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941章

陈希宇立马道：“证券市场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时间，各种政策虽然一直在完善，但问题还是非常多的。中国银行和南洋商业银行也参与香港证券市场，发现香港证券市场也是频繁出现问题。证券市场本该成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但现在却成为了赌博场所。”

“这几年香港金融市场非常活跃，也带动了房地产市场。但因为监管不严，这两年香港倒闭的房地产公司不用说，金融行业的银行、钱庄、当铺破产倒闭的也是一抓一大把。香港只是一个港口城市，只要我国的外贸还倚重香港这个贸易通道，那么香港的经济就不会有大问题。就算金融、房地产动荡一些，但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

“但我国不一样。我国一旦没有任何步骤，没有任何计划的放开证券市场，到时候就会出现大慌乱。一旦我国的证券市场成为一个投机场所、赌博场所，那么就会影响资金的流动方向，影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可是现在的情况，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始越来越多，未来会成为我国企业的主流。现在一些中央控制的，特大型的国营企业，也不再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性质。里面开始出现大集体所有制的股份。也就是说中央控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目前也慢慢的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未来我国股票交易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争执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要把证券交易管控起来。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这种证券交易市场，而是制定一个合规的、明确的，政府可以管控的证券交易场所。主要的目的不是投机、赌博，而是要有序的引导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帮助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所以我非常赞成贾托福同志的建议，我们是应该创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

中央控制的特大型国营企业的股份，主要是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省政府的手中。

其中一个原因是，九大、十大上中央都在强调调动地方积极性。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就要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所以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把一些中央控制的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不过不少企业不是说下放给地方管理，就把全部的所有权都交给地方。

中央和地方会对所有权进行一些分配。有的是完全交给地方，有的是所有权依旧留在中央，但在利润分配上会有所不同。还有一些是中央和地方一起持股。

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特大型国营企业，在一些地方发展的时候，为了发展顺利也需要和地方政府协调。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地方省份也参与投资，加上土地等资源参与入股。因此现在中国大部分企业发展趋势就是混合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还有很少部分的华商、外商资本跟国内企业合作的中外合资的混合所有制。

只要是混合所有制，就会涉及到企业资产，股票价格等问题。所以面对现在越来越多的股份转移的问题，必须要进行新的政策和管理。

但陈希宇可不敢说重开证券市场。

新中国成立之后，接连关闭了民国时期创建过的北京、天津、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不说证券市场的“姓资姓社”问题，光是看目前混乱的香港证券市场，陈希宇就不敢建议重开证券市场。在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之下，一旦放开证券市场，后果必然会乱起来。

所以陈希宇的建议是成立一个既公开，又封闭的内部证券交易所。

其实现在的情况和八十年代是有些相似的。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政策出现大变化，社会上出现大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也出现了股票转让的需求。

所以别看1990年才有了正式的上交所。但其实八十年代中国的证券行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在上交所宣告成立之前，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企业发行了股票，证券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个。

当时国内证券交易是比较乱的，甚至各种股票诈骗、非法集资的事情出现。相比起八十年代的混乱，现在的中国经济结构是比较稳定的。混合所有制的主体是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之间的混合所有制，也就是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的。

所以只要国家慢慢的制定政策，慢慢的引导证券交易和资金流动，那么就不会和历史上八十年代那么混乱。

“你怎么看？”

魏红军看向了周彬。

周彬点头道：“增资扩股、股份转让越来越多，是有必要成立证券交易所，规范这些行为。”

财政部部长荣子和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局如也都是点头。

现在不是中央一定要成立证券交易所，而是目前的经济情况必须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只有这样才能够规范越来越多的企业增资扩股和股份转让。

有了共识之后，魏红军道：“那这个事情就尽快做出一个方案。我和衡阳国资委主任卫恒同志谈过话，他在这方面有很独到的想法。这一次成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听听他的意见，也可以让他参与到证券交易所的创建当中。”

