经确定过的，人大会议只要举手通过就可以。

　　但这一次人大会议要讨论的很多新的东西。

　　还有就是关于那么多干部的退休问题。特别是很多民主党派的干部，如何稳定他们的情绪，不要在人大会议上出什么事情，是需要修养同志把握住的。所以九大结束之后，修养同志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这方面。人大会议越来越近，修养同志的工作就越忙。

　　还有总理。

　　九大之后好像总理在国务院的权力大大削减，但其实总理比九大之前更忙。

　　国务院的权力虽然削弱，但依旧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还有马上要进行的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年纪念，中国肯定是要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去苏联。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不稳的时候，中苏两国要如何配合稳住社会主义阵营，双方必须要加强交流，这个问题也是总理负责。以及和法国方面继续接触也需要总理过问。再说总理还是研制“两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协调，而且军委出现问题也要他处理。

　　总理的工作，并不仅仅是这些。些

　　他还是接下来要召开的政协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这里面的工作就更琐碎。总理要安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要顺利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

　　中央方方面面的事情，总理都要插一手，都要去过问。结果现在总理休息时间更少。

　　但没办法。

　　中央很多协调工作，正需要总理这样有威望，可以协调各方面力量的中央领导负责。在目前的中央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总理的作用。

　　而陈运和邓希贤两个人不仅要负责全国财经工作，邓希贤还要全权负责和法国代表团的谈判工作。因为法国代表团此次来中国，是真的要在经济方面和中国合作。

　　所以邓希贤、李福春、李先年、周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和法国那边对接。

　　看看这一次合作都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正式协议。

　　聂帅则是忙着在全国建设政法委。

　　九大当中，中央是承认了聂帅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报告。但同时也对于政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提高政法单位工作人员的素质。最起码政法单位的工作人员，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自己本身要熟悉。不能连政法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不熟悉法律。

　　但这就是现状。

　　目前全国很多政法单位的工作人员，本身对于法律并不熟悉。他们工作主要是靠着经验。因此九大要求政法委，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

　　所以聂帅现在也很忙。

　　随着成立政法委，各省也开始成立省政法委。很多省份为了提高政法单位工作人员的素质，想要成立省内政法学校。成立正规大学实力不足，所以各省的意思是成立省内政法大专学院。以此来培养更多正规院校毕业的政法工作人员。

　　聂帅需要一个一个考察和确认。

　　有些省份没有实力，就不能盲目开办这种学校。

　　大家都是这么忙。

　　魏红军也不例外。不过不管是处理“教条主义”的问题，还是处理“托派”问题，都是临时性的问题。魏红军更重视的工作是，在书记处建立成熟的党建、党的宣传、干部的管理等等。

　　所以魏红军在处理这些事情的同时，一直都和陈谈秋一起讨论党员入党问题，考察问题，监督问题。

　　“陈谈秋同志，党员数量的增加是好事情，但增加速度太快却不是好事情。”

　　魏红军看着资料和陈谈秋说话。

　　陈谈秋点头。

　　道：“我们当年成立共产党的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扩大党组织，增加党员数量。没想到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党已经有千万党员了。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48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党党员数量不过400万人左右。可是建国还不到十年，我党党员数量已经膨胀到1000万。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我们党的党员数量增加速度的确是太快了。”

　　“我党历史上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也有过好几次。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我党从只有几百名党员的小党，不到三年之内就拥有了近六万名党员。不过经过汪蒋叛变革命，经历了大屠杀之后，大量的党员选择脱党，党员数量锐减到一万人左右。但越是这种时刻，越是有更多坚定革命的人入党。短短一年之后，我党就拥有四万多名党员。1934年我党党员数量恢复到了30万人。不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之下，抗战之前我党党员人数再次降到了4万人左右。”

　　“抗战时期我党也是从四万多党员，1940年左右拥有了80多万党员。不过随着日伪军和蒋匪军对于我军的打击，一直到1945年我党才拥有140万党员。可以看出每次形势发展好的时候，党员增加速度就会加快。而碰到困难局面的时候，党员数量就会迅速减少。越是困难当中，越能够看出党员干部的革命性。”

　　陈谈秋回顾了一下党的历史。

　　革命形势好的时候，党员数量就会膨胀。可是一旦革命陷入低潮，脱党人员数量就会激增。可以说战争年代考验一个人的革命性，是比较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