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97章

中央全会结束后,利加乔夫来到了总书记办公室。

这位刚刚卸下代理总书记职务重新成为第二书记的西伯利亚人手里正拿着一份草稿：

“总书记同志，我起草了一份文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应该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一次彻底的批判，把他的错误全部公之于众,否定他的错误路线。”

斯拉瓦拿起那份草稿看了起来。

草稿的措辞激烈而严厉,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清算,要在党代会上公开宣读，把戈尔巴乔夫政治性地否定掉。

斯拉瓦读完沉默了很久。

利加乔夫的用意他很清楚，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这样的偏保守的人很乐意看到一场对戈尔巴乔夫的彻底清算——因为彻底否定戈尔巴乔夫,就等于彻底否定激进改革派路线,给他们恢复“前戈尔巴乔夫秩序”创造空间。

但斯拉瓦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叶戈尔·库兹米奇,”斯拉瓦缓缓地说,“您知道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发生了什么吗?”

利加乔夫一愣,不太明白斯拉瓦为什么提起这个。

“您是指匈牙利事件吗?”利加乔夫说,“还是中苏分裂?”

“不,”斯拉瓦摇了摇头,“全都不是。”

他看着利加乔夫,一字一句地说:“是党不再被自己相信。”

利加乔夫怔住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那个秘密报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同志。从那以后一个问题就被许多改革派提了出来,而且再也关不回去了——

如果党可以让赫鲁晓夫口中的斯大林当三十年的最高领导人,那么这个党的判断力到底有多可靠?

党今天否定了昨天认定的人,那么党明天的判断,谁还会真心相信?”

“一旦党自己开始公开地否定它过去认定的领袖,那么党的权威、党的合法性,就会从根基上被动摇！这种动摇,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

波兰、匈牙利的动荡,中苏的分裂,知识分子对党的整体怀疑....这些都是从那场秘密报告开始的。”

斯拉瓦想起了他穿越前的那条时间线，那个公开性的潘多拉魔盒被彻底掀翻、党的合法性在一场又一场的自我否定中崩塌、最终整个国家轰然解体的结局。

他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清楚,对前任领导人的公开清算会怎样侵蚀党的根基。

“戈尔巴乔夫不是斯大林同志,”斯拉瓦继续说,“他执政才两年，他的错误是政治错误,不是赫鲁晓夫所说的历史罪行。用秘密报告这种最严厉的清算方式来处理这种级别的问题,等于用大锤去砸一颗坚果——既不必要,又损坏了大锤本身。”

他把那份草稿放回了桌上。

“而且叶戈尔·库兹米奇,我们必须想清楚一件事——如果我们彻底否定戈尔巴乔夫,我们否定的是什么?是他的方法和节奏,还是改革本身?”

利加乔夫张了张嘴,想要回答,却发现自己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们这次推翻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改革是错的——你我都明白不改革死路一条,我们团结在这里是因为他的方法和节奏错了。”

斯拉瓦坚定地说：“我们在1985年四月全会确定的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确实要清理干部队伍，确实要年轻化，确实要打击贪腐，确实要搞民主。

我们要纠正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执行中犯的错误,而不是改革本身。如果我们把戈尔巴乔夫彻底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就等于宣告改革本身是错的——这不仅会让国内的保守派借机翻案,也会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那些正在搞改革的兄弟党陷入被动。”

斯拉瓦看着利加乔夫说道:

“一个把自己历任总书记都钉上耻辱柱的党,最终会发现,自己也站在那根柱子上。”

利加乔夫沉默了很久。

作为一个党性极强的人,利加乔夫一向认为,对错误必须彻底清算、对敌人必须毫不留情。但斯拉瓦让他看到了一个更深的东西——彻底清算的代价,是党自身的合法性。

“那么总书记,您打算怎么处理戈尔巴乔夫?”