只有三十五岁的卫恒，魏红军是非常欣赏。

年轻，脑袋瓜非常灵活。

调到中央积累一些经验，未来可以有大用。

“好。我的建议是先成立证券监督委员会，推动证券交易所的创建。”

周彬开口。

魏红军点头道：“这个你安排就可以。”

1267 多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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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魏红军结束谈话之后，周彬和贾托福召开了金融领域的内部会议。

讨论创建证券交易所的事情。

建国初关闭民国时期的证券交易市场，现在又要重新创建证券交易所，这需要大家统一思想。证券市场的“姓资姓社”问题，建国初期党内是有过讨论的。只不过当时国内要处理的事情多，加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证券市场很快就没落，随之就进行了关闭。所以关于证券市场的讨论也就没有深入下去。

但现在又到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虽然有了魏红军的支持，但这不是一两名中央领导支持就可以的事情。在金融系统内部必须要统一认识，让大家能够接受社会主义也需要证券交易。

金融领域内部的高级干部先统一了认识，才能够继续做下面干部的工作。

周彬亲自主持会议，给大家详细介绍目前的情况。特别是这几年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增加，增资扩股和股份转让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中间出现的问题周彬统计了不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立一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可以保证公平交易的证券买卖市场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要么就不承认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合法性，不允许出现混合所有制企业。要么只能是配合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成立证券交易所。这是发展起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倒逼中央进行改革。

经过近三天的讨论之后，大家终于统一了思想。

周彬和贾托福目前工作都很忙。周彬总览全国金融工作，还负责外贸和商业领域的事情。接下来国家供销两端的改革方案，周彬也必须要参加。贾托福目前还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李先年制定金融领域的经济发展计划。同时也协助曾善，帮助解决轻工业领域的金融支持问题。

所以创建证券交易所，周彬和贾托福都不可能亲自负责。所以最后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局如全权负责。曹局如资历深、能力强，本来应该承担更重的责任。

可惜曹局如身体不好，要不然现在都应该已经是财政部部长。曹局如这一次总负责，其实更多的也是挂名。具体工作交给财政部副部长兼金融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希宇。

创建中国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虽然和然目前欧美国家、香港等地的股市有所区别。但毕竟别人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时间，在很多政策上是有借鉴之处的。所以陈希宇开始搜集全世界各个证券市场的政策和法律条款。一条一条的进行研究，看看哪一些适合用在社会主义证券交易所当中。

同时陈希宇开始抽调干部加入金融改革委员会，准备证券交易所的创建。

陈希宇第一个抽调的干部就是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中国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乔佩欣。乔佩欣是中国金融领域非常著名的干部，在中国金融领域有过很多次创新动作。也是周彬给中国人民银行准备的行长人选。

乔佩欣今年53岁，清华大学学经济出身，抗战之前就入党。他在抗战期间一直在陕甘宁地区参与组建和发展当地金融体系。因为表现非常好，所以当时陈运、曹局如他们都非常欣赏乔佩欣。

乔佩欣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中国银行这边。

中国早期对于外汇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或者说是比较僵硬的。国家手中的外汇主要是用在国家急需物资的进口上。中国银行作为主要负责外汇的银行，手中的外汇是很多的。但因为国家对于外汇管理严格，所以中国银行手中的外汇是死钱。平时只能是躺在银行里面，需要的时候用于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上。

乔佩欣负责中国银行之后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些外汇这样使用实在是太浪费。所以乔佩欣是第一个提出应该让手中的外汇流动起来，外汇要参与投资，要利用手中的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金融干部。

乔佩欣的主张得到了周彬的支持。所以中国银行开始灵活使用手中的外汇，开始给中国公司做外汇贷款业务。

就像是目前香港地区的航运霸主之一，原招商局航运公司、华润航运公司合并成立的新港航运公司。他的发展就得到了中国银行非常大的支持。航运公司是典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有的航运巨头背后都有大资本的支持。

这二十年是世界航运大发展的年代。新港航运公司能够成为世界巨头航运公司，背后就是因为有中国银行的大力支持。新港航运公司购买船只、租赁船只，就有中国银行给出的大量外汇贷款。

