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940章

但要让这些资产流通，那就要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完成增资扩股。让各方势力加入到增资扩股的行列当中。

当然还有一个是让各方资金流动起来。

现在社会上很多资金都是死的。国家成立国债市场，还有让集体资产流入城市发展当中，这都是为了盘活那些死的资金，让那些死的资金流动。

但不管是国债市场，还是城市发展当中引入的农村集体资金，规模都是有限的。还有更加庞大的民间资金是静止的，死的，没有流入市场。要是能够盘活这些资金，让他们流入到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增资扩股当中，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也是好事情。

这也是八九十年代国家发展证券市场，民间流行“非法集资”的原因。现在的中国还没有条件发展自己的证券市场，但发展类似于证券市场的，国家控制的交易所倒是没有问题。不是证券市场这种自由的股票交易，而是给混合所有制企业增资扩股，社会资金的流入提供一个交易场所。

不过这个需要魏红军和周彬好好商量。

还有就是关于资产评估的问题。现在全国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越来越多，利益相关方也会越来越多。大家对于企业的资产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判断，所以对于资产评估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很快，需要几家权威性的，专业性的资产评估公司。不仅要参与国内的资产评估，以后还要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南半岛国家的资产评估问题。也要以港澳为跳板，参与国际资产评估市场当中。

魏红军把自己的想法记下来之后，略过这个问题，继续问道：“我这一路调研，发现目前我国城市住房问题非常严峻。包括很多国营大企业的住房问题解决的也不是很好，很多工人家庭都是三代同堂住在狭小的房子当中。但我看你们自行车厂工人的住房问题却解决的非常好。我想问问，你们是怎么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

1265 住房问题

　　“705u.com-读书会首发”

“总书记，我们自行车厂的工人住房问题本来也很严重，大部分工人只能是居住在工人宿舍。因为没有房子，很多年轻人都无法结婚。虽然自行车厂这几年的效益很好，利润也很多，但最终留在工厂的资金也是有限的。想要完全靠着工厂每年的利润来给工人提供住房，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办到的事情。”

严明直给魏红军回话。

严明直说的问题，其实是目前大部分工厂实际存在的问题。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市场上很多物资都是供不应求。所以只要生产出来，大部分都能够轻松卖得出去。这样的情况之下目前全国效益好的工厂是不少的。

但就算是效益好的那些工厂，包括那些地方政府都很难插手的垄断性大型国营企业，工人住房问题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这里面主要问题就是缺钱。

效益好的这些企业，虽然每年挣得多，但上交的也多。虽然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调整，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依旧处于高积累状态。中央和地方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来维持重工业和基础建设的投资。

这种高积累的经济情况最少要到四五计划的时候才能够稍微缓解。但也仅仅是稍微缓解，想要结束这种高积累的经济计划，怎么也应该要到六五计划，大约1977年左右的时候才可以。

而庞大的资金从何而来。

农村不用说，采取统购统销和工农业剪刀撑。城市也不遑多让，城市的那些工厂要交税，同样工厂利润也要上交很大一部分。想要用剩余留在工厂的利润，给所有工人解决住房问题完全是不够的。毕竟越是大型企业，工人数量越多。几万几十万工人的企业不是一个两个。

所以这些工厂虽然每年都在建设新房子。但相对于庞大的工人数量来说，建造的住屋数量实在是太少。

“总书记，不仅仅工厂是这样的情况，政府部门情况一样严峻。虽然这些年些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很快，但财政支出也随之猛烈增长。而且随着这些年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城市的发展，让我国工人数量猛增，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这让城市越来越拥挤，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可是政府部门不要说是解决这么多人口的住房问题，光是解决一部分，就已经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重，都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

湖南省长孙国志开口补充。

对于孙国志这名同志魏红军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孙国志是抗战期间在晋察冀一分区涌现出来的年轻地方干部，多年在晋察冀一分区最重要的根据地涞源革命。杨全武对于孙国志非常器重。因为孙国志当时虽然年轻，但在涞源县给部队提供兵源，提供粮食，都做的非常出色。

日军几次侵占涞源县，但都没能够待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涞源的群众工作做的非常好，让日军很难在涞源县待下去。

张家口光复之后，跟随晋察冀军区来到了张家口，一直负责晋察冀军区后勤工作。解放战争的时候，担任过张家口军区后勤部部长。

后来加入了华北南下干部团，其中一部分干部跟着周肖周去了湖南，孙国志就是其中一名干部。

他在湖南这十几年的政绩非常显赫。早年他主要负责湖南省交通建设工作，后来又兼任“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参与了洞庭湖的整理。在他的领导之下，河南的公路建设、航运建设都发展迅猛。