斯拉瓦早就想好了答案：‘我们不搞秘密报告,但我们要给历史一个交代。在合适的时候,我们由集体通过一份决议。

我把它叫做《关于1985年到1987年党的若干工作问题的决议》。”

他开始阐述他的设想:

“这份决议要做几件事。第一,肯定1985年四月全会确定的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改革要继续。

第二,肯定戈尔巴乔夫在推动改革启动方面的历史性贡献——他确实是改革的开启者,这一点不能抹杀，因为我们也要搞改革。

第三,指出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阿拉木图、对军队的政治化、公开性的失控、对外政策的失衡、集体领导原则被破坏...这些要具体列出来。

第四,指出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戈尔巴乔夫同志个人,但也反映了党的工作机制中的系统性问题。

第五,明确当前的任务,是在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的方法和节奏。”

“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处理,”斯拉瓦补充道,“由中央依法依规进行,不在这份决议的范围内。”

利加乔夫听着渐渐明白了斯拉瓦的高明之处。

这份决议实现了秘密报告想实现的所有政治功能：解释为什么要换路线，给新领导建立合法性，为人事变动提供理论根据，它还避免了赫鲁晓夫式的破坏性后果。

它保留了改革的合法性,限制了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攻击又保留了体制对总书记位置的尊严,还给了保守派一个交代——毕竟承认错误嘛,但又不给他们一个完全的胜利。

“我明白了,总书记同志。”利加乔夫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个年轻的领袖不是一个会被仇恨和清算的冲动所驱使的人，他想的是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

“还有一件事,总书记,”利加乔夫想起了什么,“您打算什么时候向华约集团和世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做一个正式的总结和说明?

毕竟,我们这次权力更替事发突然,各个兄弟党都需要一个交代。”

“越早越好，”斯拉瓦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紧迫,“我现在太缺时间了。”

斯拉瓦说的是实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留给这个国家的时间不多了。在另一条时间线上,从1987年到1991年,只有短短四年这个庞大的帝国就轰然崩塌。

他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一场与命运的赛跑，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无比宝贵。

利加乔夫想了想：“既然如此,我建议您在十一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来谈这件事。”

“全国党代表会议?”

“是的。”利加乔夫点了点头,“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和各个参会国沟通完毕了——为筹备这次会议,我们做了不少前期工作。

这次会议的规模和规格正好适合您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做一个全面的正式说明。”

斯拉瓦点了点头。

全国党代表会议并不常见，这是一种介于五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和经常召开的中央全会之间的特殊会议形式。

它的全称是“全联盟党代表会议”。与会的是从基层党组织选出的代表——规模可达五千人左右。这种会议从1925年到1941年曾经召开过,然后中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才重新召开。

它的功能是在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处理重大的问题。

这次会议将是苏共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会议。

它的重要性远超过普通的中央全会。现在搞的那个中央全会是纯粹的党内最高层会议,外国的兄弟党不参加，而全国党代表会议,是全党性的大会,外国的兄弟党会派代表团出席，通过几千名代表的鼓掌通过。

这合法性可比中央全会的内部投票要强得多！

与会的国内代表将包括: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各州和边疆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各大城市党委书记、中央各部部长、军队代表、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重要工业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劳动模范、文化界和科学界的代表,以及各级党组织选举出来的基层代表。

而国际的代表团则是这次会议最受瞩目的部分。

华约和经互会的成员国领导人将会到场，经过利加乔夫的邀请，东德的昂纳克、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匈牙利的卡达尔、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还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

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会派代表，比如古巴的卡斯特罗、越南的阮文灵、蒙古的巴特蒙赫、朝鲜的代表团。

中国的代表团也会来，苏共新领导人和中共代表的接触将会预示着中苏关系的重大转向——这将是整个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最重要的国际事件。

此外,还有那些非执政的西方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各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他们也会派代表团出席。

这将是一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盛会。而斯拉瓦,将在这场盛会上,向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宣告苏联的新方向。

“好,”斯拉瓦说,“就定在十一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叶戈尔·库兹米奇,前期的筹备工作,辛苦您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总书记。”

————

利加乔夫离开后,斯拉瓦独自坐在总书记办公室里看着窗外。

时间紧,任务重，中央全会刚刚结束,新路线刚刚确立,而前面等着他的是处理戈尔巴乔夫的善后，是十一月的党代表会议，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交代，是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是那一套盘根错节的干部特权体系，是随时可能因为民族问题而动荡的加盟共和国...

苏联几千平方公里的事情都压在他这个一米六的肩膀上。

“叮！”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可这部电话明明没插电话线，哪来的信号？

斯拉瓦犹豫着拿起了听筒。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他无比熟悉的声音，年导的语气利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老弟!”年导的声音里满是雀跃,“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怎么了老大?”