当然乔佩欣对于中国银行外汇的使用有很多建议，不单单局限于贷款。乔佩欣开始灵活使用外汇之后，中国银行的收入和利润一直在迅速增长。

乔佩欣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提倡对外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这就是所谓的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时根据即时汇率兑换成外汇。

乔佩欣主张这种外贸结算方式，是因为刚刚解放的时候英镑贬值速度太快。因为中国和美国关系不好，所以新中国早期主要的外汇是英镑、瑞士法郎、港币。结果英镑大跌，让中国银行蒙受巨大的损失。所以乔佩欣认为想要规避这种事情，就需要提高人民币信誉。若是外贸以人民币计价，那么可以规避很多汇率波动的问题。

但乔佩欣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一些人觉得这只是内部账务处理问题，就算是人民币计价，最后不还是要用外汇。而有些外商认为人民币没有含金量，所以不能作为结算货币。欧美国家的媒体更是说中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很多企业不愿意在银行用人民币开信用证。

在这种情况之下，乔佩欣丝毫没有气馁。因为中国银行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最主要的外汇管理银行，所以中国银行和外贸部、贸易公司关系很深。因为有这种关系，所以乔佩欣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都会带领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奔走呼吁，要求大家在广交会用人民币计价完成买卖。

在乔佩欣的奔走呼吁之下，广交会开始逐渐的接受了乔佩欣的主张。经过十来年的推动，广交会人民币计价结算越来越多。到了1964年的广交会有80%以上的合同都是人民币计价。虽然最后依旧是要用外汇结算，但只是人民币计算已经大大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也开拓了中国银行的外汇业务。利用这个机会中国银行还开展了预存人民币业务和远期人民币交易业务，提高了中国银行灵活运用外汇货币的能力。

乔佩欣在中国银行十来年，不仅让中国银行资产大增，利润大增，更是逐渐的形成了一套人民币和外汇管理方式。这才是周彬想要让乔佩欣接班曹局如的原因。

金融改革委员会是周彬为未来中国金融领域储备和培养人才的地方。未来中国金融行业要发展，金融改革委员会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利用这一次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机会，周彬才会调乔佩欣进入金融改革委员会，担任金融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配合陈希宇完成证券交易所的组建。

然后是衡阳国资委主任卫恒。

周彬给中组部和湖南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希望调卫恒进入金融改革委员会。卫恒目前是行政十一级的干部，是省管干部，就算是中组部也不好越过省委直接安排。所以周彬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就算是真的要调干部，也必须要走程序。

湖南省委这边当然不会拒绝。

卫恒被魏红军和周彬这些中央领导看上，这可是一条通天之路。要是阻止不仅得罪周彬这样的中央领导，还断了人家卫恒的前途。正所谓断人前途，如杀人父母。湖南省委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所以卫恒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手续办的也快。

甚至手续还没有完全办完，就已经到金融改革委员会报道，参与证券交易所的创建。在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先成立证券监督委员会。

证券监督委员会不像是之前成立的银监会和保监会，是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因为证券监督委员会以后要监督的是全国的证券交易。应该说以后全国的企业，大部分都要接受证券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因为全国的企业目前都往混合所有制的方向发展。

所以证券监督委员会以后会是庞然大物。

当然现在证券监督委员会只是一块牌子。但就算是一块牌子，选择的干部也是拥有足够级别的。周彬、贾托福他们推荐的是目前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兼党委书记金鸣兼任证券监督委员会主任职务。负责和金融改革委员会一起，制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份流通政策，以及创建证券交易所的问题。

这边忙着证券交易所创建工作的时候，陈运这边已经大致上完成了供销两端政策改革的方案。这份方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家供销社的改革。

国家供销总社发展改革委员会配合陈运完成了国家供销社改革方案。这份改革方案当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供销社完全退出粮油的统购工作。不过粮油毕竟是最基础的生活物资，是现在国家的战略物资。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能完全放开，是不允许私人参与粮食征收。所以公粮征收和统购粮油工作，都由粮食部接手。