一五计划结束之后，孙国志开始配合周辉，负责湖南农业工作。这些年周辉和孙国志在湖南全力推广良种、发展双季稻。与此同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到了1964年湖南农、林、牧、副、渔和经济作物得到全面发展，水稻总产量目前居全国第一位，茶叶、柑橘总产和生猪出栏居全国第二。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绩，湖南干部目前都深受中央器重。孙国志也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绩，才会被任命为湖南省长。

“差额有多大？”

“每年在住房问题上的财政开支，不到真实需求的五分之一。”

听着孙国志的汇报，魏红军脸色非常凝重。不到真实需求的五分之一，也就是剩下五分之四的劳动者有住房需求，但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住屋。

这样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毕竟目前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63年和1964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当中，城镇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20%。城镇人口在迅猛增长 ，但配套的住房却无法满足。这让很多城市目前情况非常不好。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住房制度是福利分房制度。

当然之所以选择福利分房，是因为高积累的年代，对于工人工资的发放也是极力压缩的。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进行了好几次的工资调整。但整体来说相比起全国经济的发展，工人也好，农民也好，收入增长是慢了很多的。

因为国家在进行高积累，经济政策采取的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经济工作原则。正因为是高积累，所以核定劳动者工资的时候，采取的是低工资制度。为了弥补这一点，采取了福利分房制度，算是由劳动者所在单位（包括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不限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负担劳动者的住房成本。

有工厂的工人，他们的福利分房是工厂负责。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依靠财政拨款的单位，房源来自于政府直接配给，或者专项财政拨款。

福利分房制度，在低工资的年代，有效的保障劳动者可以低价居住。现在的福利分房大部分都是分房之后，劳动者每个月支付非常低廉的房租。其实这种房租只是象征性质的。

但这样的情况，对于政府的财政也好，工厂的财政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足以涵盖人民群众对于住屋的真实需求。结果一边是地方财政压力非常大，一边是城市住屋严重不足，导致很多人民群众住房条件非常差。

现在很多城市一家十几口人窝在二三十平米的小房子当中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有些家庭兄弟两结婚之后，两对夫妻只能是在家里用布帘隔开，就当是两间屋子。而且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城市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魏红军转过头对严明直道：“严明直同志，你们是怎么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

“我们采取了工人集资。”

“具体说说。”

严明直道：“工人对于住房的需求大，但工厂资金有限，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更多的房产。所以我们和工人商量，工厂出一部分资金，对于住房需求急迫的工人家庭出一部分，以此来完成建房款项。”

“这样资金足够吗？”

“是。”

工厂自己负担房子建造费用，对于工厂财政压力大。

但当动员工人之后，资金缺口迅速可以补上。因为现阶段建造房子的费用比较低的，肯定和房地产市场化之后的房子建造价格不能相比。

还有一个是工人都愿意出钱。

虽然国家一直采取低工资模式，但这么多年下来，不少工人家庭还是能够攒下不少钱的。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甚至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工人，那么积累下来的资金就更多。加上一些亲戚朋友，咬咬牙一家凑出几百块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能够出一部分钱，迅速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是支持的。

“这样建造的房子所有权呢？”

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的是福利分房制度。但不是说全国的房子就都是国有房产或者是集体所有制房产。其实还有大量的房子是私人房产。

关于房产的所有制上，目前的政策是比较模糊的，或者说目前政府还没到关注房产所有制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没有了以前那种房产买卖市场，住屋买卖和租赁也不成规模。

加上福利分房制度，所以对于住屋所有权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后面建造的房子，基本上不是国家政府投资的国有房产，就是工厂等单位投资建造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房产。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市增加的房产，基本上就这么两个途径。

这些房子分给劳动者之后，所有权依旧在国家政府和各个单位手中。劳动者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每个月还要交少量的租金。包括魏红军这样的中央领导也是如此。

目前魏红军在中南海住的房子每个月都要交租金，房子本身并不是魏红军的。

不过虽然国家对于住屋所有权并不是很重视，但毕竟目前全国有各种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住屋。以前没有关注，是因为没有必要。但现在衡阳自行车厂是工厂和工人集资建造的房子，这就会涉及到房子所有权的问题。

“所有权依旧属于厂集体，工人集资的钱算是工厂借的。工厂每个月分批还钱，这样工厂财政压力比较小。”

钱这个东西很难留得住。

因为工厂花钱的地方多。想要建造房子需要积累好几年的资金，但这几年当中谁也不敢保证钱不会挪用到其他地方。只要其中一年有事情挪用了，那么建造房子的事情就还要往后推一推。所以很多工厂建造房子一推再推，说是要建房子，可是五六年，七八年下来都没有成功。