电话那头年导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宣告什么重大事件的语气说道:

“你应该可以解放了！我作为系统娘终于有系统了！”

“你不说我真以为你系统娘的身份是在唬我。”斯拉瓦撇撇嘴。

年导说：“我好像可以知道联盟的各项数据了，什么农业水平什么消费品水平之类的，你好像不用和下面人勾心斗角拿国家的真实数据了！”

斯拉瓦饶有兴致地扬起眉毛，拿着拔了电话线的电话走到窗边，问道：

“那么我们联盟的数据怎么样呢？消费品生产怎么样？技术水平怎么样？”

“全都是——呃....满分？”

“你搁这逗我呢？”

第71章 再来一次1929危机！

“你牛大了，老大。”斯拉瓦把这个数值在嘴里嚼了嚼，走到总书记办公室旁的休息间里拿了个小望远镜，看了看窗外五月的莫斯科。

远处，国营商店门口那条排队买东西的队伍少说有一百多米。

“你这系统是从克里姆林宫的宣传科直接进的货吧？”

“牢弟，别急，乐子还在后面呢，我先一项一项给你念，”年导那边咔嚓一声又咬开一颗瓜子，“你听好了——公共服务水平，八十。”

“八十？”斯拉瓦的眉毛挑了起来，“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个嘛，”年导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屏幕上找说明，“叫住房普及程度。”

斯拉瓦差点没把手里的电话扔出去。他想起自己在乌兹别克那会儿住的筒子楼，想起莫斯科城里那一片片五十年代赶工盖起来墙皮一年掉三回的赫鲁晓夫楼，想起多少家三代人挤在一套两居室里、厨房和厕所还得跟邻居共用的光景。

“别闹，”他没好气地说，“联盟的赫鲁晓夫楼多久没翻修了？城市里免费发房子顶天了百分之五十，多少人排着队等分房等到孩子都上学了还没轮上——

你这八十是怎么算出来的，把没盖完的工地也算进去了？”

“我就是个念报表的，你冲我嚷嚷有鸟用，”年导慢悠悠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接着听下一个——公民自由，七十。”

“...这又叫什么？”

“公民在各个生活领域里的法律自由。”

斯拉瓦舔了舔嘴唇，把兜里之前年导带给他的江的米条摸了一根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哼了一声：

“就克格勃在国内的名声，基本自由啦？七十，亏它好意思。”

“生活必需品水平，九十五。”

“九十五？消费品普及？我合着是一觉醒来跑步进了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昨天还看见排队抢自行车的，今天就九十五了——同志，咱们这国家是昨天夜里偷偷实现物质极大丰富不叫我，还是这报表它自己先富带动国家后富了？”

年导在那头嗤地笑一声：“知识分子忠诚度，八十五。”

“太忠诚了！”

这一下斯拉瓦是真绷不住了。他擦擦手，把纸团成一团弹进废纸篓，背靠着窗台，语气里那股子被气笑了的味道隔着电话都能闻见：

“忠不可言，忠不可言！经过戈尔巴乔夫这一年多的祸害，国内那批知识分子现在恨不得把我绑在T80U前面拉到红场来回碾两圈，碾完了还要在星火杂志上给我写讣告——

你管这叫八十五的忠诚度？”

年导的声音不紧不慢地飘过来：“就你那身高站直了都够不着坦克底盘，碾个寂寞，我看呐得给你绑到联合收割机前头，那玩意儿低，正好。”

“...你不呛我两句不舒服是吧？”斯拉瓦扶了扶额头，认命地接受了自己在身高问题上永远讨不到便宜的事实。

“你接着念，把这套漂亮话念完。”

年导念了下去，一项一项跟报喜似的：生态环境，高；公民自我实现，高；轻工业水平，高；服务业水平，高；重工业水平，更高。

整张报表从头到尾红彤彤一片，看着比劳动节游行队伍举的标语还喜庆，活像这个商店货架空空、边疆百姓越境采购、逐步落后的国家，已经在某个斯拉瓦没注意到的清晨悄悄登上了人类文明的顶峰。

斯拉瓦听着听着，原本那点被逗出来的乐子慢慢沉了下去，因为他太清楚这一片虚假的繁荣底下盖着的是什么了。

“等一下，”他打断了年导，“这里头就没有一个低的？”

“有，”年导咔嚓咬开最后一颗瓜子，“就一个，激进反对派力量，十五。”