这个主要是全国大干旱的年代粮食部发展太快，和国家供销社出现了职能重合的现象。后面大干旱虽然结束了，但粮食部依旧掌握粮油统购方面的权力。这一次国家供销社改革，就更加彻底明确双方的职能，退出粮油征收当中。

第二个是国家供销社要在五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退出县乡农村市场，关闭30万个左右的国家供销社基层分社。但这不是说国家供销社就彻底退出基层，完全不插手基层工作，而是不再直接进行基层单位的货物收购和销售工作。

不过虽然不直接进行购销工作，但也不可能完全放弃手中的职能。毕竟国家供销社在基层还承担很多其他的职能。在一些乡镇农村地区，国家供销社还担当商店、邮局、书店、饭店这种职能。

而且国家供销社在基层这么多代销点，都是国家供销社重要资产。哪里是说退出就能够退出的。这么庞大的资产也不可能直接废弃。

因此国家供销社的改革方向是，以东北区改革为经验，转让国家供销社在基层的这些资产和销售渠道。不是直接卖给别人，而是以这些资产并入到地方供销社，成立新的混合所有制的地方供销社，国家供销社成为这些地方供销社的股东。

国家供销社的基层分社，都是在县乡地区最中心地带。不仅地段好，门面大，有仓库，而且手中还有很多运输工具。这么优良的资产，有的是人喜欢。经过合并整理之后，国家供销社撤离基层地区，活跃基层销售活力，同时还能够利用手中的股份继续影响基层供销社的一些政策。

当然国家供销社关闭30万个左右的基层分社，不全是合并到地方供销社。有些基层分社会合并到其他单位，有些并入到邮电部门，成为了邮电部门的基层网络。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各种票证制度的改革。

票证制度短时间之内还是要延续，但不是说政策会一成不变。国家供销总社发展改革委员会将会负责票证的审核。当某些产品数量足够满足市场需求，或者说不再是特别紧张的时候，可以申请取消这种产品的票证。当然不是全国范围内的取消，而是要从一些重要城市开始慢慢的取消。

这算是第一次正式提出票证制度的退出方案。以前魏红军在一些中央会议上也提出过，随着中国从物资严重匮乏年代进入物资相对充足年代，需要慢慢的取消票证制度。就像是猪肉，在大干旱之前北京、沈阳、上海等重要城市已经是取消了猪肉票证，只不过后来大干旱又恢复了票证。

但这些地方取消票证，都是地方政府决定的，而不是全国范围内的政策。

这一次开始明确票证制度退出方案，是国家供销社发展改革委员会全权负责此事。国家供销总社的这个发展改革委员会，虽然是为了改革国家供销社成立的，但很多方面却是直接参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政策制定上。

第四个方面是供销政策和国家供销社之间的关系。之前工业品出厂之后，都要先进入国家供销社系统。通过国家供销社系统，才能够送到各个基层分社。然后靠着基层分社销售这些工业产品。

但这一次要改革这一点。

首先国家供销社的基层分社要慢慢的取缔，另外一个是所有产品都进入国家供销社系统。结果是国家供销社在存储、调度、运输等方面压力很大。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带来严重的损耗。供销政策的改革，正是要改革这一点，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加快产品流通。

这一次改革的方向是，工厂的工业产品出厂，产品不需要一定进入国家供销社系统。若是工厂和其他一些地方供销社有了合作，就可以不通过国家供销社网络，把产品直接卖给地方供销社。但就算是不走国家供销社系统，但工厂出厂的产品也需要在国家供销社这边登记。登记产品的生产情况，销售去向等等。

这一次供销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物资流通的问题。但不是说国家要彻底把这些产品的控制权放开。国家需要准确的工业数据，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方向，必须要在国家供销社这边登记，让国家供销社对于全国商品的流动进行统计。