而自行车厂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透支工厂未来几年的资金，可以一次性用起来。

果然永远是办法比困难多。

魏红军沉默。因为自行车厂这种做法，一些其他工厂可以模仿，但依旧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想要解决目前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往市场上投放更多的房产，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政府和工厂来解决这些房产的资金完全是杯水车薪。不要说政府财政和工厂财政每年投入在房产上的资金有限，就算是把政府所有的财政都投入到房产当中，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中国人口超过七亿，城镇人口一点五亿。解决这么多人的住宿问题，需要的资金是海量的。光是靠着政府拨款和工厂自己的资金根本无法解决。

任何一个产业想要发展下去，就必须要有能力自己盈利。只有这个产业盈利，才能够自行发展下去。

为什么新中国建设那么困难。就是因为重工业发展早期没有能力自己盈利，自行发展。所以重工业发展早期需要国家不停地投入资金 。

而现在的房产就是这个问题。

政府拨款和工厂自建的房子，都参与福利分房，等于没有任何的盈利。所以这种建房都是一锤子买卖，每年都需要继续拨款。这样的模式之下，解决人民群众住宿问题当然是困难重重。

当然现阶段还不是发展商品房的时候。

但现在这种完全的福利分房模式是不利于，或者说根本无法解决住屋短缺问题的。住屋买卖、住屋租赁方面必须要进行改革，补充目前的福利分房制度，推动更多的房产流入市场，缓解目前的房产不足局面。

魏红军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笔记本上。衣食住行，目前来说中国已经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纺织工业也在有条不紊的发展。只有人民群众住宿问题是大问题，却一直没能够解决。

所以谈话会结束之后，魏红军对李世平道：“通知万利同志，让他来一趟武汉。”

1266 证券交易所

　　“705u.com-读书会首发”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不是说大家聚起来，连续几天开会这种模式。中共的正式会议从来都不是搞突然袭击，都是在会议之前就确定会议的议题。会议之前就已经围绕着这个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然后才召开正式会议。就连全国党代会，人大会议都是这种模式。

所以魏红军到了武汉之后，先跟这些日子参与调研的陈运、邓希贤、李福春、周彬他们交流一下彼此的意见。然后又跟全国各省赶过来的领导干部谈话，听听他们的意见。只有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才能够拿出一份供销两端的政策改革方案。

等制定了供销两端改革方案之后，又要把这份方案给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再次听取他们对于这份方案的想法。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敲定最终的方案。等完善之后，就召开正式的经济工作会议，在会议上通过这份方案。

所以回到武汉之后，魏红军的行程安排非常密集。

每天都要和来自中央、各省的领导干部见面。这一次调研的情况是，越是经济发展好，越是农村工商业和县乡农村自由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供销两端的矛盾就越严重。国家供销社和地方供销社之间，生产产品的工厂和国家供销社之间，国家供销社和各地运输公司之间，都有很多矛盾。

要是不解决这些矛盾，国家供销社会死死的压制地方供销社的发展。更大的问题是国家供销社会极大地限制物资流通，提高社会整体的运输成本、仓储成本，消耗成本，大部分成本都是在路上损耗的。这样市场上的产品成本提高，价格就降不下来。不仅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会影响社会整体的利润，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

所以对于供销两端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经过这段时间大家交换意见，又听从地方干部的意见。陈运已经着手开始制定一份新的供销两端的改革方案。新担任国家供销总社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马宏他们也参与进来。特别是常务副主任贺伟在国家供销社东北区改革的成功，所以国家供销社下一步改革方向也要借鉴东北区的经验。

陈运是一名非常谨慎的干部，魏红军对于他还是很放心。陈运在改革问题上没有邓希贤那么魄力大，所以他制定的方案会更加保守。魏红军现在需要的不是根本性的政策改变，而是循序渐进的改革。所以在供销两端政策方面，魏红军更支持陈运。

魏红军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抽出时间和周彬、贾托福、荣子和、曹局如、陈希宇这些金融领域的领导干部谈话。

“我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到现在，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尽快解决的。一个是工业规模的膨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如果他们的发展，依旧需要国要家来兜底，那么国家财政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但我国不可能一直采取这种高积累投入到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从四五计划开始，财政应该倾斜其他一些领域，包括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所以工业化需要的资金，我们不能只是指望国家投资，还要想想其他的办法。”

“还有一个是，要完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那就要让全国的人民群众一起享受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县乡农村的资金有条不紊的流入到高速发展的行业当中，和国家、政府、企业分享这些高速发展的行业利润。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工人，以及其他小集体也跟着富裕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最后我国这十六七年来，成立了几十万个上百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大集体所有制企业、小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些资产不能是死资产，必须要流动起来。所以这些资产必须要在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各个集体经济体之间，能够流动起来。只有这些资产能够流动起来，才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这些资产的价格。同时会让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各个集体经济体愿意拿出更多的钱参与投资当中。”

“现阶段已经有不少企业进行增资扩股，企业股份开始流动起来。但这种流动必须要加以限制，或者说必须要在我们的监督之下。要是放任这种企业股份的流动，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魏红军把在衡阳自行车厂听到的、看到的，以及自己的思考都和盘托出。

主席一向要求党员干部在会议上要明确的阐明自己的观点。会议上不说，私下里乱说，是主席最反对的“自由主义”。金融改革是大事情。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金融，让金融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是魏红军一直在思考的。

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金融必须要跟着发展起来。但社会主义金融要怎么发展，大家都没有经验。因此关于社会主义金融改革的问题，魏红军从来不会藏着掖着。大家必须要集思广益，才能够找出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

当九大、十大接连判定混合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法”开始制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等条款之后，企业股份问题迟早都会出现。

不管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管理多么严格，压制多么严格。等混合所有制企业多了之后，必然会出现股份估值、股份转让、增资扩股这种问题的出现。因为股份估值，直接影响到各方利益。要是不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矛盾就会积累，企业发展就会出现问题。

还是那句话。

谁家不碰到一些难事。那些地方政府以前没有这样的渠道。可是当混合所有制企业合法的出现之后，不少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企业股份，就可以流动起来。以前都是自己的企业，你转让也不可能有人接盘。

但现在不一样。

增资扩股的事情多了之后，地方政府需要资金的时候，完全可以转让手中股份的模式获得资金，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而且股份这个东西得到合法名义之后，只要这个工厂不是破烂，年年亏损，那么必然会有其他经济体愿意接盘。这个其他经济体，有可能是其他的地方政府，也有可能是一些大型企业，又或者是合作社这样的集体经济体。

只不过现在只是出现一个苗头，还没到大规模转让各种股份的时候。

所以中央必须要未雨绸缪，考虑未来会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也是魏红军和周彬，还有金融领域的其他一些干部谈话的原因。

“你送来的那份报告我们都看了。”

周彬点头。

道：“以前我国的企业增资扩股的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还有特大型国营企业。所以这些增资扩股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监督之下。可是现在地方企业增资扩股的时候，对象已经不局限于地方各级政府和大型国营企业。已经开始面向地方企业和集体经济体。就像是衡阳自行车厂，和那些农村合作社发展起来的地方供销社交叉持股，这在以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后这种事情必然会越来越多，是应该好好管管。”

“我认为可以创建内部的证券交易所。”

贾托福开口。

道：“这几年我们完善国债市场，目前成效是非常好的。自从国债市场越发的完善之后，这几年的国债发行是越来越顺利，人民群众对于国债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已经有人提议在国债市场的基础上，发展我国自己的债券市场。有些国营大型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时候，不要只是等待国家的投资，可以发行一些企业债。不过这个还在酝酿当中。”

国债发行从爱国债变成市场行为之后，人民群众最担心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手中的国债是不是安全的，能不能流通。

国债能不能和银行存钱一样，需要的时候可不可以随时取出来。如果国债无法流通，那么会让很多人民群众望而却步。毕竟谁知道人生当中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需要花钱。但随着国家在全国重要城市开设了国债交易市场之后，国债就变成了可以流通的债券，这让人民群众对于购买国债没有了太多的后顾之忧。

国债不仅有利息。而且当家里需要钱的时候，完全可以去国债交易所，把国债卖出去。

因此这两年国债发行比以前顺利很多。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间，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看看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就知道。虽然高积累的状态之下，大部分资金都流入到重工业领域和基础建设领域。但依旧有不少资金沉淀在社会当中。这么多年下来，目前民间资金还是非常庞大的。之前大家对于国债有疑惑，但当大家把国债和银行存款当成一回事情之后，国债的发行就容易很多。

所以才会有人提议扩大国债市场，把国债市场改为债券市场。除了经营国债之外，还发行一些企业债。不过企业债这个太敏感，所以目前还没有通过。

现在中国企业的股份也面临和当初国债同样的问题。

企业股票的价格要怎么计算？企业股份的转让要如何做？一些拥有企业股份的经济体，他们想要卖出股份筹集资金的时候，要怎么卖出手中的股份？股份买卖的过程当中，既要让股份转让的一方不吃亏，也不能损害股票买方的利益。

股份买卖要让大家都放心，同时也要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工业领域，支持中国工业继续发展下去。这就需要国家引导社会资金，去购买企业增资扩股的股票。

“陈希宇同志，你是金融改革委员会主任，研究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制定我国金融改革的政策。对于成立内部的证券交易所，是什么意见？”

魏红军看向了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中国工商银行行长陈希宇。

陈希宇今年五十三岁，是周彬选择的中国金融改革的大将。周彬对于陈希宇是寄予厚望的，所以金融改革委员会隶属于财经工作委员会，直接对接周彬和贾托福两个人。陈希宇担任金融改革委员会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