只有对于全国的商品有足够的、准确的统计，才能够给中央制定下一步经济政策提供依据。而且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的中国经济活动也不再是十几年前那么单一。所以获取全国经济数据，也不可能只是单一的依靠国家供销社一家。

在销售端来说，有商业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他们的数据。在人民群众收入方面，还有国家商业银行、全国信用社的数据作为补充。

魏红军和陈运的想法是，未来国家供销社的一些部门改为商业公司之后，国家供销社的政府职能方面就合并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商业部、邮电部这些部门。

国家供销社的改革方向是很明确的。

暂时国家供销社还要负责全国供销两端的整体数据，但却不再是跟以前一样直接把控供销两端所有的一切。要慢慢的放开供销两端的政策，减少整体的运输成本、存储成本，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以此来减少人为的产品损耗，降低市场端的产品价格，进一步活跃市场，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围绕着供销两端的政策改革，武汉经济工作会议讨论非常激烈。因为大家都知道，供销两端的政策只要一放开，那么开始阶段必然会出现一些混乱。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减少这种混乱的时间，如何让工厂、国家供销社、地方供销社，还有各方面的运输力量，在这种混乱当中迅速找到自己的定位，尽早的结束这种混乱。

经济工作会议在武汉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和中苏、中南半岛国家的谈判在巴黎正式召开。结果双方第一天的谈判就不欢而散。

因为双方谈判的前提条件就发生了严重的矛盾。

美国要求谈判期间中南半岛各方势力停火，这个不仅仅包括和美军之间的战斗，也包括和美国在中南半岛扶持的那些伪政权。美国认为各方势力停火应该是谈判的诚意，谈判的前提条件。但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立马拒绝美国这个提议。特别是暹罗共产党和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代表情绪很是激烈。

暹罗人民解放军利用这半年的时间，解放了大部分的泰国国土。美军被迫放弃一个又一个军事基地，现在只是占据几个重要的军事基地。暹罗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目标是要趁着现在大好的局面解放曼谷，彻底推翻泰王政权，解放全暹罗。

这个时候让暹罗人民解放军停止脚步，暹罗共产党怎么可能同意。现在泰王政权的部队是望风而降，整个政权最虚弱的时候。要是给泰王政权喘息的机会，他们联合以前泰国贵族和地主，加上美国的支持，说不定又能够恢复元气。这是暹罗共产党不能接受的。

还有马来西亚共产党。

他们利用马来西亚内乱，也就是新加坡独立的机会，和马来西亚华人创建了很多联系。北部有暹罗共产党的支持，马来西亚内部有华人的支持。这让马来西亚共产党这两年发展非常快。而且跟着暹罗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也受到了锻炼。

等解放了整个暹罗，下一步就是推动马来西亚革命。这个时候停战，马来西亚共产党怎么可能同意。

所以他们坚决反对。

中国这边的意思是，谈判是谈判，打仗是打仗，两者完全不相关。完全可以一边谈一边打，打打谈谈很正常的事情。为了表示诚意，中南半岛共产党武装已经表示不会主动进攻美军基地。但不进攻美军基地，不代表不进攻伪政权的地盘。

所以中国也是不支持谈判期间停火的要求。

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之后几天双方依旧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但始终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条件。这几天的谈判，双方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看到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的态度很坚决，美国这边立马放弃了原来的态度。

因为现在急的是美国，美国是真的拖不下去了。

美国方面立马跟中苏两国表示，想要提升巴黎谈判的规格。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准备亲自来巴黎进行谈判，希望中苏两国也派出高层。

对于美国提出的更高级别的谈判，中苏两国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回应。苏联方面派出米高扬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而中国这边派出陈老总为团长的谈判队伍。

全世界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巴黎。

因为中南半岛的战争正在改写世界历史，大家都想看看中美苏三国在巴黎谈判的结果。而就在中美苏三国准备进行高层会谈的时候，中国这边突然发起了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役。

1268 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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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对于蒋匪海空军基地持续的打击是非常有成效的。

最大的成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